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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英的上级在90年代初离休时教训过她“只知道抓业务，毫无政治头脑！”她和老林都是身世坎坷大起大落的家庭环境出身，所以两人非常讨厌官场纷争，也不愿意为了有更好的仕途而“做点政治表现”。老林甚至说得更干脆“瞎折腾啥？你就算当上国家主席每天还不是一样吃饭拉屎睡觉！”但就算她们尽量避免牵涉到权力斗争中去，外人也毫不迟疑的把他们夫妻二人划入传统派阵营。因为曾仲英自己是红岩烈士遗孤，丈夫又是老将后人，你不算高干子女还能算啥？传统派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点，硬生生把她拖了进来。曾仲英有口难辩，最后干脆就不管了，反正从不主动露头表态，随他们去吧。
后来传统派失势，组织的领导班子几乎兜底换完。曾仲英负责极为特殊敏感的157，本来不应该受到这些人事变动的影响，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某些人说她一贯我行我素，不把上级党组放在眼里。甚至不知道哪个狗娘养的还翻出了仲英养父的所谓“历史问题”，这就没啥说的了，官场嘛，就这德性。
不过曾仲英是功勋人物，名头实在太响了，所以上面考虑再三后定了调：可以办她，但不能做的太难看。于是最后挂了个副部，悄悄退了。
157在这次变故中元气大伤，很多韦学文的老熟人都申请了调离。但最让他没想到的是：刘健竟然去了公安部。
157在组织内部都是完全保密的，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某某招待所”。行动人员没有正常的人事档案，也没有行政级别这些公开的东西。一般都是工作或者身体原因需要调离时才“做”一个身份出来，大体参照部队转业的级别和待遇来办。大多都是去学校或者各地公开单位（愿意回老家的）。去公安系统的并不是没有，但很少，因为这些人所受的训练和从事的工作和公安业务并没有太多联系。
所有人都认为刘健想办法调去了公安部是准备混仕途。韦学文也这么想。但他不能公开指责刘健。03年在温哥华，刘健是为了帮助他才身受重伤，后来脾脏被摘除，身上缝了几百针，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所以面对刘健现在这种明显的“背叛”行为时，韦学文只能默然。虽然马俊波公开的表示了不满，甚至还专门找人带话给身在迪拜的韦学文，认为应该和刘健绝交，不再有朋友加同志情谊，韦学文也只有苦笑不说话。
因为他是曾仲英的台柱子，他的态度对所有157在国外的人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时候，只能多想想15年前曾仲英的那句话“这100多斤就给了党，给了国家，不再有任何东西属于你们个人！”
一年以后马俊波在菲律宾牺牲，虽然来龙去脉至今迷雾重重，但面对曾经战友的噩耗，刘健竟然只淡淡的说了句“他死了也是种解脱”。这句话通过无数人的口传到韦学文耳朵里，他再也忍不住了，让人带话回国内“当心有报应！”
从此“三剑客”就真正分道扬镳。
飞机到北京后，韦学文被带到了颐和园旁边学校的招待所里，关一个单间。他什么也没说，倒头就睡，太累了。自己又没杀人放火，怕啥，该怎么就怎么。
郭铮一直没露面。上面让她来控制韦学文本来就是件比较喜剧的事，因为她给曾仲英做过很长时间的秘书，90年代在157的时候曾经被传言和韦学文有暧昧关系（纯属误传）。韦学文根本就不相信她会把自己怎么样。所以不露面也好，免得时间长了尴尬。
过了几天，看守的一个小伙子悄悄进来说“下午纪委黄书记要来”
韦学文一愣“黄诚？”
“嗯”
这下看来问题真有点严重，可能不是工作方式生活作风这些毛毛雨，是有大问题！
黄诚算起来也是和157有过关系的人，他是90年代初157刚建立时的书记，后来才调走了。曾仲英跟他是老相识，十来岁时就认识，都是当时大院里的子弟，而且中学是北大附中的同班同学。但黄诚不是“曾系”的人。这人是口不粘锅，和谁都有点交情，但和谁也没什么大交情。这种没明显派系的人倒是适合他现在的职务：纪委常务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
这人没什么坏心，对有157背景的人也还算照顾。但他有个毛病，最爱扯虎皮拉大旗，随时都一副“不服？不服老子办你！”的颜色。很让人受不了。
下午5点，黄诚来了。进来就一屁股坐沙发上，秘书给点上烟。韦学文笑笑“老黄，您亲自来啊？”黄诚瞪他一眼“给足面子了吧？说，准备啥时候交代”韦学文很诚恳的回答“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
黄诚脸上没任何表情，隔了几分钟，冷冷的说“你最好配合我们。不要存在什么幻想，老老实实把问题说清楚。学文，你可能是在外面呆的太久了，家里的很多情况都不了解……你以为曾仲英保的了你？笑话！她都退了3年多了，也不看看现在是谁的局面！”
韦学文打个哈哈“谁的局面啊？”
黄诚有点真生气了“不到黄河心不死。你以为你们157真的没人敢动？幼稚！……曾仲英都被弄下去了，还有谁是不能动的？没你韦学文157就瘫痪了？啊？”
韦学文不想说什么，低头点烟开始抽。
