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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朱德嘱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别。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朱德就与世长辞。
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
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迎宾厅的气氛变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
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上有关安排做了调整。
最后一个军礼和最后一次接见外宾（5）
26日，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这时，秘书尹庆民与朱家商量，想利用朱德住院这个机会把他的浴室给改造一下。原来，新六所的卧室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中办知道后，便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只作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朱德这才勉强同意。于是，利用他一次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房子给“维修”了一下，将朱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相连，又将餐厅改成了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及一个理发室。
当朱德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然而生气归生气，木已成舟，只得勉强接受。但这一次改造留下的惟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情况。以至在以后的几年中，朱德每次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洗浴。
这次朱德住院了，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向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老人一天也没有享受过。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当时，天气很热，病房在四楼，没有空调，把房门、窗门全部打开同样燥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但进入7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医生说“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等，高烧一直不退。
接着组织会诊，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同时，成立了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为组长的医疗组。时任卫生部长的刘湘屏是组员，同江青关系密切，尽管每天都来看望一次朱德，但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刘湘屏问负责朱德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7月1日，朱德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了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之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朱德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起发出哽咽的声音。
在病榻上与病魔搏斗的朱德得知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时，焦虑万分，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不知是谁，把一盆兰花悄悄地摆放在朱德的病房里。当他看到兰花时，脸上漾起一种少有的安详与满足。
7月4日，朱敏突然听到父亲在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朱德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泪水簌簌往下流的朱敏，此时俯下身子在父亲的耳边轻轻地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好了。”听到朱敏这些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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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军礼和最后一次接见外宾（6）
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这些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志时，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嘴却没有发出声来。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老将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当时，叶剑英打电话表示想看看朱总，极度悲痛的康克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永远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伟大事业。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并感叹：“‘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朱德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等给朱德换衣服。可是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找不着了，家人这才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孙子朱和平泪如泉涌：“爷爷辛劳了一生，一定得让他穿身新衣服！”于是，临时在红都服装店给朱德做了一身内衣，外衣中山装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
7月8日，向朱德的遗体告别的这一天，他躺在鲜花翠柏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他那种坚定的声音去指挥千军万马……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的悲痛的人群。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碎了。多少人抹泪，多少人抽泣，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遵照朱德生前的意愿，康克清把他历年积存的2030616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朱敏回忆说：“父亲曾经说过——‘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
平民女儿与元帅爹爹的“生离”“死别”（1）
