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唐罗联军开始围攻百济叛乱发源地任存城，但守将迟受信抵抗顽强，唐罗联军连续围攻一个月也没能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的圣旨到达，要求新罗与百济王子扶余隆盟誓，但新罗方面以百济局势尚未平息为由，拒绝，并于11月4日班师回国。
新罗真正想做的，是利用百济乱局未定的局面进行反唐斗争，继续兼并该国领土，它不愿意在任存山这根难啃的骨头上再花精力。
接下来，唐军独自面对百济残部据守的最后一道堡垒任存城。
任存城为一座山城，石头堡垒四周又有大栅，被百济叛军经营多年，兼借地势之险，可谓固若金汤。
但是在这一战局胶着之时，唐军方面成功招降了在任存山一带割据的黑齿常之及其别部将领沙吒相如。
刘仁轨再次做出大胆决断，让刚刚归降的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二人各率其子弟兵反攻任存城。但孙仁师将军表示反对，他对黑齿常之持怀疑态度，担心其再次反叛。 。 想看书来
八 中日千年第一战（5）
刘仁轨将军的政治智慧与知人善任再次得以彰显，他认为黑齿常之与沙吒相如本是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之人，“向者所托，未得其人”，如今，正是其感激报效之时，完全可以放手任用。
在刘仁轨看来，黑齿常之的叛乱，完全是苏定方的不良举措造成的。
在此关键时刻，刘仁愿果断采纳刘仁轨的方案，起用沙宅相如、黑齿常之，并发给他们粮草和兵器。
刘仁轨的信任和理解使黑齿常之非常感动，二将不负所望，在短时间内顺利拿下任存城。城中百济守将迟受信抛妻弃子，只身逃往高句丽。
黑齿常之后来成长为大唐王朝著名的军事将领，二十年后在武则天时代因破后突厥受封燕国公。百济战后，他被召回，戎马半生，身经百战，长年经营西域，败突厥、制吐蕃。不幸的是，在武则天恐怖政治时期未能身免，在狱中自缢而死，终年六十岁。
至此，大唐百济之乱完全平叛，前后历时三年零三个月。
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孙仁师、熊津都督府都督刘仁愿将捷报送回长安，同时也将鸡林州都督新罗王金春秋拒绝与熊津州都督百济王子扶余隆结盟之事禀报。
大唐高宗在欣喜之余也开始预感到半岛局势的不够明朗。在他的直接压力之下，新罗方面与扶余隆勉强盟誓。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在刘仁愿的主持下，鸡林州大都督新罗王金法敏与熊津都督扶余隆在熊津城筑坛盟会，在表面上实现了将新罗与百济纳入大唐的鸡林州与熊津州两个羁縻州的和平体系之中。
平定日本支持下的百济叛乱之后，唐高宗任命百济国末代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诏刘仁轨将兵镇守百济，孙仁帅、刘仁愿还朝。由于扶余隆不愿赴任，刘仁轨转任检校（代理）熊津都督，暂时成为大唐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
大唐气象之所以在高宗时期得以延续，并承前启后，从刘仁愿将军归朝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得出其原由。
刘仁愿回到京师之后，高宗皇帝问他：“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怎能有这般的本事？”
刘仁愿不可能不清楚，前方大捷回京面圣之日，也是论功受赏之时，但他却这样答道：“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力所能及也。”
高宗皇帝很高兴，遂加刘仁轨六阶官，并正式授之为带方州刺史（此前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即代理），还在长安城里为其建造了一处大房产。刘仁轨的妻、子也都得到了赏赐，远在海东之地的刘仁轨在不久之后还将受到上谕嘉奖。
站在一旁的上官仪说了句公道话：“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此后，百济旧地即大唐熊津都督府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刘仁轨已六十三岁，他在熊津都督任上尽心尽力，走下战马的将军致力于将百济旧地经营为大唐的一片沃土。
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并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并制定详细计划“修录户口”、“整理村落”，使普通百姓具有基本的安居之所；他还一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重新编为府、州、县，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保持一致性，“署置官长”，在各级行政体制的位置上，有百济人也有汉人。更有诸如“开通途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等具体的战后重建措施。而“立唐社稷”、颁示正朔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则意味着遵大唐正朔，这充分说明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是直属性的，已经不同于羁縻州序列。
刘仁轨的努力效果明显，短短几年之内，“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其战后重建工作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大唐高宗也已经意识到，在半岛之上对新罗不能过度依赖。
九 日本人的忧虑
