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试，妈妈。”我说。
我想象着她的样子，耳朵贴在话筒上，耳边的头发拢到了后面。我心里也有些慌乱，要不要去看看周鸿章呢？他住在什么医院？这些我可以从母亲这里轻而易举打听出来，可我嘴巴却闭得紧紧的。我希望她能尽快放下电话，剩下我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好耐心回味思量这个消息。
无论周鸿章做过什么，他都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过程。甚至因为他的突然离家，对我来说，反而比陪伴我多年的母亲变得更为重要了。母亲的唠叨还在耳边，一些记忆深处的场景，已经开始向我飘了过来。我的眼泪，没来由地冒了出来。
第二天，我打电话去父亲的单位。他们说他病退了。又将电话转到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他们只处理他的工资问题，对病情并不了解。那么谁了解呢，对了，去问问工会吧，每年他们会慰问病退的职工，他们应该了解情况的。
工会正在给职工分菜油和大米，一个女人一提起电话，就没好气地嚷嚷：“该领的赶紧领走，过期不候。”听我说找周鸿章的住院地方，不耐烦道：“为什么不去问他的家人？”
我没有说我就是他的家人，但女人也没打算放过我。你是他的什么人？她好奇而严厉，问得理直气壮。那么忙，她还要要八卦。
我说是早年的同学，来北京出差，想见见他。
“是女同学啊，”她终于笑了，为得到一条意外的消息而释然了。“地坛医院，出出进进好几回了。病情不轻，你要做好准备。最近他正在那里呢，你去看看他吧。顺便告诉他，工会的同志过两天也会去看他。”
中午吃过饭，我走出了家门。阴沉了好几天的天气，突然放晴了。寒冷而晴朗，天空湛蓝，我仰起头来，才注意到那些寒风中摇落不息的树梢顶端，居然还有零星的黄叶，灿烂的阳光下，随风转动，发出耀眼明亮的光泽来。仿佛冬日中的另一层生命。我拉紧头上的软帽，迈开大步，向地铁口走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医院的住院部了。最近的一次，应该是读大学时去看一个得了重病的曾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当时是跟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就在医院的外面，我们还嬉笑怒骂呢。我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体会病危之人的心境。进了病房，美里将鲜花放在了老师的床头，他尽量鼓起力气，叫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唯独我，他叫不出名字来，但他对着我笑得很开心，说：“你是那个上课总坐在最后一排睡觉的女生。我曾经一直很好奇，想问问你，每堂课都睡，还是只在我的课堂上睡？”
我的脸通红，我没法告诉他，我睡觉，只是因为那学期他的课，全都安排在上午的一二节。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6）
老师出院后半年，肾衰竭，从五层楼的家里跳楼自杀了。消息传得很快，它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医院看他时的情景。那时住院病房的大楼外的花坛里，有着一丛一丛的鲜花，花儿开得格外鲜艳。有病人躺在手术车上，正在被推进电梯里。走廊来苏水的味道很浓，我打了一个清脆的喷嚏。
我不太担心会在周鸿章的病房里碰到母亲，因为中午她要午休，雷打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时候出来。地铁车厢里人不多，旁边有个看漫画书的小伙子。我们的影子，在黑暗中，同时落在一块玻璃上，就仿佛漂浮在外面似的。
问了好几个医生，终于站在了周鸿章的病房外面，他在特护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他正躺在床上，身体很瘦，被子轻飘飘地盖在上面，如同一口气就能吹走。床的周围，有不少仪器，我认得结构复杂的吸痰器。
这么说，他昏迷过。
我突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其实这勇气从我离家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坚定起来。也许母亲在还能好一点，我想，至少，她会告诉周鸿章，我来看过他。
那么，他的心情也许能好一点吧？
你现在能看出了吧，到了北京后，我是否像是换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么奇怪，我仿佛变色龙似的，心情、性格，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统统发生变化了。
这阵我在想，我怎么可以两手空空，连一束花都没有带。我失去了在青海时的干脆作风，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总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肛肠科，32—33。
我嘴里念叨着，就这么转身出了住院大楼。在医院门口的一个花店里，我订了一束花，让他们送到病房里去。随花的卡片上写什么呢？见我沉思默想，他们给我拿出了一个塑料夹子，打开，里面有不少现成的祝福的话，分门别类。他们翻到探病那一页，指给我看。
