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她说，这些问题自己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幸福时光让李银河沉醉，却没想到如此短暂。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发给李银河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次日凌晨，王小波心脏病突发辞世。其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得到消息后，她“脑子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
后来在《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一文中李银河深情写道：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最幸福的人；失去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年。2007年4月11日，李银河和12位包括记者在内的王小波的忠实读者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的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是很私人的，就是一帮小波的粉丝为了纪念他，想做点儿跟他有关的事儿。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我正好没去过云南，就答应了。它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记者问及私下李银河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怀念王小波时，她淡淡一笑，回答朴实无华：“在心中默默想他。”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至于目前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她语气平缓从容，似乎在问旁人，但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人物档案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参加过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光明日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单位工作，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5）
◆1998年出版“性社会学系列”。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2005年8月，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
◆2005年12月，“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的观点引发争议。
◆2006年3月，“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仍表示继续提交。
◆2006年3月，声援女子上班被*提工伤索赔。
◆2006年7月，为“*”正名。
◆ 2007年，第四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李银河自述：王小波立场和我一样
李银河，社会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出版“性社会学系列”。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6年，因前卫性观念引发争议。对于一直致力于中国性社会研究的李银河来说，她感觉社会一直在进步。2007年，她将第四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1989年我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只有15％，而这里面相当的一部分是准备结婚的伴侣。现在婚前检查发现婚前有过性行为的有六七成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到10年的时间，增加这么多的百分点，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性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性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五十年代差不多，我做的事和金赛也类似。那时候美国人对金赛的观点同样存在争论，他的很多东西都发表不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和他那时的处境有类似的地方。有一次开会，澳大利亚的一个同性恋*官曾对我说，我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就是当年金赛在美国做的。其实有很多同性恋给我写信时说，原来觉得生活一片漆黑，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后觉得豁然开朗。
今年两会期间，我将通过社科院的全国政协委员第四次递交《同性婚姻提案》，我也在网上号召广大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支持这个提案。我心里清楚，这个提案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会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公众对同性恋者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不是有同等的就业机会，美国有86％的人认为是，中国是91％。关于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否有同等的人格平等，国内80％的人认为是平等的，但是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大家的接受程度就差一些，比如说同性恋者能不能当老师，表示可以接受的只有40％左右，同性婚姻的赞成率大概有20％。
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争取权利的阻力其实比西方小得多。由于宗教原因，西方许多基督教右翼团体激烈反对同性恋行为，还出现过*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数中国的反对者还是从传统生儿育女的婚姻观出发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6）
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李大钊还有很多革命伟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提倡过“男女平等”。但现在在中国，“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实在是一种歪曲。
过去一年和一些人发生的争论，我觉得是鸡同鸭讲。现在，我就面临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他的好多话能给你气乐了，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没辙。王小波受欢迎，在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的*和自由思想这些是人们认可的，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独一无二的。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有人批评他犬儒，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
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无论如何，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是向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要知道，在20年以前，像木子美这样的人是要判流氓罪的。1997年流氓罪取消了，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的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后来检察院起诉，法院批捕。罪名就是“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事实上，这是对私生活的一种严重干涉。而现在，这种事情基本没人管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对话李银河：生命就像幽灵岛
