关于前面高岗的事情，高岗后来给中央送上了一份报告，要求有重点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批示，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赞扬。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有关通知，要求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和“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认为主要矛盾是帝官封和人民的矛盾。但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再把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这时刘少奇就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刘少奇在有关文件中总是对资产阶级作了个限定，比如说反对“不法资产阶级”，反对“违背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总是想把具体上某个资本家个人，不是想笼统的。这反映出他们有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要制定新的税制，因为社会在改变。当时薄一波是财政部长，新的税制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精神，就是劳资平等，公私平等。那就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同等纳税，待遇一样。对于一样，毛泽东非常不满，非常愤怒。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来，毛就撤销了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3年5月，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做了重大调整。把政务院的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重要的部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已经被调来当国家计委主任，把这八个部划出了政务院。
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对前一段党内人士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公开批评。这个会议标志着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模式的选择，中国现代化走上了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模式。
农村在1951年就开始了合作组的运动，包括毛泽东对山西的批示，对老区合作化运动的批示，要求不断提高合作化的级别。但在农村搞这个改革，就造成了农村经济的波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发出了《关于减缩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提出要缩减农业合作社。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是比较了解农村状况的，他就主张要尽量减低，刘少奇是支持邓子恢了。
随后中共中央就连续发了几份文件，叫反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批评急躁冒进情绪，甚至给###的草稿中都说，现在提出一般的反对剥削是不妥当的，允许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就会有剥削，农村也应该有一部分的雇工。
这一年的9月，反冒进的运动基本结束了。合作社取消了，农民的情绪也稳定了，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但就在10月，毛泽东对邓子恢的反冒进整顿非常不满，所以就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谈话，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管农村工作的人是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提出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所谓“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他明确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万2千多个，到1957年可发展到70多万个，甚至一百多万个，“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反冒进”成果付诸东流，农村又兴起“摊派”式的合作化“运动”，农业再度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对农业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实际条件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巩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7 《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对邓子恢作了严厉批判，否定了1953年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倾”。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从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又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10）
关于城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一点是每个人的口粮都要计划呀。1953年起，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对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就是国家统一定价，农民不能自由卖。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剪刀差”这个词，什么叫“剪刀差”，就是国家便宜的买农民的粮食，然后用贵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个剪刀差的基金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以前有人说中国农村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中国5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实际是从农村吸取了大量的资金。
统购统销对农民生活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1953年起，统购统销政策就把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给固定化了。因为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卖，这样计划消费，不能随便买啊，就实行了票证制，可农民没有，再到1958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这样形成的。
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地区和职业上的区别，变成一种身份了。农村人从降生就一直是农村户口。
1954年开始又把贸易批发权掌握在了国家手里，私营企业受到的管制越来越多。到1956年1月底，全国的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工商改造，这种过快过量的改造给生产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周恩来1956年2月初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陈云也认为冒进了，搞得太快了。
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同意了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的意见，为此《人民日报》在6月20号发了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经常这么说，要反对这个，也要反对那一方，实际他有重点的。这个重点就是反对急躁情绪的。
《人民日报》当时的负责人是邓拓，因为他在《人民日报》长期工作，了解毛泽东的观点是什么。但这是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又不能不发。从邓拓个人看来，是倾向于赞同这篇社论的，所以就发了，但用了比通常社论小一号字。他把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看了。
发了这个之后，没过多久，毛泽东就把邓拓免职了，调到北京市委，说《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什么的。
1956年在这个精神下就开了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等，但实际上这时候已经决定了搞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内，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客观的精密计划的发展，另一种是搞群众运动式的，命令式的。从刘少奇、陈云、周恩来是主张前种。
