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气很差，必须承认我闷得发慌。一点儿可干的事儿也没有。热妮娅和莉莉娅在画画，我只想看会儿书，可是没书可看，每样东西都留在了那个倒霉的包裹里。庆幸的是，我们搬到了另一间房，新房间是原来的三倍大，墙和天花板刷上了石灰水，窗外还有漂亮的风景。从威尼斯风格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空旷的草地和公园，到了傍晚，落日温暖的光芒透过玻璃窗照到地板和白墙上。
好几次我们三个（热妮娅，莉莉娅和我）开始争论这些日子的世道，工人们的待遇如何，有关文化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等等。她们总是尽全力维护现有的制度，但我却完全相反，我谴责这样的制度。就算说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辩了，也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永远无法接受她们对于现存制度的妥协，她们竟然还觉得目前的种种恐怖事件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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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8日
5号的晚上，爸爸妈妈去了莫斯科。他们走后我一个人觉得好悲惨。想着我亲爱的妈妈此刻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她空空的床，听着猫头鹰疯狂的叫声和悠长的呼唤，心里真不是滋味。过去两天雨一直在下，只有很短的停歇。今天我们想到湿漉漉的林子里去走走，采点儿蘑菇。未想全身湿透，冷得要命，裙子还被雨水弄脏了，我们在桦木丛中寻找出去的路。微风一吹，明绿色的树枝上就会纷纷掉下许多雨点。当太阳突然钻出来，明亮的光线穿透林子时，挂在树叶与繁茂草地上的雨滴立刻像成千上百的小灯泡一样闪着光。周围的一切都亮了起来，林子深处还有铺满青苔的树桩，也发出点点亮光，正盯着我瞧呢。
我曾经把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热妮娅与莉莉娅，叫做没用的破衣。这种说法简直太对了，新时代的学生怎么能和旧时代的学生相提并论呢？难道现今这些粗俗的学生和上个世纪的年轻人会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现在的学生多半头脑发育不全，为了自己的一点儿蝇头小利就会做出任何恶毒或道德败坏的事情。而上个世纪的年轻人，充满生机，聪明又认真（只有一小部分例外），为了理想随时愿意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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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12日
两天来一直被自己的优柔寡断折磨着：到底应该15号和妈妈一起回莫斯科，还是在这里陪爸爸待到17号？两个选择都很诱人，实在不知道该选哪个。昨天晚上，热妮娅很不开心——她常这样——对每个人都凶巴巴的，跟每个人过不去，对我尤其不客气，刻薄难听的话不断。唉，气死我了！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所有的愤怒、受挫的自尊和受伤的感受都在心里沸腾起来，快要爆发了。
但我什么也没说——悄悄藏起了我的不满，耐心地等待着，终有一天，我不必再和热妮娅多啰嗦一个字，再也不用看到她了。“我会尽量冷淡含蓄地对她。”我想，“什么也不争辩，尽量少跟她待一块儿。”但那只是我的想法——实际却不太可能，住在同一间房里，晚上睡同一张床，家务事还不停地把我们捆在一块儿。
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吵架，彼此斤斤计较，都不肯为对方递个杯子，甚至连“自己拿”都懒得回一句。我特别会拒绝人，但是姐姐们不停的使唤真快把我弄疯了，“给我这个，”“帮我拿一下那个，”“把那个东西关了”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出了鞘的刀，妈妈不在的时候情况就特别糟糕。简直无法形容——我们从早到晚地叫着对方：“贱人”，“笨蛋”，“白痴”。
就算是现在，争吵还是不断，想到妈妈不在时我们的表现就心寒。我们完全没有自制力，总是那么荒唐和小气，对于我们这种无法让人原谅的行为，又能怪谁呢？老天，生活真能让人做出可怕的事来！妈妈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我们以前当然也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但是当你不得不为了每一小片面包而讨价还价时，就很难变得不小气，一旦有无法忍受的饥饿在胃里啮咬，也就很难与别人心平气和地相处了。
昨天好好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15号回莫斯科。“该休战了，整个夏天我受够了，”我自语。好想回莫斯科，回到熟悉的老环境，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回到以前消磨时光的温馨生活。
1933年8月20日
60个戈比换2斤白面包！50个才能换1升煤油！整个莫斯科都在抱怨。愤怒的排队购粮的人们，又饿又累，因为市场的物价飞涨，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面包价格已经翻了倍，八分之一磅的土豆在菜场卖5个卢布，国营商店里已被抢购一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禁不住自问：接下来会是什么光景？如今蔬菜或别的东西都没有了，工人们该吃什么过冬？