“愿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愿好运常陪伴你，默默祝福！”
我问，卡片自己写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说着，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张心形的小卡片，封面是个小女孩在荡秋千。
有别的封面吗，我问。
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这样大小的卡片。有方的，圆的，大部分都是心形的。
我找了一个方的，封面是一棵树。
打开，拧开笔帽，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多年后，我已经不会跟一个是我父亲的男人说话了，即便是通过纸和笔。
“爸爸”，我写道，“在病房外面，我看见了你。你很瘦，也很黑。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的。如果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一些，也许我们全家三个人，能出门一趟。我推着你。”
我的字写得很小，可就是这样，已经写不下了。为了让我写得方便点，他们将我让到窗户边的一张折叠桌上。
“写好了吗？”花店里的人问我，手里大束的花已经扎好了，在钉最后的礼结带。
我说：“对不起，重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们拿来了最开始给我的那张心形的卡片，我重新写道：“祝您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然后，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付了钱，花店的伙计将卡片插在了花的上面。我看看表，对他们说，两点以后送去吧。肛肠科，32—33房。收花人姓名？对了，周鸿章。
没问题，他们跟我做保证。您就放心吧。
我走出花店。阳光依然明媚。可能也是因为晴朗，街道上的灰尘竟也随之多了起来。但无论怎样，我也不想回家去做案头的工作。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美里的电话。不知道这个幸福的女人，可否有心情陪我坐一下午。她家离这儿不很远。
没问题。她说。你去真锅咖啡馆等我。我就来。
回北京后，跟美里有次电话聊天，她曾说她想养条狗，我说你还没生孩子呢，万一怀孕了，和动物接触又不太好。她像是才想起来似的，连忙说是啊是啊。幸福的女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别人为她想到什么才是什么？
我要了一小碟腰果，慢慢吃着。过了中午，阳光渐渐不那么鲜亮了。我陷入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沉闷中，直到美里坐在了我的边上，对我晃晃手指，我才突然看见她。
“在想什么呢，这么专心？”她问我。
她脱掉了外面深色的大衣外套，露出里面灰白的高领羊绒毛衣来。黑色的、裤缝笔直的长裤，半高腰的羊皮鞋。她无论穿什么，都是这么讲究，这么精致。深红色的指甲油，很整洁。
而我，老鼠色的连帽外套，没有任何样式的牛仔裤，磨砂皮鞋，鞋带胡乱系着。“你的头发长了，”和往常一样，她总是开门见山说这样的话，“去烫一下吧，还有眉毛，该修整一下了。”
“好的。”我从不反对她。但也从不照她说的办。
我跟她说我刚从医院出来，周鸿章住院了，是癌症。我去看了他，还订了花。她专心地听着，能感受到我内心的不平静。她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大学时，我们一起去看那个教我们空间学的老师。
“记得，”她说，“前几天我还经过了他自杀时住的那幢楼。真是够悲壮的。也许死亡，比生病，更容易些。”
“是啊。”我说。一想到周鸿章也许很快就要死了，我心里很难过。虽然他是我的父亲，可我似乎还完全不了解他呢。
“你是因为不了解而难过吗？”美里问我。
“是的。”我说。
“了解了，就不难过了吗？”
她今天的话，似乎很奇怪，和她往常恬静、少语的风格有些不同。这或多或少的探究，让我想到她的生活是否有了什么变化，她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第八章 安未：征婚！征婚！（1）
诺华：在我看来，安未才是个大美人，她生动健康，生机勃勃。
朱叶：有时候有点受不了安未，太男人气了，说话又口无遮拦。
美里：跟安未在一起，真是会陡然生出百倍豪情，她是个勇敢的女孩儿。
淡淡：特别困难的时候，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就是安未，如果这姐们能来帮我，就解决大问题了。
和诺华不同，我是坚决要结婚的。尤其是今年，结婚的念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自己都觉得不那么像我自己了。
一个月前，我开始戒烟，或者至少，在人前不会再大而化之地吞云吐雾了，实在想抽，我也会躲进洗手间里来一支。
我在努力减肥，出门之前抹口红，晚饭只吃一个苹果。
我还做了一件任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我这个杂志社，有几个专门的页码，用来发布各种消息，俗称小广告。有卖裤子的，有网店地址的，还有卖二手房的。用一整版的价钱，来发布一个征婚启事，还是杂志社办刊第一遭呢。