但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大跃进”，不是反冒进。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八大的提法，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论断在会议上得到了认同。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从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做了承担责任的检查，但是毛泽东并不满意。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做了深刻检查。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央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在这个小组的有关文件中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这实际是对政府权力的一个重大转变，党政权力中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为“大跃进”作了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大跃进”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大跃进”就轰轰烈烈开展了。它造成的后果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就分析了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出农业要退够，认为包产到户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组织形式。陈云又出来主持调整度过难关的工作。
由于苏联出了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此时又担心中###内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提出特别要警惕修正主义。毛泽东的1966年五七指示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社会蓝图，把各行业办成一个准军事化大学校，过严密有组织的生活。我就不详细说了，这些大家都有了解。
从共和国的选择模式来说，文革的爆发是解决一种矛盾。文革的事情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之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阶级斗争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模式。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新世纪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开始。这时又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选择，这个风雨大家都经历过了，到九十年代确定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化道路。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一条，当然这个模式有很好的经济效果，但还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变革，否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各种社会机构和团体逐渐产生，我觉得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结果，中国现在有各种协会、非政府组织，这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能有的，允许社团存在并且能够筹集资金，这都是市场经济提供的基础。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11）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已经十二点了。
主持人：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化机遇的错失，是个复杂的话题。从学术层面上说，它是跨学科的，除了史学的，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等诸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当然，怎样解读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观的问题。以前，我们习惯于接受历史的宏大叙事。现在，我们已能更多地关注细节。像雷颐在演讲一开始就讲，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如果历史的宏大叙事离开了历史的细节，那宏大也只是个空架子。因为，我们对历史要有深刻的认识，也往往是从细节切入的。20多年前，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时，历史老师就讲过雷颐讲到的乾隆皇帝驱逐英国使节的那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乾隆80寿辰前，马嘎尔尼代表英国前来送礼，并希望能与中国通商。由于他不肯行下跪礼，乾隆皇帝做了“最高指示”，我现在还能记得老师是怎么说的，他说乾隆的最高指示是：“天国无所不有，该夷等礼貌不周，驱逐出境。”即便是喜欢做历史假设的人，要做假设也得从细节出发，比如由这个细节又可假设了：如果乾隆不用马嘎尔尼行下跪礼就接见他，并同意跟英国进行自由贸易，英国人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向中国贩卖鸦片了。再比如，如果光绪皇帝真的能包围颐和园，逼慈禧太后就范，独揽朝纲，中国就会实行日本式的“明治维新”，富国强兵，也就不会有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了。可惜的是，历史不仅不能这样假设，相反，由于这些细节都是历史的真实，才使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连串让我们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耻辱的印记。
听雷颐演讲的过程中，我不时会联想到现实问题。比如，雷颐提到中国现代化被延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我们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就该做的事。”我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今天来听讲座的有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及夫人方晶女士。梁从诫先生近年来一直关注绿色环保。见到梁先生在座，我便自然想到了目前我们的环保。我以前有好几次提到，我个人对环保局搞的那个什么“蓝天指标”很反感，觉得那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我很关注细节，前不久看到报纸上有两则报道，稍微一想，就觉得很矛盾，一则是汽车销量与去年同比增长50％多，而另一则是中国的城市有四成属于中重度污染，主要是汽车尾气所致。明明发达国家已经有过发展汽车工业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我们却依然义无返顾地重蹈覆辙。最近我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肺被汽车尾气强暴》。北京的环保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保护环境做努力和贡献。我们要的不只是不切实际的“蓝天指标”，我们需要的是空气的真正达标。细想一下，其实“蓝天指标”与没有污染也是两个概念。头顶有蓝天，并不意味着没有污染。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头顶可能是蓝天，可当你一经过稍微交通拥堵的路口，就能闻到空气中浓郁的汽车尾气的味道。我自认是个环保主义者，坚决不买汽车。有时接孩子放学，经过拥堵路口，我会跟女儿说，让他们买汽车，堵死他们！当然，这只是在抒发我个人胸中的怨气。我相信，政府部门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与权力的问题，简言之，要想做成事，需要有能做成事的观念和能使之付诸实施的条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拿李鸿章来说，他有前瞻性的观念。某种程度可以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并把一部分付诸实施的改革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一些亮色，有许多就是他留下的。然而，即便是权高位重如李鸿章者，光有观念都不行，他也是处处受制于人。再拿康有为来说，一个民间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先进的观念，却没有做事的权力。其实，直到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还是屡见不鲜。有观念，没权力，做不成事；有权力，没观念，做不好事。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