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知道卫立煌在香港的处境和愿回大陆的心情后，立即指示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秘书、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给卫立煌写信，欢迎他回大陆。卫立煌见信后，知道是周总理叫他回去，内心十分高兴，久久不能平静。他即说服夫人韩权华，让她与自己一同回大陆，并很快做好一切准备，不久，便坐上了香港至澳门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轮船在南海上破浪前进，卫立煌也平静不下来，他的思绪已神越天外，想到了很多很多。他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第一次乘海轮从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是40周年，这40年好像十分短暂，但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独立的新中国。而自己40年来，也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历尽艰险，备尝苦痛，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想到这些，不禁百感交集。
轮船于3月15日上午到达澳门，卫立煌登岸后，与夫人简单吃过早饭后，即坐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往广州。很快，便到了这座花一样芳香、美丽的南国城市。卫立煌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抗日名将卫立煌（2）
他处处感到顺心，处处感到温暖，像天涯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他即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发出电报，向他们致敬，报告他已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3月17日，毛泽东亲自回电，对卫立煌回到人民怀抱表示欢迎，电文说：“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的电报来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便与卫立煌商量，建议他先到江南去看看。因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让卫立煌到那里去散散心，以解在香港数年的郁闷。
卫立煌欣然同意，于是，他与夫人乘火车出韶关，经湖南、江西等地，到达浙江，先游览了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领略了西湖“浓抹淡妆总相宜”的韵味。然后到了上海，略略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来到了无锡的太湖。准备在这“五湖烟水独忘机”的美景中多休息几天，再北上赴京。
4月4日，卫立煌突然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周恩来将要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但他知道卫立煌夫妇回来了，十分惦念，想在临行前见见他们，因此，希望他们立即来京。于是，卫立煌夫妇当晚便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早上6时，卫立煌夫妇到达北京。下午5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设家宴招待。席间，周恩来与卫立煌共叙两次国共合作的旧谊，特别提起抗战初期在延安见面的情景，历历往事，如在昨日，谈起来都万分感慨。邓颖超和韩权华原是天津时的同学，回忆旧事，分外亲切。他们知道总理第二天就要出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作长时间的谈话，更是感动万分。
随后，毛泽东主席也接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刘少奇委员长在会见时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国家近况，并坦诚地向他征求意见；朱德副主席会见他时，像老朋友一样问长问短，十分关心，也在家里设宴招待他们。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卫立煌亲如兄弟的情谊，使他如临旭日，如坐春风，他感到大陆的亲切，感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随后，新华社发表了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告朋友书中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短短几年的建设，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凡百设施，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建成就；抨击了蒋介石在台湾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内外政策，指出他们以此勾结美国力量，妄想###是“痴人说梦，白日见鬼”，鞭挞了“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的狼子野心。最后，卫立煌希望各位在台的袍泽朋友“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位珍重。”卫立煌的告袍泽朋友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卫立煌回大陆后，先后到很多地方作了参观游览，从南到北，处处都是新气象，他看到旧中国那种“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的乱摊子，经过人民的建设，正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麦浪翻滚、禾稻葱绿，替代了过去的田园荒芜；烟囱林立、广厦鳞比，代替了过去的断垣残壁；新工厂、新农村、新城镇不断涌现。一切都与过去迥然不同，他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鼓舞、所振奋，也下定决心，全力报效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卫立煌回大陆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经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还经常到各地去视察访问。他精力充沛，工作认真，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1956年下半年，为了帮助各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提高思想觉悟，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全国政协成立了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提供学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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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卫立煌（3）
社会主义学院的成立，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欢迎，他们纷纷报名
参加学习，一时参加者达160多人。
卫立煌也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当时，他选修政治经济学课程，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以外，平时在家里，还买来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孜孜不倦地读，并仔细做笔记，写心得体会。他说：“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是不行的，闭着眼睛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他还说：“在香港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学的不深刻，也不系统，现在得到进社会主义学院这个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卫立煌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断捉高了思想认识。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及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回到祖国大陆之后》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宣传，希望他们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
对于卫立煌的进步，对于他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自我改造的上进精神，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别提到卫立煌，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立场、走到人民方面来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最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的话使卫立煌深受鼓舞，他恨自己觉醒的太迟了，为国效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决心抓紧时间，尽力工作，回报国家对他的期望，回报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回报人民给他的荣誉。
