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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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欧洲-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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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和其他一大批建筑相继完成。他按照香榭丽舍大街修建了选帝侯大街,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
  今日的柏林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重建。俾斯麦时代的建筑还有一部分遗留,但大部分都毁于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此时能看到的是战后新生。新老建筑的交错让人目睹历史的交错。申克尔代表新古典主义的柏林,他是19世纪初杰出的建筑家和画家,他所设计的宪兵广场剧院和老博物馆都是古典主义的典范。老博物馆中有希腊出土的多种雕塑,博物馆内外形成一体。国会大厦是1894年沃勒特建筑的文艺复兴式样建筑,1945年毁掉,20世纪60年代重建。选帝侯大街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裂的时候曾经被拦腰截断,这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端连接国会大厦,另一端连接博物馆岛和霍亨索伦家族教堂、柏林大教堂。在隔绝的时期两边各自发展,如今当壁垒拆除,路的尽头一览无余的时候,清晰可见的差异如同赫然暴露的伤痕。
  在柏林的街上走着,想到德国的整个20世纪,人的心里会有许多唏嘘。目睹19世纪的历史种种,也许我们能非常容易地理解当时德国希望统一与强大的意愿。西有法国威胁,东有奥地利与俄罗斯强盛,拿破仑与奥地利的婚姻让普鲁士夹在中央,又没有意大利的富有和英国的工业,没有海军和殖民地,只有代代相传的诗歌,唱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这样的内忧外患成为一种逼迫,越是忧患,人心里希望统合的意愿就越强烈。直到1871年才真正有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从文化多样的角度这或许是好事,但从民族心态的角度则很难说。像瓶子里的魔鬼在等待中许愿,从对拯救的答谢,到对拯救的诅咒,等得太久,所要的回报就要加倍。20世纪是对19世纪的反讽,统一的喜悦化为战争的疯狂,等待拯救等来一场屠杀。也许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后世的悲歌。1889年,柏林仍然在上升的希望之中,得来不易的辉煌,欣欣向荣的新的城市,梦想中的金色未来。
  【德国人为什么深刻?】
  1889年,有几件大事发生。其中之一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到达柏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预言家,一个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他在都灵发疯,抱着一匹受鞭打的老马哭泣,把马叫做自己的兄弟,因此被朋友带回柏林。他的名字是尼采。
  尼采是德国哲学最特殊的人物。
  从一方面讲,尼采继承了来自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与深邃,走到山巅,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又拥有所有人都没有的个人态度与疯狂。他不像他的前人那样使用全景式的系统语言,他的论著是箴言式的、寓言式的,由格言警句和论断,而不是定义、推理和词语辨析构成。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先知书,而不是牛顿力学的书写格式。
  尼采是一位先知,他是最难评价的一个人。他用最嘲讽的语言批评基督教的懦弱文化,但又比任何人更懂得基督教精神。他鄙视大众的庸俗,赞颂英雄精神,但同样鄙视追求个人地位的群众将领。他批评之前所有哲学家,说他们一窝蜂发出冰冷而空洞的“美德的轰鸣”,是“用大话来粉饰”,但他也不认为纯粹感官的、物理的理论能解释事情。他将之前的善恶都抛下,却不愿走到虚无的尽头。
  尼采的徘徊是德国哲学进入新世纪门槛时最关键的徘徊。德国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杰出的典范。从康德开始,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不仅仅总结道理,还能从人类历史中找到完整而深刻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深入人的精神深处和历史深处,追问人的意识、理性、心和灵魂,寻找人作出决定的理由,探讨自由与命运,事物纯粹的本质。德国哲学不带有很强的社会训诫感,它从人的内心出发,从思考、理智、情绪出发,将人当作纯粹的宇宙存在。与德国哲学相比,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显得太贴近生活常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则带着太直接的改造社会的冲动。