黄诚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着手自言自语一样说个不停“10年前我就告诫过曾仲英，不要把157搞成她的私人军团，结果她听不进去，真的整成了‘曾家军’，甚至连地方上公安都有人知道。这算什么事？你们在下面，很多东西，很多话都无所谓，但上面不会这样想！不要忘了是党在领导你们，是组织在管理你们，太自由主义是一定会犯错误地！……你看人刘健，不是说滑头，人家是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去了公安部，现在走的多好，红人啊……你现在能跟人家比吗？就你跟马俊波两个木脑袋！说起马俊波，我操，他要是当时走了，后来会死得……” 黄诚突然一顿，自知失言，马上换口“会牺牲吗？”
韦学文一个激灵，抬头，慢慢说“你想说马俊波是死得不明不白？”
黄诚盯他一眼“胡说八道！”
晚上韦学文一个人在房间里，关了灯，躺在床上，静静的看着天花板。他已经大约猜出为什么会被隔离审查了。之前很多人都听到了风声，包括远在澳洲的崔西。这种情况本来就很不正常，纪委连普通约谈都不会事先让人知道，反而更严重的隔离审查还弄的满城风雨，人人都一清二楚？所以韦学文一直认为根本不是自己有啥违规违纪嫌疑，就是被打击报复嘛。有人想在政治上搞垮自己，因为自己是“曾家军”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骨干。
但今天黄诚的谈话透露出了点端倪，不是这么回事！
03年温哥华的那次重要任务完成的很一般，一死一伤，而且也没做干净。温哥华当地警方一直在配合加拿大国家情报部门和美国CIA暗中进行调查。到了06年的时候，有消息说他们可能会很快摸到组织在温哥华的点。当时曾仲英已经退了，157新来的负责人对业务本身不是太熟，处于谨慎考虑，和韦学文商量后决定把温哥华的点先撤了。这事是韦学文自己去办的。
那里的点具体就是一家汽车轮胎销售公司，规模还比较大。因为03年前韦学文一直在温哥华“冰冻”了5年。这5年时间里他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一个轮胎店老板。可能是他本身比较会经营，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也必须要做的像那么回事，所以到03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是邓禄普在温哥华的销售冠军。最后06年决定要处理的时候，为了不留后遗症，必须收现金，这在欧美国家是有相当难度的。后来韦学文找了当地越南黑帮，同意他们用一手提箱“脏美钞”来买这家公司。
脏钱是黑道上的一种说法，就是指因为某些原因而被政府作了记录的纸币，一般都是联号的。这种现金根本不敢大量使用，只能存在于地下市场里。但韦学文认为无所谓，因为这钱他拿到手就是公款，只要送回国，组织肯定是有办法让这钱变干净的。脏钱在美国和加拿大没法用，但在中国不一样，这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真价实的真币，又不是假钞。能为组织多挣点公款作经费有什么不好？
不过临时出了点变故，韦学文突然得到命令要赶去芝加哥，于是过境后在西雅图把手提箱交给了正要回东南亚那边的马俊波。
一周后韦学文在芝加哥突然得到消息：马俊波死了，死在菲律宾。
这让韦学文惊讶不已：就他所知，他们这票人马没和菲律宾发生过什么关系；马俊波为什么不回新加坡或者是香港的点，莫名其妙跑去菲律宾？谁派他去的？……或者是个人行为？
组织上当时成立了个十多人的调查组。秘密的查了两个月，结论：马俊波是执行任务时路过菲律宾，意外车祸遇难。自后还是定性成“牺牲”。
这件事情一直迷雾重重。但让韦学文更难受的是：他把手提箱交给马俊波是临时做的决定，马俊波实际上在第2天晚上（菲律宾当地时间）就已经遇难，而他在芝加哥根本不知道，所以拖了两三天才把让马俊波转交公款的事告诉了家里的人。这样一来，在菲律宾不见的那个手提箱就成了个根本无法说清楚的事：有人就在组织里谣传，你韦学文是知道马俊波遇难后才说托他转交的，反正人死了根本无从查证。言下之意就是那手提箱说不定就你吞了，根本没有转交这回事！
手提箱里有110万美金和十几万加元，折成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有将近1000万。这笔钱对任何人都有不小的吸引力，但157这个小团体的人谁也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会干私吞公款这种下作事。所以这个谣言只是私下在传，并没有谁真正提到台面上来讲。黄诚手下有人来157悄悄找人问过，后来也没什么后续，不了了之。
这事曾仲英其实在后面说了话“157做的是特殊工作，特殊工作就会有特殊情况，当然也应该特殊处理”。
但现在不一样了，韦学文明显感觉到这次黄书记给他交了底：隔离审查是因为纪委手里有实际的证据！否则不会动你。“曾家军”人马除了刘健这种异类外，其他人都有个共同的毛病：政治敏感度很低。本来现在的情况，曾仲英一手栽培起来的人几乎就只剩下韦学文一个，而且他是重要骨干，甚至可以说是曾仲英的接班人。上面是要考虑影响的，不可能因为一些小问题就把你给办了，那岂不是赶尽杀绝，还让谁来做事？韦学文一直没有想透这点，两个月前就听到风声可能会被组织调查，但竟然始终认为别人是搞派系斗争，没问题都找事往你身上糊，所以完全对手提箱的事没什么准备。