见面那天，北京风大，颇有摧枯拉朽之势。李银河的寓所正在装修，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采访在二楼相对安静的一间书房内进行。午间的阳光透过玻璃，如同波纹一样在她脸上流淌，随着光影转换，这个“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看上去忽明忽暗，仿佛一条水草在湖底飘摇。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始终斜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上还摆弄着一只铅笔，随意而旁若无人，但并不令人反感。 。。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7）
吴怀尧：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李银河：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吴怀尧：你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定居，为什么选择留下？
李银河：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吴怀尧：针对你的言论的各种批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与心情？
李银河：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吴怀尧：今年2月初，你在博客上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压力，而使你不得不“闭嘴”，很多人都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涉性观点引来很多评论。有的网友就写信恐吓我，说我为同性恋说话会下地狱，还给我寄来一本讲地狱如何恐怖的书；还有人跑到社科院施压，跟我们领导讲不能让我乱说，院里顶不住了，担心大家误解我的观点就是社科院的观点，所以就让我尽量少说。
吴怀尧：你的一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理论创新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银河：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吴怀尧：据我们了解，你即将有新作问世。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和你以往的作品有何不同？
李银河：我之前的作品都很沉重，而这本书相比之下要轻松得多，是一本表明我生活哲学的随笔集，并且收了一些博客里的文章，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吴怀尧：当王小波成为现象后，有一拨人在文风上刻意模仿他，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吴怀尧：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发现在你的文章中“生命”这个词出现较多，现在是不是对此感触很深？
李银河：生命都是很偶然的东西，人类在宇宙中也是很偶然的。我愿意用幽灵岛来比喻：生命就是幽灵岛，它在大海上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其意义并不比一座山或者一颗树大。有一阵我都不敢多看星星，因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咱们这个地球不就是这群星星中的一颗嘛，人就像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几十年就死掉了，无影无踪，就跟没存在过一样。这些东西想多了，非常恐怖的。
吴怀尧：爱情常常是不可预知的，你还会结婚吗？
李银河：如果有人想问我会不会像封建时代的妇女那样守活寡，我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如果说生活中有新的遭遇，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结婚，是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这些，以后我写*时就会真相大白，现在还是留个悬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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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坡 中国文学世界一流（1）
【人物简介】何三坡，中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自由主义者。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著有诗集《灰喜鹊》、随笔集《怪物志》，主编《鲁迅文集》（二卷）、《现代艺术札记》（三卷）、《青少年百部文学经典》（一百卷）等。现居北京。
在文化江湖里，有“南朱北何”之称。但与朱大可对中国文学恨铁不成钢相反，何三坡觉得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很好很强大，与朱大可可谓大异其趣。
2008年2月21日，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再次抛出“中国没有散文”、“中国作家没有什么思想”等观点。何三坡就此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我们的话题就此展开但不仅限于此。
顾彬是“盲人摸象”
吴怀尧：近两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热衷于对中国作家品头论足，但他也曾透露，自己“只是通过中国朋友的建议来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如果没有人推荐，我懒得看，作品实在太多了”，像他这样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蜻蜓点水式阅读的汉学家，你觉得他真的了解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化吗？
何三坡：在久远年代，有一个名叫“镜面”的国王，牵了一头大象，让盲人们去摸。摸着象脚的盲人说：“它好像漆桶一样。”摸着象尾的说：“它像扫帚！”摸着象牙的盲人说：“王啊！这个象和角一样，尖尖的。”
顾彬就是一个摸象的盲人，而他的诚实让他显得愈发有趣。老实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有趣的德国人，他向往中国文化这头大象，但很遗憾，他摸到的是这头大象的蹄子。他还一直在积极举手发言，总在说蹄子上的尘土。他的声音尖锐刺耳，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吴怀尧：你觉得造成顾彬盲人摸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何三坡：平心而论，顾彬并非天生盲人，他的悲剧与他看到的东西有关，他赖以为基的发言蓝本是陈平原与陈思和两位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当两本内容陈腐、了无见地的混乱资料成了顾彬先生的指路明灯，事情就变得很可怕，观点就变得很可疑，结论就变得很荒诞。他真要了解中国文学，应该来向我索要名单，而不是去听几个崇拜西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在墙角里的嘀咕。
吴怀尧：顾彬说“中国作家没有什么思想”，你怎么看？
何三坡：我们知道，德国人是乐于思想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产生过诸如尼采、叔本华之类的思想家，这些思想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就不用我细说了，我只要一想起他们那副一本正经的思想样子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顾彬不明白，他们那些西方的思想在一个诞生了老子、墨子、庄周等智慧的国度显得多么荒谬与幼稚。
吴怀尧：顾彬觉得中国当代作家视野狭隘，对此你是否有同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何三坡 中国文学世界一流（2）
何三坡：他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有一份叫《世界文学》的杂志，自1953年创办至今已长达半个世纪，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我相信每个优秀的中国作家都曾是它忠实的读者。而人民文学、上海译文、漓江、湖南美术等诸多出版社几十年来都在源源不断地译介、出版西方文学读物。对西方作家与作品我们如数家珍。与此相反的恰恰是，因为盲目与自大，西方人不愿关注中国文学。所以，他们听不到中国作家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听力出了问题，而不是我们的过错，任何人也没办法让一个聋子听智者讲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