走进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一幢警备森严的小区，笔者很轻松便找到了朱敏的家。一进门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半身塑像，这尊塑像和军事博物馆及四川仪陇朱德元帅故居所安放的两尊塑像出自同一位雕塑家之手。塑像两旁还摆放了些绿叶盆景，刹时让人感受到几分有别于平常人家的肃穆庄重。
朱敏和老伴刘铮都是非常随和的老人，瘦高身材的刘铮招呼访客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坐后，他才蹒跚着走在沙发前坐了下来。一进朱敏家的门厅，便让人察觉这个家庭异于平常人家的气氛，而客厅里的摆设装饰则无不使这个普通的居室打下特殊家庭的印记，让人感觉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朱德纪念室。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客厅正面墙上正中悬挂着朱德标准像；展示柜中陈列有朱德、康克清与朱敏、刘铮的合影照片，及朱德与爱女朱敏的合影照；沙发后面墙上悬挂有几幅用玻璃镜框镶着的朱德手写的书法作品；墙角小桌上还摆着一个朱德、康克清合影镜框——很自然地，我们的话题从朱德元帅对女儿及女儿这个家庭的影响开始……
如果一个人每换一个环境便换一个名字，那么每个名字无疑是每段人生历程的见证；也能想象，频频换着名字的人势必有着不同一般的人生阅历。开国第一元帅朱德的独生女儿朱敏便是这样一个频频改名的不同寻常的人——在她出生后，爹爹朱德替她取的第一个名字，也就是她的乳名叫“四旬”；不到一岁时便离开母亲寄居姨妈家，那时的她曾改名“贺飞飞”；而爹爹曾照族中排辈给她取大名为“朱敏书”，来到延安爹爹身边后又被改做“朱敏”；赴苏联学习时，爹爹曾为她取化名为“赤英”。
对于朱敏来说，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爹爹的血，更延续着爹爹的精神血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虽然每个阶段朱敏所叫的名字都与爹爹息息相关，但在她与爹爹共存的50年生活长河里，分离的时间远远多于团聚的日子。和其他平常家庭的孩子相比，她得到的父爱和母爱相当少。父母之爱，对于14岁以前的朱敏来说是一片空白。
朱德与贺治华在滇边盐津县结婚，他们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时开始共同孕育一个小生命。尽管后来贺治华与朱德之间信仰已经相异，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贺治华的行为也深深刺痛朱德，但朱德还是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1926年，依照党组织的安排，朱德和贺治华离开德国，横渡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朱德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求学，将已经临近预产期的贺治华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
当年4月，40岁的朱德喜得爱女，女儿的模样让他百看不厌。为纪念自己40岁得到这个女儿，朱德为爱女取乳名“四旬”。四旬之年对于朱德来说，在这一年他迎来女儿的同时也迎来人生重大转折——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女儿没出世之前，朱德已接到国内通知，这是他自1922年赴德国留学后第一次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第一次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付诸行动。但是，心爱的小四旬刚满月，无法忍受漫长路途的颠簸，朱德只好离别女儿，独身踏上回国的征程。谁知这一别竟是14个寒暑！
次年夏天，小四旬的姨妈奉外婆之命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中苏边境，从姐姐手中接过不到1岁正在患病的小四旬。在姨妈和外婆身边，小四旬慢慢长大了，并改名为贺飞飞。第一次认识爹爹是在成都街头的一幅悬赏“朱毛”人头像上，朱敏回忆说：“那天，外婆悄悄告诉我，那个‘朱’就是你的爹爹。”当时，朱敏觉得心口一热，突然非常想见到自己的爹爹。后来，已经熟悉了“贺飞飞”这个名字的她也知道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朱敏”。她从外婆和姨妈那儿听来种种关于爹爹的传说，脑海中也不断地塑造爹爹的具体形象。
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时年12岁的朱敏。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笑容亲切的周恩来给少年朱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记得，当周恩来第一眼看到自己时，非常惊讶地对邓颖超说：“这个孩子多像朱老总！”在周恩来提出想把朱敏送到延安与爹爹朱德团聚时，外婆一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死活不肯放身体不好的外孙女走。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临走时拿走了一张朱敏的照片，带给朱德。朱敏还记得自己当时到成都照相馆照了一张穿学生装的半身照，照片只有一寸大。周恩来拿在手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照片太小了，你爹爹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楚你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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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女儿与元帅爹爹的“生离”“死别”（2）
两年后，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国民党特务打听到朱德的女儿藏在贺家，一天，姨妈突然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幸好姨妈一口咬定朱敏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才使她幸免于难。但是，不安的气氛在家里越来越浓。一天早晨，外婆在被窝里，叫着外孙女的名字：“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从外婆嘴里，朱敏第一次知道母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尽管无比留恋外婆及这个家，但14岁的朱敏知道自己只有“走”这一条路了。没过多久，邓颖超又一次秘密来到成都，接走了朱敏和她的表妹。
那时，正好有一批共产党的医务人员从成都出发到延安去，表面维持“国共合作”局面的国民党不得不放行。朱敏与表妹也被编入这支医疗队中，在医疗队必须穿军装，尽管当时朱敏比较胖，但肥大的军装穿在身上仍显得不合身。只学习了三天包扎技术，朱敏便随队出发了。沿途，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检查很严，除了审查证件，进行盘问等事外，还要当场考察。在整支队伍中，朱敏的个子最小，衣服又不合身，引起了特务多次怀疑，但凭着自己速成的包扎和战地救护技术，她终于通过了特务的多次考察。当年11月，医疗队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坐在马车上，朱敏还未来得及细细打量延安风情，远远便搜索起爹爹的身影来了。一个站在高高的土墩上的中年男人映入她的眼帘，他穿着八路军军装，腿上打着绑腿，直觉告诉朱敏，“这个人就是爹爹”。她顿时忘记了路途上曾为如何开口叫爹爹的苦恼，脱口而叫：“爹爹……爹爹……”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他跑过来，一把将女儿抱下马车。原来朱敏还想好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