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