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采访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奸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三五○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道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约时报》 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道与电报， 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道。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找到德丁的报道的侥幸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原件。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道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该报缩微胶卷，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道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报道。于是，我决定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纽约时报》，看看有无前面所说的两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结果，我知道前面所说的三天《纽约时报》在上述四处共十二份中，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在早稻田大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东京大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在十二份中， 有十份因捡查而被没收，唯独这两份免遭厄运（东京大学所收藏的那一份并非像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记者第一篇报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因此，德丁记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自然并非“世界上最先发表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现在，虽然无人自报姓名，但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中理应有人看过《纽约时报》 ， 了解南京事件（藏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一份报纸个别地方有破损，已用薄纸修补）。但我虽是与早稻田大学有关的人员，当时也没有看过这则报道，也未从谁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不要说是当时，就是近十年来潜心研究南京事件、并撰写了有关专著的作者——我，竟然如此不知身边就有报纸刊登着德丁记者所写的报道，深感惭愧。
铃木明似乎也翻译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道，那是小号字体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文章，连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这篇文章约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译文均收录在《日中战争史资料》里。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尚留在那里的，除德丁记者外，还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记者，以及第一流电影摄影师门肯。他们和德丁记者一样，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这些记者当然也给他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寄去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重要新闻。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肯定刊登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这也和《纽约时报》的情况一样，可以说，这些报纸报道的原件在日本几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该报从创刊号起的缩微胶卷在日本各处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尽可查阅了。这些情况是通过《出版警察报》才知道的。该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日本军占领前一直留在南京，后乘美国炮舰“帕奈号”逃出。该舰在南京扬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县附近被日本海军飞机击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国救护舰“奥阿胡号”途经南京时，从留在那里的外侨那里听到了目击者的谈话，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发出电讯，报道了这些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门肯摄影师的情况，拙著《南京事件》对他作了叙述：“门肯摄影师既然是在美国国旗下进行工作的，虽会受到占领军的严重干涉，也必然摄下了凄惨事件的某些片断，并带出南京”（该书第一一四页）。铃木明也提及此事说：“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旧著《近代战史之谜》 。 ——洞富雄注）虽也写道，他‘理应拍电将详细消息送回去’，‘必雄摄下了事件的情况，并带出南京’。但是，洞富华却没有写出消息刊登在何处，拍摄的影片在何处上映。”（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四页）
我大致认为门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击的惨状亲自拍下了胶卷，并带出南京，但这种推测看来很难成立，因为日本军是不允许让这种新闻电影的底片带出去的。这样，即使门肯本人虽然未能把胶卷带出去，但似乎已由马吉牧师偷偷带回美国，广泛上映。此胶卷是马吉牧师继门肯摄下后又加以补充拍摄的呢，还是整卷胶卷都是马吉牧师拍摄的，其经过情况就不甚清楚。关于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在他引人瞩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阴谋》中叙述如下：
约翰·马吉牧师——一战后他是耶鲁大学的牧师，是战争诗人伊安·马吉的父亲——用摄影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这部黑白影片—一他后来郑重声明，该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
被偷偷地带回美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影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
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据贝尔加米尼说，他为收集资料和撰写《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而来到日本，逗留了三年左右时间，当他即将启程回国，其行李放在神户的一个栈桥上待运时，“两本笔记本和一卷摄有‘南京屠杀’的胶卷从他的六只书箱里失踪了”。贝尔加米尼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卷“南京屠杀”的胶卷搞到手的呢？在纪念“七七”的广播电视屏幕上，有时会出现有关“南京屠杀”的片断面面，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日本毕竟也有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这个人搜集资料真是非同寻常。这位美国人不知采取什么手段把铃木明、我以至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这种胶卷的复印件搞到手的。
《每日新闻》前坂俊之撰写的《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现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将定稿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根据《出版警察报》对受到查禁的有关南京事件的外国新闻报道作了介绍，并调查了遭查禁处分的数量。
双方不宜对残暴的照片过于认真
铃木明提出了两张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照片问题（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页），而这两张照片曾刊登在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以及三留理男所著。抗日战争记录》中。
一张照片是日本兵举起军刀，正欲砍杀一位已万念俱灰的中国青年，而站在后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观看此情景。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海军士兵一手提着一把出鞘的军刀，一手提着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得意忘形。我想，这两张照片都陈列在似乎是位于南京紫金山麓丛林中的南京事件资料馆里。
本多胜一说，刊登在他那本著作里揭露残暴行为场面的照片是从南京大屠杀影集里翻拍过来的。从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奇大这一点，可以推测影集里的照片是根据展览用的镜框里的照片翻拍下来的。这种镜框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料馆里专供展览用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个陈列馆是不向日本人公开的，据我所知，仅给已故的高野实一人参观过。此事，我是直接从他那儿听来的。
且说前面提到的照片问题，铃木明怀疑说：“这张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杀中国人’时拍摄的照片吗？”他说：“具体说来，没有一个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诚然，这样的怀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陈列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一九三○年间岛事件的照片。看来，当时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变态的照片和惨不忍睹的照片。为此，我认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处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当作资料看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占领南京时拍摄的照片，因而我认为铃木明也大可不必对这张照片过于认真。
至于另一张照片，铃木明举出证据说，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摄有似是身体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着刚砍下的人头的模样。这张全景照片并不怎么稀奇，以前我也觉得奇怪，认为这张照片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在后来看到了一张印得较好的照片，对那个站着的手提人头的日本水兵的脚下边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照片上只照出中国人的人头，没有照出身体。因此，南京的这张照片显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着一个刚砍下的人头似的。
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