日本舰队全军覆没、唐军展示出来的强大的综合实力使日本认识到与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日本立即进行本土防御准备，大规模构筑沿海防御工事，在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地布置防务、设烽火台，又在筑紫修筑水城，严阵以待，以备唐军乘胜进攻日本本土。
这次战争对大和朝廷上下震动极大，作为一场涉外战争，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震慑仅次于二战后日本对于美国人的恐惧。
白江口之战结束半年之后，有一批从大唐熊津州出发的使者来到日本对马岛，使团的人数有百余人。这也是大唐与倭国在半岛交锋后第一次向倭国派出使者。
以天智天皇和大臣中臣镰足为首的大和朝廷，面对唐朝使团一筹莫展，只是下令拖延接见，随后又做了谨慎的接待工作：一方面拒绝唐使进入日本内地，另一方面派出五年前的遣唐使副使津守吉祥连参与接见。
这支使团的背后是主持百济事务的刘仁轨，目的在于掌握日本军事动向。
日本方面谨慎的原因在于，刘仁轨将军是大唐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军政首脑，他所派出的使团就只能代表百济地方，如果日本接受了这种外交模式，就等于认同本国与大唐熊津都督府处于同一个外交等级之上，从而就失去了直接与大唐中央政府对话的资格。这无疑将对刚刚承受战争失败的大和政权造成压力。
实际上这批唐朝使团的来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安抚和警示日本。此时熊津都督府正在主持百济旧地的战后重建工作。恢复并进一步提升百济地方的经济实力，不仅可以使地方安定，还可以为接下来的征讨高句丽事务提供安全有效的侧翼保证。
日本方面所担心的是遭到大唐远征的心理在这个时候弥漫全国上下，如果日本战略判断失误，做出非理智的外交对策，将会对唐朝的东北事务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对日本进行外交安抚和警示，目的在于在半岛外围创造出基本安全的外部空间，此举具有很高的国际战略价值。
但是日本所进行的应对工作也表明，该国的外交工作也渐渐圆熟起来，一方面他们坚持不以朝廷名义与使团接触，另一方面又让地方官僚出面，保留了与唐朝进一步沟通的渠道。只从这一点来说，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已经表现出了7世纪优秀政治家的风范。
公元666年冬，唐高宗任命名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统率数道唐军出击高句丽。加上高句丽此时出现内讧，所以面对唐军的进攻，高句丽军队节节败退。
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冬天，唐军彻底征服高句丽。
征服高句丽之后，大唐朝廷在其旧地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代理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驻扎当地。这个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不但管辖高句丽旧地，同时也管辖此前被平定的百济旧地。
公元668年，中大兄王子从幕后走向台前，正式登基，成为日本新一代天皇——天智天皇。
当年10月，大唐英国公李勣征服高句丽的消息传到日本列岛。
唐军要修整战船攻打日本的传言再次不胫而走。为探听虚实，日本于公元669年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庆贺大唐平定高句丽。
高句丽被唐军彻底征服之后，刘仁轨、刘仁愿两位将领班师回国，熊津都督在名义上仍旧是扶余隆，但他已经不愿离开大唐内地，执行具体事务的是原百济人。后来百济故土大多被新罗国吞并。薛仁贵时任鸡林道总管，协助熊津都督府同新罗作战，但始终未能成功驱逐新罗人。
公元675年春天，新罗向日本派出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此前，刘仁轨将军为遏制新罗对大唐熊津州领土的侵蚀，大破新罗军于七重城。朝鲜半岛再一次发生新的动向。但是，这一次日本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公元685年（唐垂拱元年），刘仁轨将军病逝，大唐朝廷给了他很高的政治荣誉，赐其陪葬乾陵（当时该陵地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武则天死后亦葬于此地）。在这一年，武则天将两只大熊猫赠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但是跟随刘仁轨作战的儿子刘浚却没有那么幸运，刘浚在父亲死后第二年就遭酷吏诬陷流放广州，于公元689年死于流放地，享年四十七岁。
扶余丰在白江口之战后经由今天的黄海，逃至高句丽。高句丽被唐军平定之后，扶余丰被俘，后被大唐政府流放于岭南。
由高宗亲自任命的熊津都督扶余隆，不愿再返回百济故土，在高宗身边过起了吟诗作赋的贵族生活，于公元682年（唐永淳元年）在逝于长安，享年六十八岁。
唐朝方面于公元677年，将熊津都督府与建安州都督府合并，治所从泗沘迁至建安（今辽宁营口），共同隶属于安东都护府。
失去了两位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新罗最终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
公元68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全部领土，百济领土的全部以及高句丽南部被新罗兼并。
公元735年，唐朝对这一现状予以承认，朝鲜半岛进入了所谓的“统一新罗时代”。
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唐朝中央政府册封。
公元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一般称其为“王氏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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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因为失败，所以虚心
