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说：“蒋中正的能力只够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
从人治到法治（2）
问：蒋经国先生过世了，他在晚年的一些改革，开启台湾民主政治的新页，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大家歌功颂德之余，请你为我们拂去政治上的层层尘雾，让我们认识、了解真正的蒋经国。
柏杨：我对蒋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觉得蒋经国差强人意。刚来台湾的几年，他时常自己开着吉普车去北投政工干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从公。他有他父亲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众，而蒋中正却只知道聚帮结派。
蒋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1960年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开会时，代表闹得很厉害，他问当时的秘书长：“他们闹什么？”答说：“他们要钱，要出席费，要房子。”蒋中正说：“没关系，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过去大陆上很多反对他的军阀斗不过他，即是因为他有钱、有特务组织。现代化的特务组织加上古老的金钱，一下子便把对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共产党，便完全失灵。
蒋经国比他父亲能干得多，他知道国民党失败在于官吏的贪污、军队的腐败，所以他加强政工，整肃军队风纪。当年在大陆时国民党军纪之坏，比土匪还不如。军人要是看你不顺眼，可以把手榴弹丢到你家里，甚至用机关枪对着你扫射。随便一个穿军服的士兵上了火车，要占几个位子就占几个位子，没有人敢讲话，他更不需要买票，因为没有人敢向他要票。
此外，军队中普遍吃空缺。一个人当连长，家里就成了银行。这些弊病都在蒋经国手里有所改变，对社会的安定有莫大的帮助。除了整饬军纪外，蒋经国还有个贡献，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立，替退除役官兵安排出路，用他们开凿横贯公路、兴建工程等，让他们退了伍仍有盼望，否则军人没出路，台湾社会可能早就陷于混乱。
他和他父亲截然不同。蒋经国是相当无情的，而蒋中正是黑社会起家，对一些贪污犯还念乡友之情，姑息、纵容他们，蒋经国则严刑峻法。
蒋经国还有个好处是很少人能左右他，历史上一些昏暴之君，其实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獒犬，蒋经国则不太受别人左右。他的侍从不能跟他谈半点公事，否则立刻调走。起初看他老是调换随从副官，有时一星期调一个，觉得很奇怪，后来发觉原来如此。前几年，反抗群众骂他骂得很厉害时，他完全知道。有人提议制裁，他对那些特务说：“这是骂我蒋家，我都不发怒，你们发什么怒。关于我蒋家的事，你们不要管。”
基本上，蒋经国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在某方面来说，也都不可爱。四十年前，我在复兴岗当过兵——暑假期间一个半月的“中上级政工干部储备训练班”。那时礼拜天是放假的，后来因为加强训练，临时规定礼拜天不准出去。很多人为此怨声载道。有些从南部来的，不见得对政工有兴趣，但对台北有兴趣，希望上台北玩玩，或和女朋友约约会，这下子不能玩了，火大的找出蒋经国以前的讲词：“长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士兵的假日。”他们把训词拿给当时在政工干校当教育处长的王升看，要他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当时任政战部主任），但是王升不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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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治到法治（3）
蒋经国这样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后两年的革新求变中，得以发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两年去世的话，台湾政局绝没有这样的局面。虽然他同样有很大私心，但这难免，我们不作过分的苛责。
问：蒋经国的改革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而不早几年？他改革的力量来自哪里？是形势所迫，还是靠他本身的智能？
柏杨：改革所以来得那么晚，因为蒋经国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陆，而且很相信这件事。当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筹备时，他曾说：“开幕成立这一天，我要参加。”当他知道已定于十月十日他不能参加时，他很懊恼地说：“哎！###后，我对幼狮公司有很大的计划。”
还有1951年左右，蒋经国接管特务机关（所谓情报改制），很多人反对，认为：“太子”怎么搞起特务呢？为此，他发表一篇文告，每个干部都收到一张。文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我曾问过戴笠同志，要是情报工作与法律冲突的话，我们怎么办？戴笠同志告诉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么就是法律？特务机关只能执行法律，怎么可以违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蒋经国专制封建的强悍心态。他一心想###，想维持他父亲传给他的权力系统。所以他一步步地夺权再夺权，盼望时机成熟，在美国的协助下，国民政府重回南京，统治整个大陆。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后所以做出的改革，有几个原因：一是形势所迫，外在的环境、时代的潮流已不允许他继续独裁。第二，他感到孤单，军队士兵和干部地域性的变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险。此外，他自己也觉悟到###的愿望不能达成，自己的身体也不允许达成。生命有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伤，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壮志没有了，这时他只想到一点——他的历史地位。他要在历史上留名，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让人赞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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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法律（1）