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想知道人怎样获得认识。他从英国休谟的《人性论》中提出的理解问题出发,将“先验综合判断”作为自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他用12年的时间思考《纯粹理性批判》,用几个月时间一挥而就,虽然其中有他自己承认的表达缺点,但那并非因为康德逻辑不明,而是他完全清楚自身讨论的问题有多困难。他从正反不同方向讨论自己的观点,像个孩子一样坦诚:“我怀着一种指望,在我像这样从别人的观点不偏不倚地看我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能得到第三种的见解,要改善我从前的看法的。”他诚挚专注的思考,他的深入和广博,他的虚怀若谷的内心,让他的著作有超越时代的深入和独特的魅力。他的三本批判之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使是哲学学生读起来也不容易,然而两百余年过去,研究康德的人还是很多,有增无减。他对先验知识的质疑与思考,他对道德的界定和反思,他对审美判断的依赖,直到今天还是许多人思考未来方向的重要指引。
  康德不认为自己是浪漫主义者,然而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使他赢得浪漫主义的称号。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艺术家正沉浸在名为狂飙突进的艺术运动中。18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林格尔写作了一部名叫《狂飙突进》的戏剧,歌德留下著名的以自杀来结束的爱情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席勒用诗和戏剧表达与康德类似的问题:自由、意志、道德理性、独立个人。他笔下的戏剧人物并非如同古典,受一时冲动或命运捉弄得到厄运,他写下更深入的悲剧:人的反抗,对世界、对自然的反抗。在他之后的哲学家费希特也同样热衷于自由,他后期虽然成为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是建立在一种由自身出发定义世界的自由之上。
  康德提出的问题为德国哲学奠基。在他之后,很快有了另外一位与之比肩的伟大人物:黑格尔。黑格尔是宏大哲学的真正代言人。他的作品是如此波澜壮阔,以至于接触过其讲述的人,很难不被其全景式画面所打动。他所尝试的是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可理解的框架,从世界的内在、而非表面的细碎观察一切。他所找到的是精神,精神是唯一真正独立的存在,精神的呈现就是我们可见的日常世界。精神的演化决定物质的表现,而精神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认识自己。古代建筑是淳朴的世界精神的展现,现代音乐是抽象复杂的世界精神的产物。宏大的历史,源于更为宏大的精神展开。
  在这方面,黑格尔很容易被批评。精神听起来太玄,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是“将宇宙想象为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因而听上去接近古老的神学。然而黑格尔本身并没有这样故弄玄虚,他没有将其当作人格化的存在,而是清清楚楚地表明,精神是决定宇宙的内在规律。“精神是世界的内在存在。”黑格尔说,“经过发展,知道自身就是精神的精神,即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用自己天赋的要素为自己所建立的王国。”这意味着科学是已经阐明的精神。他没有用规律一词,而是用精神,这并不代表他所指的是某种神灵。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精神是物质遵循的内在基础,但不同的是,黑格尔笔下的精神更具有演化的特征。
  黑格尔影响到在他之后的很多代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提出关于冲突的概念,他称作辩证法,一种正向精神与反向精神带来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碰撞、成长、升华。历史冲突是其中内在精神冲突的体现。他将这种必然经历的过程看作净化的必须,它所带来的痛苦是世界本身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冲突在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叔本华是悲剧哲学家,他的核心观念就建立在这样不可避免的斗争的悲剧上。他同样强调某种宏大似理念的事物——意志,也同样强调意志将自身展现为可见的现象,然而与黑格尔强调精神本身的演化不同,叔本华相信,意志分裂到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事物因此开始经历无尽的斗争。意志总以欲求某种东西为基础,人受其推动,也就总在无穷无尽的欲求中行动。在意志与意志的碰撞中,人遇到毁灭的悲剧,并在这悲剧中看到一种特殊的壮美。
  叔本华是尼采的精神导师。他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永不停息,得不到的时候,只能无尽地焦虑与追逐,而倘若得到,就会在厌倦和空虚中更加受苦。“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摇摆。”他相信苦痛是意志的本性,生命问题最终要回到意志问题。
