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我又与身为中国文学专家的众多前辈以及朋友见上了面。未谋面的诸位先生出于惶恐还未拜访。尽管文献、学者如此众多，可是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学对于日本人整体而言却是极其疏远的。
其缘由倒也是明显的。
日本古代采取“中国文化一边倒”的态势，而明治以来，转为“西欧文化一边倒”，从而将以往用在“中国一边倒”上的力气倾注到了西欧上面。
不过对于业已搬来的中国文化，并未全盘扑灭，不仅在汉学者和东洋史学领域那里继续保留，而且还将其留在了忠君爱国教育及诏书之中。因此，古老的中国文化，只有其表面部分还与日本人的生活保持着某种关联。
明治以后，日本采取“西欧一边倒”，一方面进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成了他们蔑视的对象，没有了了解的必要，这样一来，中国现今的一切就与日本的大众隔绝了。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新文学，除了“浪人”所介绍的魔都、鸦片之类的猎奇事物以外，便别无所知了。
对西欧文化的倾倒，其结果是，从十一年前的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又被列强给一脚踢了出来。然而，现如今，说来也怪，就像从前我国那些宁可割掉自身某个部位，遭到旁人唾弃，也要去当个宦官的人一样，被踢出来的日本依然毫不死心地哭着喊着想要再度追随列强，从而置大众于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境地。
在这种现状下，中日难以实现友好。而且，以这种接受姿态，我一个“彼国之人”，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的民族文学，此事实属不易。
昔日布朗登氏作为外籍讲师，像是留下了极多业绩，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态势一开始似乎就与西欧文学迥异。不过，我暗中了解了前任冰心女士的讲课情况，听说其介绍新中国，颇为公正客观，又很热心，说是这回要离开日本，于是轮到了我头上。这就是前面所说事情之缘由。
在日本的此等环境中，向日本大众传授表现中国人民被压迫的苦难、三十八年革命的艰辛以及此次终于站立起来的伟大力量的文学——在我看来，需要更大的人物方可。
以前，也曾有过请鲁迅来日本讲学的念头，只是一来鲁迅自身可能也不便前来，再者日本方面时机亦不十分成熟。就此次之事，要报答抬举我上大学讲台的诸位之厚意，我期待着能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派送最好的讲学者过来。然而，当今的日本领导层，不愿看到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修好，不希望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民的生活及其文化，不希望中日互助合作。若他们执意捂起眼睛不瞧中国，那么我的这一理想还远不能实现，我也只有和愿意认真研究中国的学生一道，排除种种障碍而前行。
回头看一下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分配给中国文学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怜，在大报上评论中国文学的也很少见。然而，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前面提到过的各种翻译作品，虽没有广告和宣传，也非常畅销。这是我们在中国曾经经历过的情况，在半殖民地状态下，好的出版物自己就会传播开来。
日本必须重新起步，才能回归亚洲。我也产生了与学生一道忍耐前行的念头。
二
我时刻都与疾病为伴。因而小则影响到与朋友交游、旅行，大则导致一时无法回国。不过，时隔多年再次来到日本，虽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备感亲切的东西还是相当不少的。
就连如今已成为市区的武藏野，也还留有两三棵光叶榉树。那是从前的杂木林。在武藏野的北部有一片黝黑的土地，地里晒着成排的萝卜，稍微走远些，会看到农家的屋檐上挂着柿子干。这些景致虽然不起眼，可是对于以前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来说却十分亲切。
从前叫做麹町、现在成为首相官邸的那一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过去的中国公使馆，不用说，现如今昔日的景观已经荡然无存。
在那座中国公使馆发生过一件滑稽透顶的事儿。那是在民国元年之前一年，十月革命意指辛亥革命。因其发生于1911年10月，故而作者称其为“十月革命”。——译注的消息一传到留学生当中，欣喜若狂的学生们就都涌向那里。公使降下大清帝国的旗子，器物被毁，大大的枝形吊灯被打落下来。公使馆内属于治外法权，故而公使没有叫日本警察来。当时的公使和学生都相当了得，身在本乡地名，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区域内有东京大学。——译注的学生中有因拿不出5分钱的电车费而走到麹町者。
其次难忘的是“二十一条”。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为此事的极度荒唐而震惊，大家都议论说这简直是用一纸文书将中国沦为附庸。我们闯入公使馆，责令公使拍电报，这时在公使馆门外，近卫联队的喇叭手三十人左右，吹着喇叭围着公使馆转来转去。我们还当是吹喇叭练习呢，过后才知道那是在对公使馆进行威吓。不由得为日本军阀那拙劣的把戏而大感惊讶。当时虽说好像已经有了国际法，但似乎还不知道拘留学生这一手。那个时候学生很是厉害，根本不把公使当回事儿。