访问者杨子江先生
文载1988年6月台北《卓见生活》杂志
由于近期台湾社会形态转变得极为快速，而脱法和脱序行为却一再发生，台湾社会遂呈一片混乱。因此，本刊特访问柏杨先生，探询他对“解严前后”社会现象的独特看法……
问：部分人士对台湾民众的“法律素养”评估，并不是很高，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中国人的一般法律知识，几乎可说是“零”，试看中国人竟把“情”“理”“法”并为一谈，希望三者能同时兼顾，就可作为说明。因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经把“情”和“理”考虑在内；所以在执法者行使公权力时，不应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问：社会形态转变趋向于更民主的境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有更多脱法行为？
柏杨：社会形态是在转变，现在，人民许多行为，都脱离法治的轨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约束力，社会遂呈现一片混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过去大家都把不满的情绪压抑下来，长久积压的结果，造成谁都不知道“标准”的尺度是什么。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没有建立起公信力。
举例而言，人身攻击在民主国家中是一件严重的罪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观我们台湾，处罚却十分轻微，有时候罚一点点钱就可以了事，根本发生不了任何吓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励做人身攻击的倾向。
也由于台湾政府没有公信力，法律没有尊严，人民不遵守社会秩序，脱法行为当然大量发生。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有些人不断公开地侮辱国家过去的元首——蒋中正父子，表示他乐意于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现象显示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和愤怒的反弹，要想保持绅士的风度，确有困难。
问：对于压抑不满情绪所发生的后遗症，我们应抱何种态度？
柏杨：由于被压抑太久，好比弹簧，一下子松手，它会毫无选择地猛然弹起来，并且可能因弹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们的社会目前正是如此。积存了太多因不满而产生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人身攻击和恶意栽赃而已。不断脱法行为发生，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健康发展下的常态社会，而是一个从传统封建下蜕变出来的问题丛生的病态社会。
长期的高压控制，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服从命令，控制一旦拿开，人民就会开始抗争，几乎全是情绪性的发泄，社会上充满了怨恨的“毒话”。根本解决之道，必须从问题的症结所在着手，如果畏惧真相，不敢探讨病源，彻底医治，而只是一味呼喊“仁爱宽恕”“过去的已经过去”，只会使灾难扩大。
问：部分人士认为我们的社会太过于开放，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这句话是胡扯！“开放”永远没有太过。只有“有”和“没有”的区别。好比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气，人人都有权利充分享用，不会有太过的问题。
我认为应更正为：开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赋予的极限？目前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法律、规则、道德勇气、公道和正义感，就是因为缺少这些动力，使得社会呈现混乱，但我们不必怪罪“开放”，怪罪“自由”，只要建立起法律秩序，一切都会步上正轨。
怎么看法律（2）
问：一般民众对于戒严令的实施并未感觉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分人士持反对立场，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大多数民众（包括我在内）不了解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所以也不知道戒严令的实施，到底剥夺了自己什么？
举例而言，在戒严期间，一切犯罪案件均属军法审判（后来才限于叛乱及盗卖军油），并且禁止宪法所赋予人民的###、结社、罢工的自由。然而，最严重的是台湾的戒严令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可谓创下世界纪录，应该卖给金氏（吉尼斯）年鉴。
问：您对于戒严期间所谓“###”有何看法？
柏杨：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头上的是什么罪名，都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或是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后者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国民党叛乱罪的刑罚，最轻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认定加入了叛乱组织且有叛乱的行为，却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岁时参加过共产党儿童团，今年他八十八岁，说了一句批评蒋家的话，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却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满释放后，依然被软禁。软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总有一个期限，连无期徒刑也有可能减刑、大赦，而软禁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牢狱，因为他没有判刑，所以“减刑”、“大赦”都轮不到他，这是国民党蒋中正、蒋经国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问：解严之后，台湾社会上出现许多“街头抗议”事件，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目前的街头抗议虽然容易发生冲突，但我们并不需要忧心忡忡，应用平常的眼光看待，与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示威游行历史相较，台湾的民主政治现在只不过刚刚萌芽，就好像一个刚要学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稳时，总会跌倒，因而对于冲突事件的发生，实不足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准达到某个程度，暴力行为就难获得支持。
