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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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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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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