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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主义”正在消失。在过去，权力、影响力和知识都按照阶层自上而下流动；而如今，这些东西却开始从底层生长壮大，个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挣钱。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我资本”（MyCapital）的理念—这是我的资本，我决定如何获得和使用它们。“我资本”强调的是一个微观世界，我如何获得和处置我的资本与别人无关。过去人们认为百万富翁都是剥削者，但是“我资本”百万富翁却在努力地回报，他们构想并追求大胆创新的目标：消灭疟疾、消除贫困、研制新型燃料、绿色生活。百万富翁过去的形象就是装在西装里的中年胖子，而如今他们拥有了各种体型和肤色：女性、黑人、瘦子、运动员、怪人、朋克摇滚歌星、不合群的人、年轻人、老人。在这个财富DIY的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做到。“我资本”就是个人版的资本主义，你可以修剪掉“主义”里你不喜欢的任何部分。
从量变到质变
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制度被悄然重塑，而这种缓慢、渐进的变化是隐形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定型的人，无论参观了多少个创业新工厂，仍会固守原来的思维。如果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持续更新，势必会僵化为盲目的教条。“持续更新”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晦涩，实际上就是好奇的人们时不时地问自己一句：“如果……将会怎么样？”这就是这种特殊盲目症的简单疗法。如果我的外婆每隔几年就重新装修一下她的房子，她的房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土；如果你和我坚持每隔几年就更新一下我们的想法—改变阅读习惯、尝试跟不认识的人聊天、去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我们就有可能觉察到那些移动缓慢的“龟速趋势”，而不是被它们的突然出现吓个半死。但是它们迟早会吓到我们，就像心脏病发，这些趋势在我们雷达的监控之下会在几十年里慢慢展开，然后就会以一种巨大、喧闹、有时候令人不快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
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实际上经过了几十年的酝酿，一经出现就会震动世界，“9？11”就是这许多例子中的一例。2008年9月，全世界上了一堂课，讲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有越来越多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事物出现在我们周围。大公司无法吸引新人才，因为他们都想“做自己分内的事”。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意外产生免疫。假如我们站在整个20世纪的高度来看股市的表现和成长数据，而不只是着眼于1987~2007年这20年间的股市奇迹，我们就不会对所谓的经济衰退和股市崩盘感到一丝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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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分析一个碎片化的世界
盲目的无知确实会误导我们。啊！不幸的人类，睁开你的眼睛吧！
—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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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崩瓦解的世界
如果你每天起床的时候大脑都需要重新来过，前一天学的所有东西都自动删除，你不得不把每一天都花在重建人们赖以生存的模式、规则、法律和人际关系上，你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首先你得确定身边熟睡的人是否是你的妻子，你会对“物体是往下掉落的”这一事实惊奇不已，你会惊叹于水的独特韧性和颜色，你会对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充满尊敬和好奇。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样的世界跟地狱没什么两样，因为所有让生命充满价值的东西，比如爱、回忆、知识，在这里都遭到了抛弃。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幼稚的生活和学习方式也有其迷人的地方，不过他们更愿意自己决定何时开启和关闭这种能力。虽然说人类的意识还是一个谜，但我们至少知道人类的智慧能够创造各种规章制度，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重新探索一遍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妻子，我们生活在地球引力之中，我是个男人等。但是在这些推理中哪些是幻觉？哪些仅仅是人们为了图个方便才建立起来的精神结构？如果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是错误的呢？如果我们观察世界所用的镜片过时了，将会有什么发生？
坚硬带来的安心
为什么我们要将人类生活的星球称做“地球”？当我们说“瑞典克朗”或“英国英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区区一枚硬币来指代整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我们要让一种颜色象征所有环保的东西或是用颜色来（错误地）描述不同肤色的人种，比如用“白人”来指代高加索人？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借代”的修辞—用小事物来比喻大概念。人们之所以要大量使用比喻是因为人类并不适合思考复杂的事物。在上一章，我们知道了人类会对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变化视而不见；同样，我们也会忽视那些对于肉眼来说过大或过小的变化。人类倾向于关注和理解那些正好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情，并改变超出这个视野范围的任何事物使之符合他们的视角。