莫斯科所有的商店都被归了类。普通商店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吃的，谁想要都可以买。这种商店里通常人气很旺：在柜台周围转悠的都是着装得体、略施粉黛的女人们，她们被称为（当然了，是私底下被称为）苏维埃贵族，没有一个人是没身份地位的，商店的巨大地板上充斥着各种香水的味道。
百货商店都位于在莫斯科最热闹的马路上。落地橱窗里的摆设很华丽，看到的人都会觉得店里的东西一定特别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店里从来没有看到有工人在买东西。
在这些时髦的商店旁边，有些非常不起眼的简朴小铺，店面的小窗里放满了食物，被吸引进去的过路人也不在少数，但当他们看到告示上写着“限量供应”时，往往就在门口停住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到这里的东西。
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去，特别是在佩卓佛卡大街，在各种色彩鲜艳的标牌中，你会在有的门口上方看到一个大而醒目的字眼“外贸店”。这些商店就像是博物馆或战前的展览会一样，绝对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看到——和这些店相比，百货商店里的商品就显得简陋了。外贸店的生意很好，实际上，他们也愿意卖东西给苏联公民：只管带足金币或银币来买就是了。这些店本身就在活生生地展现着卢布的贬值之快，现在一个卢布只值一个金戈比了。
最后，第四种，也就是最多的一种店，是集体制的杂货店或是小摊，散布在莫斯科的广阔郊外，与市中心的高雅街道相距甚远。大部分时间，没人去那里买东西。只有在工厂或是办公室定额发放少得可怜的东西时，店里才会排起长龙，到处都是叫嚷骂街的声音。
工业化使得郊区人口转移到了市区，引发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食品与消耗品的匮乏。外加天气不佳，不可避免地导致庄稼歉收，饥荒随之而来。私人店铺与集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经营的商店，这引起了无休无止的排队现象与食物定额配给的实行。配给是按阶级分配的，制造业的工人们拿得最多，接着是普通工人，然后是白领。尼娜家是中产阶级，因此拿到的食物配给就相当少。尼娜明白这就意味要挨饿。
1933年8月21日
两三天来的心情真是糟糕。我不断惊恐地自问：“现在就这个状态，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呢？”好几个漫长的夜晚过得乏味而无所事事，我没精打采地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疯了。心里充满了绝望，又充满了无望而痛苦的渴望！房里回荡着钢琴声与悲恸的歌曲。“天哪，我们这是怎么了？”我沮丧地问。“以后每天都得这么过吗？”（用鸦片自杀的念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脑海里。）愤怒与怨恨的情绪紧紧地裹着我，好像神经随时要崩溃一样。
我觉得窒息，空气这么可怕沉重。我咬着手指，另一只手抓住头，好想痛哭一场……但我忍住了，神色平静地对妈妈说着话，然后我会转过身去，把嘴唇咬得生疼，眼泪差点儿止不住要掉下来。很想搂住别人的脖子，紧紧靠在别人充满爱意与理解的胸膛，像个孩子般没有顾忌地嚎啕大哭。噢，这种时候觉得真寂寞，总有一种被人遗弃，不受欢迎的感觉。
内务人民委员会把自杀看得相当严重，任何可疑的死亡都会被细究。自杀行为对政府来说是危险分子的信号，是背叛党和政府的反动行为。通常被判定为有罪，特别是作为参与过非法政治活动的证据。
1933年8月28日
生活就是一长串的梦想逐一破灭。从出生那天开始，等着我的到底是什么呢？失望，失望，接着还是失望。从记事开始，失望就尾随着我。先是对人们的失望，接着就是对生活感到痛苦伤心的失望。我还记得自己曾觉得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十分美好，那些日子里我从来不为生活中的不公而担忧，也不知道人可以有多么恶毒，我只看到生活美丽的表象，却不曾去看看背后。那个时候真幸福！童年生活里的欢笑和泪水，幸福与自由。然而童年不再了……
而现在，我活在对所有事情的失望中。对妈妈的失望，对爸爸的，对姐姐们的……我在现实生活里，冷眼看世界，痛苦地相信没有美好的存在。唯一还没让我失望的只有我自己了。哈哈！真奇怪，不是吗？但我真的还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会幸福。终有一天这种信念也会变得不坚定，到那时，更加折磨人的失望，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失望，就会开始了。
1933年8月31日
最近，怪事儿在苏联层出不穷。那个拥有大片肥沃谷地的乌克兰呢？乌克兰……那里发生了什么？它早已面目全非了，除了不长树木的沉默草原就别无他物，没有高大的金色裸麦或是长着芒刺的小麦；它们原本沉甸甸的果实已经不在风中摇曳。草原上疯长着野草。有着乌克兰式白色小房子的热闹村镇踪迹全无，本应回荡着的乌克兰民歌连一个音符也不曾留下。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村落，乌克兰人早就四处逃散了。
一批又一批难民们坚决地涌进了大城市。他们好几次被赶回去，整车厢整车厢的人死去。然而为生命所作的斗争更为激烈了，垂死在车站与车里的人们都拼命要前往莫斯科。