西方国家的抗议方式，通常是手中高举着牌子，把自己不满的理由适度表示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制造别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同情。至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于抗议事件，并非全部接受，他们会先请学者专家来评估衡量整体事件，如果认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会屈服。
问：解严后报禁随之解除，对于执笔者有些什么影响？
柏杨：戒严期间，每个人（包括编辑、记者、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我们称之为“小警总”），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觉，自我设限于一定的文字范畴。但往往事与愿违，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碰上地雷。譬如，捡字工人一不小心便会把“中共”捡成“中央”，类似这种错误，警备总部与特务机关，绝不宽恕，最幸运的结果是被认定“为匪宣传”——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某些人已经够特别小心谨慎的了，但是仍然不可避免锒铛入狱。
解严之后，阴霾仍深植于部分文化人心中，他们惊魂不定、观望疑惧，认为国民党的解禁措施只不过是暂时现象，都不敢轻易地抛开心里的“小警总”；而另一部分人士则因长期的压抑，一旦解开枷锁，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飞奔骋驰，写出来作品的激烈和高姿势，往往超过正常社会的正常抗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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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法律（3）
问：您对于目前翻案风波之盛行，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赞成翻案，目的是要使真相大白。对于被处死的人虽然不能复活，但活着的人却可以因死者的沉冤得伸而获得再生。人民有知的权利，只有使人民知道冤狱的真相，才有可能防止以后再发生同模式的冤狱。所以对于翻案，任何人都不必担心，除非他是制造冤狱的主凶或帮凶！
问：我们的法律是否制定得不够完善，您有何看法？
柏杨：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刑事诉讼法”。但是在特务和昏聩卑怯的法官手中，却没有效果！因为特务和昏聩卑怯的法官先生，破坏了它。
中国人喜爱弄权，政治领导人物尤其喜爱弄权，这是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病毒。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蒋中正制定法律，不准在客厅里小便，但他自己却偏偏在屋角撒泡尿，表示他不同凡品。想要革除这种恶习，每个人必须有法治观念，和有道德勇气保卫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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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1）
——走在历史与政治锋口的柏杨
访问者苦苓先生、洪惟勋先生
文载1988年9月台北《汉》杂志
在柏杨的观念中，人民才是主体，国家只是为了增进个人幸福而存在，所以大前年（1984年——编者注）他在美国爱荷华访问时，才会说：“不要祖国强大，只要人民幸福。”
“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古今多少豪杰，似乎都逃不出这种伊藤博文式的“性与政治”欲望中。在诗人苦苓的循循善“诱”下，柏杨一路滔滔不绝地说出他对“性与政治”的看法，时而愤慨，时而幽默，在谈到中国传统酱缸中反人道、反理性的部分时，那种痛心急切的语调，不禁令人联想到访问者苦苓那本脍炙人口的诗集名称——《每一句不满都是爱》。正因为有“爱”，才会有那么多“不满”啊。柏杨，这株文坛的常青树，正是中国书生的一种典范。
问：中国古代为了满足皇帝一个人的性欲，往往要挑选成千上万的女人进宫，从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到底有何意义？
柏杨：中国的宫廷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一个构造，和西方的宫廷完全不一样。像凡尔赛宫，宫内各“殿”不过是一个没有门的套房而已，皇帝皇后两个人住在其中一个套房，皇帝的情妇有时住在其他套房。因此，要像中国一样，养那么多女人，根本不可能。
中国的宫廷养那么多女人，大概从周王朝开始，周王朝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受儒家系统崇拜，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那时候女人太多，男人有义务分担“消化”女人的责任……
问：按人口比例来说，男女应该是差不多，是不是因为对皇帝的一种崇拜，认为“龙种”是优秀的，需要大量地繁衍，所以要选那么多女人进宫？
柏杨：帝王要那么多女人，不见得是为了推广优秀品种，但是，他确实需要很多儿子来扩张并巩固他的政权。像战国时代的齐国的国王田因齐，他祖先是从陈国流亡到那里的一个王子，形单影只，就是拼命地生，又能生多少儿子？所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一口气娶了好几十个小老婆，不设门禁，任何男人都可以进去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