毕竟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内容涉及社科、财经、政治，还有一些百科知识。还在半年前，我就告诉负责广告的编辑，说有读者打来电话，问想刊登这么一则征婚启事，大概需要多少费用。编辑正在忙，头也没抬，只甩给了我两个字：“神经。”
他可能觉得，在一本综合刊物上花钱做征婚广告，是件完全不靠谱的事情。过了一天，我再次告诉他，这个读者又来问了，希望总编室给她一个回答。
那时还是夏天，乌鲁木齐短暂而美丽的夏天。每个人都盼望着快快做完工作，找点时间出去玩。我的几个哥们只等我发完稿子，就可以一起自驾车去喀纳斯了。想象一下吧，后备车箱里将装满西瓜，沿路以烤馕和羊肉充饥，偶尔，会在路边某个荒凉的地方停下，因为不远的岔路，可以通向一个人迹稀少的湖泊。天鹅腾空而起，发出悦耳的鸣叫！
我爱新疆，甚至乌鲁木齐这个平板方正的城市，也让我充满了舒适和自在。所以在征婚启事里，我很郑重地写下，新疆长大并在乌鲁木齐工作的男人，热爱新疆美食和民俗风情，优先考虑。
这一回，广告编辑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么说，是真的了？”
他在桌头翻了一翻，“要一个整版的话，告诉她，八千块。还有，只能排到十二期了。今年的广告都已经满了。”
十二期？我有些吃惊，也有点后悔。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做这个决定呢？要是早几期，如果我见到一个可心的男人，说不定两人已情投意合，我甚至可以带他一起去参加十年后的隆重聚会呢。
之所以会在今年，我这么发愁起婚姻大事来，不就是因为这该死的聚会，让我有了紧迫感吗？
不能再靠前几期了吗？
“当然不能。”责编说，“除非是你的，给老总说说，我们肯定都会同意。”
说着，他看着我，“是你的吗？”
“当然不是。”我说。
我怎么能承认这个事呢？虽然婚姻问题足够大，但在所有人眼里，这似乎对我并不是问题，而且在同志们的眼里，我也根本不在乎它会变成大问题的呀。
我从没有过相亲、婚介，或者跟熟人黏乎的经历。
刚工作时，有很多人关心着我的终身大事。那时我是个香饽饽，脖子和额头，没有一丝皱纹，偶尔抽抽烟，并没有烟瘾，不喝茶，爱看书。专业学的是设计，在凡人听来，竟比美术有学问一些。杂志社里做编辑，这是个清闲也不那么乏味的工作。可以做做家教，赚点零花，结了婚，孩子的业余爱好，也顺便解决了。
第八章 安未：征婚！征婚！（2）
那时的我一米六五，体重一零八斤。脸色偶尔因为睡眠不足发青发暗，左脸颊有颗青春痘，常在例假前后或起或灭。
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对我说，介绍个小伙子给你吧？很不错的，帅气得要命，你见一见，保证会喜欢。我忙不迭地推辞，表示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喜欢自己找的。
“这么说，有谈好了的吧。”他们换了口气，冲我暧昧地笑笑。“什么时候吃喜糖呢？”
“不，没有喜糖。”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然摆出了老姑娘倔强死板的姿态。“结婚就结婚，要什么喜糖呢。”
我的特立独行或不识时务，甚至还伤到了老套。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就像亲哥们儿一样长大。毕业后，他从读书的西安，回到了乌鲁木齐。在他开始办装修公司最忙的时候，我们甚至脚通脚一起打过地铺。
五年前，他结婚了。结婚前一个晚上，醉意朦胧地跑到我这里来。我正在画版画题图，耳朵上挂着铅笔，手里举着烟，头发蓬乱，眼睛发红。门一开，他就搂住了我的头，要亲吻我的嘴唇。“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是男是女？”他说。
我一把搡开了他。
我从不知道他是喜欢我的，而且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喜欢。而我，就因为这份从不知道，或者是因为太过知道，也从没有想过会和他怎么样。
那时我想象中自己的爱情，是一则广告里的画面，“天地人自宽”——我的世界，是这么的辽阔，爱情，怎么可能蹲在家门口呢？
渐渐的，人们终于不再理我了。而且随着我感情之事的渺茫和表面的满不在乎，生活越发冷清起来，在曾经的旧友面前，性别渐渐都开始模糊了。如果你要说这是有意为之也行。至少，装作满不在乎，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如果现在，他们知道，我竟会花这么多钱，去做一个征婚广告，而且还有“期待”一词的话，一定会瞠目结舌，继而嘲笑死我！
还有我那些从青春期玩到现在，曾经很有可能，可后来他们都纷纷成家的哥们儿。如果他们知道我会没办法到自掏腰包寻找一个结婚对象，又会怎么说呢？
我能承认吗？
征婚启事上，我化名为中中。身份证复印件是偷了我嫂子的。她和我一样大。反正这东西，主要是给责编看。未婚证明，则是老套从街道办事处给我弄出来的。名字空白着，章子已经盖好了。“你想骗谁就骗谁去吧。”他说。
“帮朋友弄的。”我嘟囔着，不肯给他说实话。
到了六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开了一辆吉普就出发了。从乌鲁木齐直线向北，过了石河子，中午毫无遮拦的阳光，开始向车顶倾注下来。我们一车五个人，有三个是媒体做美术编辑的，另外两个，一个是老套，开着家小小的装修公司，夏天的业余时间帮旅行团拉客。车就是他的。虽然我们是朋友，租车费不用给老套了，但汽油费几个人还是平摊了。
他去过喀纳斯，但多是带客人去。
这次跟我们一起，算是纯玩。
车是老套的，但老套这回打算不开车。他举着个相机，要当摄影师。于是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