“数百万的饥民”对很多人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好估量；一张面黄肌瘦的孩子的照片却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同情。极大的数字和极小的动作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很抽象。人们很难理解一个很大的数字，除非将其用具体的、看得见的内容表现出来，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也只能放在强大的显微镜下才能被我们观察到。很多东西我们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静止的，就比如我们常用石头来象征那些死板的、坚固的、可信赖的和不可动摇的事物，“我们像石头一样屹立在暴风雨中”就是这类观点的体现。但是请想想石头是由什么组成的？无数原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原子时刻都在不停地运动，那种“像岩石一样坚硬”的想法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大家观察事物只停留在“岩石看上去是静止和坚硬的”这个层面上，而实际上它们是由不断运动的部分组成的。
这种以原子为中心的世界观同样也能用做转世的证据。所有包括我在内的新世纪怀疑论者，都不会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在你身上流动的原子有可能曾经是某个动物或是丘吉尔身上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和思考其他人身体或物体里的原子运动，生活会因此变得琐碎和累赘。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基努？里维斯的境遇一样，当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注定要生活在一个由人类有限的视觉创造的假象之中。
小公司—大世界
如果你将书中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各种趋势整合一下—资本主义的缓慢转变，个人主义的盛行，集体主义的衰败，还有碎片化—这就是一个现代公司的典型写照。现在的公司请的人越来越少，做的事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缩小劳动力的规模，但是它们的市场尤其是潜在市场，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广阔。我们可以把公司想象成一个荷包蛋，过去蛋黄和蛋白是差不多大小的，但如今蛋黄（员工）变得越来越小，而蛋白（市场和外面的世界）正在显著地变大。这将会对商业运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化工企业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员工超过15万，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公司通过外包、缩小规模以及技术革新等方式，将员工规模缩小了将近一半—这些都很好理解。随着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增加，它们的市场扩张到了以前的10倍，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个令人意外的转折。10年前，这家公司自己研发产品，自己销售产品，并且深信业内没有其他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化工行业；如今，没有一件商品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全都交给了代理与经销商，同时也因为这点，现在他们觉得公司以外的人比他们自己更加了解化工行业，因此他们的用人标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5年前，”他们的人力经理跟我说，“我们的理想员工是年轻、上进、擅长销售的男性，一个能够在市场上代表公司统治地位的人，一个对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消费者大力推广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所畏惧的人。”
“如今，”他补充道，“我们的理想员工是一个安静、略带书卷气的‘外交官’。”一个能够聆听他人，与公司所有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培养深厚感情的人。这种向“更小的规模，更大的市场”转变的趋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公司的用人标准以及对工作的评价标准。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是因为我相信基本上任何一家公司现在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它们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而这将会给公司在运营层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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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师综合征
很多人都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经常会指定这位理发师给自己理发。我也有这样一个理发师，叫马蒂亚斯，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理发店工作。马蒂亚斯40多岁，待人和气，没有其他发型师看上去那么时尚（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我的发型肯定是走实用路线的），我已经让他帮我剪了10多年的头发。作为一名服务业工作者，马蒂亚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相当”：他对自己的本行那是相当拿手（尽管我老婆一直在取笑我日渐后退的发际线）；请他理发相当便宜、相当迅速，而且他相当善谈（尽管我们的话题很少离开过假日安排和音乐）。有趣的是，过去所有的东西都跟马蒂亚斯一样，你当地的银行相当优良，当地的报纸在报道最新消息的时候总是相当迅速，公交车司机也总是相当和蔼可亲。在全球化到来之前，每个地方都只能用“当地”来划分，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相当”来概括。在瑞典这样一个依靠国家垄断发展起来的国家里，许多东西都可以用“糟糕”、“昂贵”、“缓慢”和“粗鲁”来形容。