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直接影响就是促其国内爆发“壬申之乱”。
在其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再次进入白热化阶段。
天智天皇于公元671年去世之后，其矛盾进一步升级。
公元672年，日本爆发大规模内战，即“壬申之乱”，大海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后来登基为天武天皇打下了基础。这位执政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内政改革之上，不再热衷于派遣遣唐使，但是与新罗的关系却变得微妙起来。
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受到大唐高宗皇帝自称“天皇”的影响，确定对内使用汉字“天皇”，另一方面，将国号正式改为“日本”。这个国号很可能源自圣德太子时期的 “日出处天子”，“日本天皇”正式登上日本历史舞台。
公元700年（日本文武天皇五年），由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参与编纂的《大宝律令》完成，于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正式颁布。这部著名的法典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它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就像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改革一样，日本大化改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由于旧势力的反扑，一度恢复了落后的部民制。
大化改新是个逐步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宝律令》，使改革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得以巩固。
《大宝律令》实施以唐制为框架的政治体制。
针对唐朝中央政府所设有的三省六部，日本把中书省冠名为中务省，部门首长称为中务卿，如果是皇室亲王担当，则为中书王，但没有设置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有把敕书的立案和审议工作分开。而日本太政官则相当于尚书省，部门首长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唐朝尚书省下设六部，日本也设置了相应的政府部门（六省）：
中国唐朝 ？职？责 ？日 本
兵 部 ？国防治安 ？ 兵 部
刑 部 ？司法刑讯 ？ 刑 部
工 部 ？建设营缮 ？ 宫 内
吏 部 ？官制人事 ？式 部
户 部 ？度支财务 ？民 部
礼 部 ？教育礼仪 ？ 治 部
御史台 ？纠察官员？ 弹正台
中务省、“六省”外加日本自主创制的大藏省（管理贡品出纳），并称中央八省。
至此，唐、日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而消失了三十多年的“遣唐使”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
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
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的高度文明——这些策略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除了担负国家使命之外，还带着血缘亲情，他们就是唐日混血儿。
在唐日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的还有许多，唐人也有在日本结婚生子的，混血儿这个群体应该也不小。有些人虽然没有加入到使者队伍中，却同样为两国交流做出了贡献。如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也热衷于传播唐朝文化。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在这一批使者中，就有中国人熟知的阿倍仲麻吕。此时正值盛唐高峰。
第九批遣唐使回国之后，即公元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
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段中日历史上真正友好的时期。
参与编纂《大宝律令》的藤原不比等为中臣（藤原）镰足之子，他生于公元659年（日本齐明天皇五年），其兄为著名的遣唐使、学问僧定惠和尚。
藤原不比等对日本历史的作用或许没有他的父亲中臣镰足那么大，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主持编定两部重要的唐式律令。但他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程度，却远远大于其父中臣镰足。
从藤原不比等开始，外戚势力开始严重影响日本朝政。在与政敌的冲突中，他之所以拥有如此优越的政治优势，除了父亲中臣镰足的余脉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他掌握了大唐王朝这个超级大国的发达秘诀，并且虚心学习。
在这段和平发展的时代，日本仿大陆创造的“平安文明”繁花似锦，直追盛唐，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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