贪赃枉法的军阀及官吏一见在国内要被抓了，就会逃奔到日本来。他们这些人身居豪宅，养小老婆，最怕被学生发现。殊不知学生根本不屑理会他们。
国家、社会、个人，中日两国虽然比邻而居，可是迄今为止还谈不上相处融洽。不过当我们接触日本的自然风物及日常生活时，会产生各种愉悦之感。对此，我在明治文学中读过很多，然而此次却发现，如今这方面的随笔以及描写不是很多。从前我们国家因外国的压迫一度失去了很多闲情逸致，我怀疑这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原载日本《群像》杂志195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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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第的高材生——日本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行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沦为殖民地，中国以英国强行输入鸦片为开端，已经陷入半殖民地状态。此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毫无开战理由，甚至没有任何借口），结果将沙俄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引到中国，造成中国战败。
看到日本的强大，印度人从中受到了鼓舞。中国尽管败给了日本，却甘愿向日本学习近代文明（我也是那个时候的留学生）。然而日本却错行了政策，没有为中国的维新即中国的革命助一臂之力，而是趁机与袁世凯及张作霖挑起很多事端，招致了侵略的恶果。
其结果，这次战争使得中国内地众多的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饱受了战争之苦。残废军人、战争###乃至混血儿，这些如今日本所有的一切也遗留给了中国。
而中国人却并非要与日本清算这笔账。对投降时的诺言，日本近来有些出尔反尔，就连这一点中国人也没有责备日本国民。然而日本由于自己逃避媾和，自觉不仗义，故而尽量诋毁中国人，说什么“竹帘子”，其实是在自己的面前放下了一道帘子，实在不地道。
然而中国人对此却不愠不恼。中国很是同情现今的日本。对此也许人家会说：“多此一举。我们日本今后要成为独立国家，再度成为亚洲强国。我们对内要确立国民道德核心，兴建皇宫，采取自卫措施，对外亲善友邦，接受援助指导。同情之类纯属多余。”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要同情。中国目睹日本的一切现状，都是自己所曾经历过来的。中国在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之时，自己的港口驻扎着外国军舰，自己的市郊埋伏着外国军队。在外国人家中或者店里做工薪水高。官吏腐败，街上卡巴莱Cabaret， 指带有歌舞表演的餐厅或夜总会。——译注生意红火，高级汽车穿行；不管检察官如何抓，以公事名义挥霍公款者依然层出不穷。也就是说，从前中国有的如今在日本都有。中国人知道甘于这种状态绝非到达独立国家之路。正因为如此，才同情日本人。
不客气地讲，日本和德国，都是由于一度逞暴而被先生淘汰的高材生。乃至于被排在了脏兮兮的殖民地人民之后。哪怕通过努力重新赶了上来，若再盛气凌人地排挤或者蔑视其他学生，还会遭到先生的教训。况且先生从一开始就决不允许日本再度成为强国。
中国人由此同情日本；不仅同情，而且还伸出手来期待着早日与之一道前进，绝没有将日本吃掉之意。虽然日本由于进行了欧洲的文明开化，便觉得自己也加入了欧洲诸国的行列，然而这个岛屿却并不能撑篙驶往对方的阵营。日本的岛屿犹如一架不沉的航母，大大成全了他们。不过，即使拔篙前往，人家能否接纳你这有色人种还是个问题。听过桃太郎故事的孩子可能会将自己幻想成桃太郎，但绝不会将自己想象成狗或者猴子。
有人讲了这样一番话，说日本全体国民好比乘着一辆列车驶往某处。有识之士也居于其中，口口声声说去那个地方并非明智之举，可是要改变方向必须停车，而司机却不肯，这样要想停车就必须捣毁列车，捣毁列车就要死人，故而很多人都是提心吊胆地坐在车上。这是陷入半殖民地状态的初期经常犯的错误。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1）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都是企图拥戴皇帝来搞中国维新之人。上个世纪末，中国与日本都曾受到西欧诸国触手的抚摸，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庚子事变，日本在经历了荷兰船、贝利、尊皇攘夷的内战之后进行了明治维新。西欧的东洋经营还顺便为东洋人带来了文明开化。康有为们只是因一时糊涂，而向皇帝请愿，提出改革维新主张。如后来辛亥革命所证实，没有任何实权的彼等文人只能是发一番议论而已。与之相反，日本的维新因是腰中带刀者所为，虽得以按计划进展，不过由于搞得过火，也失败了。
在中国人看来，康有为的那类意见无足挂齿。清朝皇帝的统治怎么讲都令人不痛快。当官的要穿清式官服、戴斗笠似的帽子，而且还留着尾巴似的玩意儿。老人们会不时提醒明朝灭亡有二百四十几年啦；拿起货币，那上面也有不认识的满文。
