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艳一边哭一边说，多哈的酒店贵，采访要打车，碰到一个当地司机蓄意刁难，受了不少委屈；到球队采访也不顺利，被拒之门外毫无进展。那天她本来是想采访唐正东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人，这样下去她完不成报社给的任务，实在太难受了。
看到陈艳艳的样子，我很同情，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到这个陌生地方来的，一定要帮她解决困难。
我让人马上把唐正东叫下来，问她还要采访谁，她说还想采访朱芳雨。队员下来之后，我嘱咐他们今天记者问什么就要答什么，一定要好好配合人家的工作；然后又派人到餐厅拿点东西过来，让陈艳艳吃完东西再好好采访。
后来每次陈艳艳看到我，总是会提起这件事情。其实这真的是件小事，记者千里迢迢跟着采访，却让人家吃闭门羹，本来就是不应该的。我当时也跟队里特地强调了一下，希望他们能够体谅媒体的难处，要改变封闭的状态，配合好记者的工作。
《东方体育日报》的张华在一些人眼中是个刺头儿，这个人也挺能闯。记得我回中心没多长时间，有一天中午他找到我的办公室，先自报家门说了一番自己的经历，然后说不是采访，就是希望能和主任聊聊。
我当时有点困，不过一想一个年轻记者也挺不容易的，就跟他聊家常似的聊了挺长时间。我不知道他对那次聊天有什么印象，但看他确实经常写些很有个性的文章，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反应也都很快，像后来的东莞会议和财富论坛上出来的篮球和足球第一运动之争，他就抢先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不过因为有个性，张华也得罪了一些球队，比如有一次在采访八一队时，一个运动员把他给打了。我知道后，马上要求八一队作出妥善处理。由于张华平时写了不少关于联赛的负面报道，因此，大家说起张华都很反感。我的意见是咱们不能要求记者替我们歌功颂德，只要不搞假新闻，实事求是地反映联赛问题的报道，哪怕是负面的报道也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允许，对这些记者应该予以保护。
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实际上也有很大收获。因为很多业内的资深记者，像徐济成、孟伟、梁希仪、孙保生、苏群、谭杰、薛原、杨毅、单磊、于嘉、孙秋峰等对国内篮球运动的发展状况、对NBA的情况都很了解，也有自己的看法；每到关键时刻，他们都会给我反映情况，提出十分中肯的建议。通过交流，我发现这些老记们都是见多识广、有见识有思想的，每每和他们交谈一次，对我都有不少启发。
我和篮球记者的关系很好，这是圈内外公认的。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曲解了这层意思，有人说：“李元伟更会亲近记者、利用记者，因此说他坏话的记者相对较少。”还有人说：“李元伟就是在处理媒体的关系上比较圆滑，因此获得了不错的口碑。”甚至有人说“李就是热衷于炒作，其实他‘执政’的那几年什么也没变，换汤没换药”等。我想说这些话的人不仅曲解了我的为人，也低估了篮球记者的智商和道德操守。关于和媒体交往的问题，有人以为对媒体客客气气就会使记者跟着走，这真是天大的误解。我认为，对待媒体，第一，要真诚，真正要把记者当成自己人，尊重他们，支持他们。现在谁也不傻，想利用人的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第二，你不仅要有料，还得有道。所谓“料”，就是为记者采访提供内容和素材，能够满足他们报道的需要；而所谓“道”，就是要有项目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并且有能力付诸实施，能够得到媒体的认同，心悦诚服地和你配合，才能达到共赢的效果。这不是仅靠放下身段、客客气气就可以做到的。
进入篮管中心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除了正常开会，我都在不停地找人谈话，听取意见。当时大家都有不少想法，以前是没地儿说，现在都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我一边倾听，一边思考，各种改革的想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所有思考会聚到一点：中国篮球必须打破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状态，进行改革，大刀阔斧地改革。
从甲A到CBA（1）
CBA联赛是中国篮球走入市场的龙头，是篮球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五年的CBA联赛改革实质上是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和探索。这种探索，对中国篮球的未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开始：篮坛升起“北极星”
寻找突破口
初回篮管中心，事情千头万绪，训练、竞赛、国家队、青少年培养、经营开发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重点工作。从哪里着手呢？
从2003年初开始，中国篮球的局面显得有点沉闷：前一年中国男篮兵败釜山的阴影还没有消除，领导人更换的传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军心，篮管中心的工作难免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当时中国足球尽管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依旧显得有声有色，和篮球形成鲜明对比。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尽快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