韦学文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了很多，甚至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这个快40岁的中年男人这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刀光剑影中，已经看惯了生死和颠簸流离。他并不怕死，也不怕失去所有外在物质的东西。但他不能忍受被人冤枉，更何况是被组织冤枉……到目前为止一半生命历程都在为之奋斗的地方。
第三节
第三节
…
韦学文是重庆人，老家在长江边的重钢家属区。
父亲是重钢的一个科长，在韦学文12岁那年心脏病粹死在出差途中。母亲是重庆一个区法院的法警，丈夫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婚，非常辛苦的把韦家三兄妹拉扯大。父亲生前是厂里做销售业务的，那时候虽然大环境差，但还有点油水，整个家庭还过得去。去世后就不行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三妹韦学彤还有小儿麻痹症，一家四口人就靠母亲那点死工资生活，非常艰难。
韦学文从小就是家属区的孩子王，他不太爱说话，但脑子特别好使，有一种和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心智和老道。和他混在一起的孩子虽然也都喜欢用重庆男人的方式……拳头来解决问题，但只要韦学文在，他们和其他区域的孩子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因为韦学文有一整套办法来应对各种情况，甚至还有一整套办法来对付厂里的保卫干部和派出所的公安。当法警的母亲从来不知道这个大儿子竟然会在外面打架，她仅仅听丈夫生前的朋友说过“你们家老大比较扯（调皮）”。
二弟学韬倒是比较乖，成绩也好。但母亲显然更喜欢老大，因为年纪小小的学文已经会自己和厂里的青工跑到江边码头上去捡“漏货”（货物从船上到车上，这过程中会有损耗，尤其是没有包装的散货，煤炭，钢锭一类），或者是和几个厂里的油子带一群“棒棒”（重庆街头接散活的民工）到重庆南站接那些从广州贩货的个体户的搬运活，为这事他还专门跑去学了开车（私学，没驾照）。当然，这些事情是需要一定实力的，也经常见血。但韦学文从来没有受过伤，也从来没被公安堵过。母亲毕竟是警察，她肯定知道十来岁的学文在外面挣的这些散钱是有风险的，但她除了心痛之外没有其它办法。那时候80年代，大家的收入都很低，而且公家也没钱，只有民营经济的苗头……个体户的收入高，其他所有人都是穷人。韦家三个孩子，只有一份工资，懂事的学文知道为了他们兄妹三人不肯再婚的母亲捱的很艰难，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帮家里多挣点钱。
当然这样一来，学习成绩就不可能有多好。韦学文90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了，分数还差得有点远。母亲想了办法，找熟人把户口上的民族改成了壮族（不过韦学文小时候倒是听父亲说过祖辈是从广西逃荒到贵州的，所以也有可能是真的壮族），加了点分；然后又找关系要到了个法院系统在西南政法学院的委培大专名额，跌跌撞撞的让他好歹也去上了大学。韦学文刚开始不想去，他想去当兵，因为当兵不用生活费还有津贴拿。但母亲说“娃儿勒，当兵回来只有当法警，一辈子都和你妈一样。法院头要想混得好，只有靠读书！”
进大学的第一天碰上个中学校友，这人把他带到旁边的四川外语学院听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讲四级考试。教授并不知道韦学文是西政的大一新生，对其差得没底的英语大加讽刺，还说“你这学期之内要是做模拟题能及格，老子手板心煎条鱼给你吃！”
韦学文在学期结束的时候真买了条小鱼拧着去了川外，同行的还有100多个同学（大部分都认为他有病，去看热闹的）。结果做完试卷竟然得了90多分。教授得知他还是大一的新生，而且还是个高考英语根本没及格的委培大专生，惊讶的说不出话。
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又搞了件事情出来。当时大班上有个哥们，在校外惹了事，被人寻仇，这哥们是北方人，学过点拳脚，一个人把对方打跑了。后来对方纠集了好几十人，晚上把这哥们堵在电影院回学校的路上，把他打的全身血窟窿，还扣在录像厅里不放人。韦学文得到消息后，连夜跑回家偷了他妈妈的一副旧手铐，然后把厂里一个兄弟跑运输的烂吉普车开到那个学校附近的录像厅，下车旁若无人的走进去，摸出手铐就把同学铐了起来，然后对面面相觑的10多个小混混说“我是沙坪坝分局的，这人是通缉犯”。把同学救回学校后，他竟然又开车回录像厅，给小混混散了一圈烟，然后说领导让大家去配合下调查，可能有奖励呢，毕竟是通缉犯啊。于是这群没脑子的傻货被韦学文直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