尽管嘴上不说，行动上亦未表现出来，然而在异民族统治之下，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同化，内里的那种民族抵触还是相当强烈的。某学者因晒书时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被杀头的消息，在人们中间口口相传。
清朝长期采取科举取士的制度。年轻人练习写八股文以求早日考中，接下来便花钱买得一官半职，然后利用官职，尽快地以各种手段敛财——归根到底是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大捞其财；一旦操之过急，合###变为非法，结果在大捞了一把之后逃回老家。这种贪污手段造就了一批拥有小资产的大家族。
最后清朝决定废除这一科举制度，代之以向欧美选送留学生。然而其数量极少，平庸者酷似近来的渡美大学生，优秀者到了外国得以更好地审视自己的国家，待到几年后回国时，会成为与政府毫无干系之人。
不过这个时期，即使不靠政府，也还有自己留学这一条路。特别是去日本，又经济又便利。因此，当科举的大门关闭之时，读书的青年人因为没了出路，非常多的学生就东渡来了日本。不仅学生，很多革命家也来到这里。革命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推翻清朝政府是当时中国人所持有的心理，革命是“必到”之事。在东京的学生和革命家都感到体内蕴藏着某种兴奋。
在东京都电的神保町与骏河台下之间，朝北向有一家书店。店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书店有一面陈列窗，陈列窗内摆放着《民约论》啦、《无政府主义》啦之类的书，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非常之畅销。书架上放着林琴南将西洋小说按照中国口味改写而成的作品以及古老的《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当时的日本人正沉浸在几次胜利的喜悦之中，对中国人的举动亦没有特别干涉。学生们由于那附近两家中国餐馆的存在，总算平复了对公寓膳食之不满。在这一学生界的幕后，革命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壮大。顺便交代一下，所谓的革命没有丝毫英雄主义色彩，抓到了就要被杀头。孙文、黄兴不时地在东京露面，学生都欢迎他们。
另一方面，渐渐地学生多起来，也不知对日本有何妨碍，总之警察当局制定了所谓的学生取缔规则。因是公安局的立法，很像近来的出入境管理法。对象是外国人，本国国民不大注意这个，故而无需考虑什么民主、立宪、人权之类的，可以随意进行逮捕、驱逐、查抄。对此，留学生们以全体回国来进行了回应。
不过另一方面，为革命家提供帮助的人也为数不少。而且还有“###浪人”。这个在当时——当然任何时候都一样——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对于外国的反政府派，若为他们提供保护，日后会用得着。可当中华民国成立时，最晚一个表示承认的也是日本。据说当时认为“中华民国”一名对帝制日本有不良影响，而发明了“###共和国”这个名字的是外务省的官僚。中国人对待外国，出于礼貌，都使用好字，如英、美之类，可是日本的汉学界，却对别国不用好字相称。
孙文和黄兴进行了多次革命尝试，终于于1911年10月取得了成功，即辛亥革命。然而新兴知识分子以及同盟会却没能维持此次革命的成果。不久孙文也将总统之位拱手让于袁世凯，自己很快站在了反对党的立场上，被迫从头再来。一切旧官僚都不希望自己的地位被动摇，因此革命党无法发动他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2）
回顾辛亥革命以前，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科举制的存在，导致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与文艺关系密切，因为人们以文章来书写政治。这文艺之中已经不包括卑俗的小说。那些科举落第、衣食无忧但却庸庸碌碌或者是衣食不足、卖文稿写小说的人才搞我们所言的文艺。林琴南自己读不懂英文，就让别人给读，之后取其情节，人名处随便编几个中文名字。《老残游记》列举了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清末时期的作品，像严复、章炳麟、黄遵宪、李宝嘉等人的著作，都是将欧洲的作品、政治、文艺、文明等各种东西杂烩而成的。与日本有着很深渊源的苏曼殊也生活于这一时期。
据说在日本，直到德川末期，都有说书人讲《西游记》。可是那些清朝末期的文学，尽管很多甚至就创作于东京市内，在日本也不过是知道的人偶尔拿出来翻翻，很快又忘到脑后了。明治开化以后的日本与中国作别，对待留学生一直采取取缔政策。看来这就是日本政治家的传统。
我不知道中国文学史家如何阐述清朝末期的文学。当时的文人卖力地学习外国文学，时而摆弄两下自己的古典文学，对革命虽然热心却未必参加。如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等也是那个时候的事。
就在这样一种时候，辛亥革命把我们从皇帝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刺激非同小可。说是要写辛亥革命以后的事，现在却写了很多清末的事情，这是因为这一文明开化时代先于新文###动，对此充分了解一下为好。
革命后，虽然仍有梁启超的《庸言》以及《甲寅》之类的由清末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行，不过都微不足道。重要的一件事是蔡元培就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