尼娜所指的是村镇“消灭地主”和集体化运动所造成的饥荒。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和大型共产建设工程与军队的生产需求，农民收割到的所有粮食都要充公。尼娜是怎么知道乌克兰的情况呢？很可能她是从《孟什维克社会先驱报》或其他流亡者的出版物里摘抄或改写而来的。拥有此类报刊是违法的，但是尼娜的父亲也许会带此类刊物回家，这些刊物可能在1937年警方对她家的搜查中与其他家庭用品一起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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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5日
开学后的第一波悲观情绪席卷而来。不是很强烈，结束得也快，但那不是我要说的关键：这证明了我连一个月的平静日子也过不了。我想快点儿结束学业。热妮娅和莉莉娅怎么每件事都做得那么像模像样呢？在学校里成绩好，会弹钢琴，会唱歌还能跳舞画画。毫无疑问，她们生来就比我幸运，什么都会，也讨所有人喜欢——人们常常表扬她俩。那我呢？我又会什么？最近，我开始相信自己什么天分也没有了，就算有时候我在某些事上侥幸得了第一，也只是因为我很勤奋吧。
哎，热妮娅和莉莉娅！她俩只用了一个月就读完了九年级的课程，大学入学考试还得了“优秀”。在学校从来不努力，却照样考班上前几名。而我呢？谁会相信，就为了生物考试，我用功到头晕恶心？谁会相信我费劲记住了所有的人物传记？
苏维埃学校采用五分制的评分体系：5，优秀；4，良好；3，中等；2，差，1，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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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22日
噢，上帝，真是折磨！……我出生的那天，第一次睁眼看到世界的光亮的那天真该好好被诅咒。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大人们那么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为什么常因童年的逝去那么懊恼；但两年前我可不那么看，不是吗？“童年有什么好？”我曾想。过去一直觉得所有的事都很糟，可现在，只要能让我回到过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但绝对不可能发生！再过几年我就读完中学上大学了……噢，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更怀念自己的童年，接着会怀念中学时光，怀念曾经有过的乐趣与自由。是的，自由，因为说到底我是拿自由在和以后的生活作比较。
在学校，我忘了自己，忘了痛苦无望的想法，开始真真切切地活着。学校里的课也没待在家里这么无聊难耐。周围都是些亲密的朋友，让我感觉自己很坚强，“他们”好像都活在我心里，我也活在他们的心里——大家都合为一体。
昨天的少先队员会议上，莉萨对于已经离开先锋队的女生，也包括我，散布谣言，恶意中伤。反正本来就没人喜欢她，现在她更不受欢迎了。课间休息时我们商量了很久，决定孤立她。今天，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支持我们。噢，我们会报复她的！决不会让她嘲笑我们，我们要让她为自己的尖牙利齿而后悔。被全体同学孤立可不是开玩笑！
学生必须加入少年先锋队——一种根据英国人贝登堡发起的童子军运动而建立的共产少年俱乐部。1922年由第五届共青团团代会设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教导10至14岁的学生遵纪、勤劳，有道德心与集体观念。少年先锋队与童子军有类似的仪式，也有不同的“时刻准备着”的格言。活动内容包括行军、唱歌，还有夏令营。离开先锋队或是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是公然反抗的表现。
1933年9月28日
作业——天哪，布置了好多作业。一点儿也不顾虑我们青少年，不想想我们也是人。那个叫什么布勃诺夫的家伙他在报纸上登文章，说有必要提高学习水平和纪律水平，但却没人理解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其实他们是在拖我们的后腿。我学得比以前更差了，兴趣全无，学习变得既没有意义又让人厌恶。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1884－1934年），人民*长，负责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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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17日
今天，喀秋莎和我一起走着去新圣女修道院。当我们走近时，不得不在路的转角停下脚步，等着一辆车转弯过去。这辆车看上去很奇怪。从远处看像是救护车或是用来运送病人的车——大大的窗子，车里灯光很亮……它缓缓从我们身边开过，离得很近，所以我看清了坐在凳子上靠着车壁的几个人。大约有五六个，两个平民打扮，其余的穿着制服。
他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街上的人们，既紧张又专注。＇一行字被划掉＇有个离我们最近、靠窗而坐的士兵经过的时候一直看着我们，后来甚至还转过头继续看。那真的是他吗？不可能，我们一定是搞错了，肯定错了！我不相信，就算是现在我也不完全相信。我们加快了脚步。快，快！我们得及时到达修道院，为了赶上他。
我们几乎在跑了，终点站有许多人。间距很大的街灯发出微弱的光，给周围裹上了一层忧郁。喀秋莎和我穿过墓地的门。＇划掉一行＇越过狭窄的大铁边门，能看到门口的柏油路偶尔有人影穿过。右边能依稀辨出是工人们的木营房。我们的面前是通向池塘的下坡路，路上很黑，空无一人，沿着河是厚厚的修道院外墙。黑色的垂柳依偎在池面上，远处还能看到一长排明亮的灯——那是堤防。
空无的夜色真叫人心生恐惧。我们站在大门边的路上，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