小时候看少儿频道的节目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痛苦回忆，当时仅有的两个播放少儿节目的电视台都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每天只限制播放15分钟，而且常常充斥着包装拙劣、充满左翼思维的介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纪录片。当人们无法离开他们出生的这个国家—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政府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向人民灌输意识形态的好时机，一味地宣传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乌托邦有多么相像，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危险云云。通过我的妻子，我了解到在铁托政权下的南斯拉夫长大比我的童年更加夸张，那里的学校会将铁托的爱好以及他小狗的名字出在考卷里考孩子，在这些考试中表现最好的学生可以得到奖励，奖励就是去贝尔格莱德庆祝铁托的生日—尽管这位统治者去世已有一阵子了。
之后，发生了一些事。
虽然说前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公开化、经济自由化、放松的政府管制和世界互联在很多书里被大书特书，但我始终对20世纪*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不是很确定，即使我把所有这些事实和像经济衰退之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一个类似于因素X的东西（但无法证明因素X就是创业精神）。越来越便宜的贷款、容易获得的技术，以及封闭市场的长期压迫，造就了一代想要改变的年轻人。在全世界，力图改变的个人和企业家正在革新我们的彩电、通信设备、空乘服务、铁路运输、银行、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原来被认为是糟糕、昂贵、缓慢和粗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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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无边界人士
这个世界的边界正在消失，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轻易地适应这种新环境。边界的概念可以让你方便地与别人拉开距离，让自己与众不同。我是瑞典人，而你不是；工程师总喜欢和其他工程师一起工作；有些公司总爱说自己以及所在行业“很特别”。在这个思想和视野越来越开放的现代社会，这种边界行为虽然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方便，但是也会给你带去不利，尤其是当太多“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基地组织”和2008年银行危机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两个例子。
我刚进商学院没多久，就注意到厕所的墙上画满了涂鸦，有一些画得还真是挺不错。一种解读是，尽管商学院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和会计、管理策略这些东西打交道，他们还是渴望创造点东西。他们从表面上看是商学院的学生，但是内心里他们中一些人有可能是艺术家、作家，甚至是破坏分子。当你将人进行分类并且贴上标签时，这些人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将一群人随意分为两组，一组为狱警，一组为犯人，过不了几天这个实验就要被喊停，因为“狱警”对待“犯人”的方式和手段会不自觉地变得凶恶残忍起来。我本人也有一个类似的但没有这么戏剧化的例子。我在斯德哥尔摩创业学院任教，该学院的课程面向四个学院的学生开设：商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学生都非常年轻，在选我的课之前接受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大学教育，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见到他们之前想当然地会认为他们的思想应该还算开明，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他们与我想的恰恰相反。你会常常听到商学院的学生评论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连微软的Power Point软件都不会用！”而那些未来的工程师总在抱怨我的这门趋势观察和未来思考的课程过于浅显：“我们要学习深奥的、分析事物过程的东西！”艺术系的学生老是摆出一副沮丧的表情，问我这堂课何时才可以不用空谈，而是真正搞点什么创作。最后，医学院的学生最容易退课，因为他们觉得这门课一点儿都不重要，毕竟这门课无关病人的生死。
如果这些学生、银行家以及“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想要在未来10年内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他们就需要学习和领悟如何跨学科地工作和思考，从搞创意的艺术领域到玩弄数字的金融领域等（但是就“基地组织”而言，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受害者的感受，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了一点）。跨学科工作这个倡议不仅仅是从团结和同情心的角度晓之以情，更是从经济的角度动之以理。给每一个人分配头衔和角色可以带来效率，当公司追求的核心还停留在提高效率时，这个做法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注重效力—不仅要把事情做正确，而且要不断发现并做正确的事情。那些懂得欣赏创新、敢于冒险，给员工巨大自由空间的公司，其效力也是巨大的。在市场格局清晰明了、市场竞争直截了当的环境中，我们要注重效率；但是在今天许多产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因此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效力的提高上。这些产业的公司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项目模型（project model）。“项目”这个词的英文“project”来自拉丁文“pro jicere”，意思是把东西往前扔—这正是动荡年代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