2001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大势”，成为各运动项目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自古以来，凡有志做大事者无不注重“势”的作用，所谓“趁势而上”、“顺势而为”、“形势比人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如何抓住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历史机遇，快速发展壮大自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从竞争的角度讲，运动项目之间各有各的优势，大家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对机遇，看谁抓得准、抓得狠、抓得及时，谁就可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篮球而言，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足球，这两个项目的类型、特点、环境、历史都相差不大。而足球作为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已经取得了先机，打开了一片天地，无论在组织、机制、市场方面，还是在经济实力方面都领先于篮球。在取得2002年世界杯的入场券后，中国足球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我意识到，在抓机遇、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赶超的目标，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潜力，求得超常规发展。于是在回到篮管中心三周后，我在中心内部会议上提出“虚心学习足球、全面赶超足球”的目标。篮球在中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快速发展的条件，中国足球可以在短短的*年间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篮球为什么不能？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成功，那是自身的无能。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我想，中国篮球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篮球为什么要改革？是因为落后，因为不适应，因为要加速发展，所以要改革。目前中国篮球与世界篮球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存在着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不适应，存在着不利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所以要改革，而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固然有风险，但不改革同样有风险，而在有些情况下，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手篮管中心主任一职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中国篮球改革的本质是什么。我最终的结论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中国篮球融进市场是最终的方向，要在市场中求得生存，赢得发展。而且随着工作的深入，我这种想法越来越坚定。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告诉我，中国有几亿篮球爱好者，他们或是直接参与者，或是球迷。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给过我温暖，给过我喜悦，他们必定是未来篮球市场的热情消费者。我在北京体育大学篮球专业就读的本科和研究生7年时间里，对中国篮球的感性认识逐渐形成理性认识，就是由于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惊人的表现，有过辉煌的战绩，还有一批如钱澄海、杨伯镛式的篮球英雄。因此中国篮球完全有可能经营成一个不错的市场产品，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俗的产业。今天，国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赋予我这样一种权力，我终于可以去尝试实现这一理想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甲A到CBA（2）
显然，篮球的改革要比体科所的改革更为艰巨。体科所的改革是一个单位的改革，相对比较单纯，而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有明确的要求和模式，你只要坚决照办就行了；而篮球改革则涉及到一个行业，成分复杂多样，关系盘根错节，牵扯到多方面利益，而且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参照，其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如何起步呢？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迅速打开局面。从这一点来讲，联赛的赛期长、流动性大、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抓住联赛这个环节能有效地带动其他工作的开展，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5年开始的篮球改革就是从竞赛体制改革入手，从而带动了整体改革的成功，深化联赛改革也必须走这条路子。
盘点历史
就一般经验而言，改革不应该是孤立的事件，它应该是历史的延续，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必须重视。
我进驻篮管中心后，翻阅了全国男子篮球甲A联赛以往几个赛季的大量资料，对从1995年开始的联赛发展状况做了一个整体评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梳理。我的目光最后停留在中国篮协于1999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篮球工作会议上，这是我曾经参与筹备的一次重要会议，我的前任曾代表中国篮协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
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男篮甲A联赛存在的问题：“资金来源单一，市场开发广度、深度不够，利益分配关系不明晰，合作不稳定，市场运作不规范；在残酷的升降级赛制下，一些俱乐部追求短期效益，球队建设、球市开发、俱乐部长远发展无力顾及；宣传推广工作滞后，球队与球迷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各主场球市冷热不均；年轻球员上场机会少，优秀球员难以流动，参赛队实力有较大差距，比赛往往是紧张有余，精彩不足，影响联赛水平；球员收入、外援工资盲目攀高，俱乐部负担越来越重，为了保级、升级，一些俱乐部不惜采用不正当手段。另外，在这种开放性赛制下，难免出现盲目办队、铺摊子，低水平重复，造成资源分散，投资效益低下。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制约CBA联赛的生存和发展。”