正当卫立煌满怀热情，全心为他所热爱的新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却病倒了。
1958年5月，卫立煌患咽道神经麻痹症，咽不下东西，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周恩来得知后，即关照北京著名的医生为他诊治，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正常。
可是过了不久，卫立煌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马上被送进医院，受到医院精心治疗和很好的照顾。但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脑震荡，以及长期所患的糖尿病也同时发作，病情不能很快制止，本来十分健壮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虽然多种疾病并发，体力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听收音机，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感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卫立煌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关心这位老朋友的病情。周恩来，朱德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坚定信心，同疾病作斗争，他感动得流下热泪。
特别是朱德，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一次，每次到了医院后，总是长时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卫立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挚友，已是76岁高龄，还时常来医院探视，内心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喜欢朱德和自己呆在一起，每当朱德来时，他都十分高兴，他们一起谈论很多问题，也一起回忆过去那难忘的往事……
那是1938年1月，卫立煌接到通知，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在会场中，他见到一位年纪50岁左右，穿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的将领，此人整个穿着有如一田舍老翁，但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便私下问人，这是哪方面军的长官，有人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卫立煌听了，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全国闻名的总司令竟如此朴素，一下子便产生了好奇心与敬慕之心。他主动上前与朱德交谈，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朱德的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二十天后，是中国传统的旧历年，卫立煌带领部下，抬着礼物，亲自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洪洞县马牧村给朱德拜年，为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军事将领聚集一堂，共庆新年。此后，朱德与卫立煌又多次打交道，他们熟悉起来，成了情深谊重的老朋友。
抗日名将卫立煌（4）
卫立煌回大陆后，朱德虽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但对卫立煌仍然如挚友一般。
病房里，朱德与卫立煌两位挚友推心置腹，恳切交谈，他们回顾以往，也憧憬未来，都希望能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多风、多冰冻的严寒季节，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卫立煌所患老病不见减轻，又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由感冒又转成肺炎，病势日见危重。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怀下，北京中、西医界著名的医生共同会诊，精心治疗，始终无效，不见好转。这样拖到了1960年。
新年来到了，但寒冷的冬天还没离去，1月15日，北京又降大雪，卫立煌禁不住严寒，病情恶化，很快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
16日，朱德副主席不顾年事已高，寒气逼人，冒着大雪又来到病房。这时，卫立煌已不能讲话，神志完全不清。朱德望着这位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自己相交几十年的知己，内心充满难舍难分的感情。他沉默无语，坐在病房，久久不忍离去。
如此深情，如此厚意，使卫立煌的家属感动得热泪长流。
各科医生都来了，他们对卫立煌进行了紧急抢救，用尽种种药物与医疗手段，都不能奏效。抢救到第二天，即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溘然长逝，终年64岁。
1月20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卫立煌先生的公祭大会，灵堂前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各界人士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参加了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悼词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是对卫立煌一生最公正、客观的评价。公祭大会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位于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立煌先生如果死而有知，亦应该含笑九泉。
大汉奸汪精卫（1）
1938年12月18日，战时陪都重庆霜雾笼罩，寒气逼人，一阵阵西北风打着呼哨，从湍急的嘉陵江上刮过，在山城的房宇、树梢上肆意虐行。上午8时，戒备森严的重庆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停后，走下三男一女，一个个神情慌张，东张西望，注视各方面的动静。不久，一辆黑色小轿车又疾驰而来，从车上又走下三个人，这前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及老婆陈璧君、秘书长曾仲鸣等一伙。他们此刻是乘蒋介石在中央礼堂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之机逃出来的，准备乘机直飞昆明，与早先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汇合，再飞往河内，去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可耻的汉奸的。
早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汪精卫就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作舆论准备。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大弹民族失败的低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汪精卫还竭力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并以他为中心，聚集起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帮人，由于他们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和亡国论，人称“低调俱乐部”。
1937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唱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
对近卫声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汪精卫则认为时机来到，便加紧同日本联系，还指使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进行密谈，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协定，同时还拟定了汪精卫潜逃投降的行动步骤。汪精卫此时出逃正是按计划行动的第一步。
汪精卫等人到机场后，因飞机要加油，迟迟不能起飞，他们只能在机场等候。汪精卫心急如焚，当机场官员请他到高级候机室休息时，他谢绝了。他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慢悠悠地在寒风刺骨的机场停机坪散步。
好容易熬到飞机起飞，恰逢空军司令员周至柔也搭乘这班飞机，为了在汪精卫副总裁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飞机技术，周至柔走进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这一下不打紧，却使汪精卫惊魂不安。他知道周至柔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心中猜疑，是不是蒋介石已知道他的行踪，派周至柔前来监视，故意让他上了飞机后，再驾驶飞机回重庆，想到这里，汪精卫不禁面如死灰，全身冷汗直冒，一副束手待毙的狼狈相。实际上，周至柔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