随后提出了一个发展职业联赛的目标和思路，目标是：“继续推进篮球职业化改革，逐步建立职业篮球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体制，形成职业篮球与非职业篮球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各走一径、共同发展的格局。今后几年里，我们要逐步推进这次改革，力争在2010年前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篮球体制。”
据我所知，这个思路最早出自原篮管中心副主任续川之手。他是与我们共同筹备篮管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一个很有头脑和战略眼光的同志。我认为这个重要思想是前期中国篮球职业化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一个发展职业篮球的极有价值的战略构想，符合国际篮球运动发展趋势和中国篮球联赛的实际，因此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高度赞同。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思路，不知为什么在此后的四年中被束之高阁，既没有看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落实，也没有看见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篮协领导层缺乏危机意识，缺乏从整体上改革联赛的决心和勇气，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业已确立的改革思路付诸行动，只满足于在局部问题上的修修补补，从而延误了联赛发展的宝贵时机。这是联赛改革不彻底、发展步履蹒跚的根本问题所在。
从甲A到CBA（3）
这时，我深深地意识到，深化联赛改革必须从落实这个工作思路入手，不失时机地加快联赛改革进程，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自2003年开始的五年联赛改革的实质，就是落实1999年全国篮球工作会议所确立的联赛改革目标和思路的实践过程。
2003年9月20日，2003～2004赛季中国男篮甲A联赛竞赛工作会议在北京京瑞大厦召开。这是我上任三个月后，第一次面对俱乐部、主教练、赛区负责人和媒体发表公开讲话，而这个讲话的主题就是要进一步推进联赛的职业化进程，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我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近年来，尽管我们的联赛在不断取得进展，但在赛制改革上没有明显的突破，还基本处于对局部问题进行调整修补的状态，联赛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必须认真总结甲A联赛举办八年来的经验，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措施，从总体着眼，全面审视，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案，推动联赛的整体进步。”我接着提出了推出新联赛的设想，并通报了成立调研工作组，从对俱乐部现状调研切入，瞄准新联赛的构建，最终规划整个篮球产业的发展。我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会场气氛相当活跃。
明确了主攻方向和工作思路以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改的问题了，但具体怎样做，我还不十分清楚。一切应该始于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003年9月底，篮管中心成立了一个“篮球职业化运作调研组”，开始认真研究联赛的定位、目标和行动计划。
调研小组由我来负总责，刘玉民担任组长，挑选的几个核心成员都各有专长。
刘玉民，时任中国篮协副主席，是国际篮联中央局委员，实际上是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创始人之一。自1995年开创季以来的头两届联赛都是由她一手操办的，应该说她最有资格和威望担任这一重任。刘玉民是前国家女篮著名运动员，后担任中国篮协领导工作，为人爽朗热情，工作认真负责、细致周到，敢作敢为，很有亲和力，是一个难得的业务型干部。刘玉民的父亲刘建章是“老革命”，曾任铁道部部长，“*”期间曾担任进驻国家体委的工作组组长，也算是中国体育界的*之一，离休后任中国老年人体协主席。
鲍明晓，来自安徽，他是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方面的著名专家，是我在体科所工作时的老部下。鲍明晓思想解放，熟悉情况，思维严谨，条理清晰，宏观研究能力强，文字水平高，曾主持过多项体育总局经济产业方面的重大课题，著述颇丰。他为人谦和内敛，平和慎言，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平时话虽不多，但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想问题、看问题都比旁人深刻，是我的顾问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徐济成，人称“大徐”，新华社体育部资深记者，采访过多届奥运会。他对NBA非常熟悉，对国内篮球更是知根知底，对改变联赛面貌有着强烈的冲动，所以他也抱着满腔热情加入了这个团队。大徐的一大特点是，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功底和敏感度，使他能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运用比喻说得形象、生动、恰到好处。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能在半睡眠状态下做笔记。2004年他在国家男篮做兼职翻译，一次随队访美，在达拉斯小牛队开全队会。由于旅途奔波，加上时差，他睡着了，但奇怪的是他竟然能一边打盹一边记笔记，被蒋兴权、阿的江发现，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听说这个插曲后，觉得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甲A到CBA（4）
严晓明，清华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