  叔本华一生并不顺利。他生前很少受人关注。他与黑格尔同时任教,然而黑格尔的课堂人满为患,叔本华的课堂听者寥寥无几。叔本华的忧郁化为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莫过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滞销的小册子,曾在一个旧书摊的一角蜷缩,无意中被尼采捡起。尼采如获至宝,彻夜通读,从此人生大不相同。
  德国哲学就在这一系列解释宇宙的宏大叙事中不断前行。它的脚步已经远远把其他民族落在身后。它从宇宙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民族存在。在民族忧患与奋发的过程中,反思往往是最深刻的,对民族历史、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在这个时候达到激情的顶峰。从康德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的宏大辩证法,从叔本华的意志斗争到尼采的重估道德,从20世纪韦伯的理性的社会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生存只有在德国哲学中才不仅仅是吃饭与利益的日常琐碎,而化为精神与现象的双重斗争。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容纳了最多深刻人物的大学。它于1810年成立,是世界思想孕育的摇篮。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爱因斯坦、普朗克曾经在此任教,马克思、恩格斯、海涅、韦伯和俾斯麦曾在此就读。如果将大学按照其思想的分量化为重量,柏林大学将把天平压断。柏林大学由普鲁士王国文教主管洪堡创建,他强调自由的理念,强调大学独立于政治经济,在超脱于世的寂静中潜心科学。他的理念得到了柏林大学所有杰出思想家以生命为蓝本坚决的贯彻。
  柏林大学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拆分的时候分为两处,民主德国柏林大学改名洪堡大学,联邦德国又成立一座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是柏林大学的主要继承者,如今两所大学仍独立运行。今天在洪堡大学的院墙之外,能看到朴素的思想者雕塑。校门很小,校园静而简单,通道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旧书书摊和流连的学生可以让人看出这是一所大学。大学本身是如此低调,没有宏伟的大厦,没有张扬的门楼,草坪和雕塑色彩单一,却有一种静穆标志自身的力量。在阴雨连绵的柏林苍穹下,思想用历史塑造自身,不需要任何多余修饰。
  【被误读的超人】
  历史走到尼采,也走到精神斗争的顶峰。
  1889年,就在尼采因痛苦而发疯的同一年,就在韦伯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俾斯麦下台,另一件是希特勒出生。
  历史总是以最吊诡的方式呈现自身。俾斯麦是德国第一个富有争议的强力领袖,他可能没想到,在他之后会有更极端的另一个人。尼采曾呼唤强有力的超人,韦伯曾着力研究官僚体制的优势和它对人的精神控制的铁笼,可是他们恐怕都没有预料到,德国的历史会以扭曲的方式上演超人与官僚制最可怖的结合。
  尼采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人,他的理论核心是对强有力的精神的渴望。这种精神的本质是超脱与独立,它本身就是理想,不依赖于遥远拯救的假想,不屈服于软弱者的谦恭与悲伤。“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的富裕意识……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这是精神高度发达者冷傲的内心。他不在意温情与社会约束,他“生活在广袤而高傲的平静之中,永远超越”。
  尼采被后世很多人诟病,因为纳粹曾经将他关于高贵的论说妄加阐释,作为自身的依据。尼采希望超人诞生,纳粹就将自身当作历史的超人。尼采说过一些有歧义的话,赞扬凶猛的精神和强者的权力,这使后人很容易将其当作种族主义的支持者。可是这不是尼采的意思。他从始至终都反对狭隘的民族仇杀,他的超人是看透了这一切仇杀之人。因为民族情绪总是庸众的集体情绪,而他所赞颂的永远是超脱的精神个体。“保持四项美德:勇气、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独。”尼采说,“孤独作为一种把我们引向纯洁的崇高趋势和倾向,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美德。”他赞颂的永远是孤独,不是国家机器,“国家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用偷来的牙齿咬人。”
  超人不是超过一般人,而是超越一般人。一般人屈从于自身的欲望、情绪、胆怯、狭隘的仇恨,而超人能用自身的意志战胜这一切。超人不在意人群中的安全,他独自隐居修行,走向精神的高山之巅。这样的人超越了人的本能。尼采所崇敬的民族不是国家中的一般人,而是穿过超人之桥,到达没有国家的地方,成为精神上的民族:“一个叔本华所说的与学者共和国相对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尼采呼唤高山之巅凛冽的空气,呼唤寒冷的苍穹中的精神飞翔。“一旦生命应予拔高的时候,就应该加以拔高”,“就是现在!好吧!现在,要紧咬牙关!睁开双眼!”
  尼采最后在孤独中死去。
  德国的哲学有着悲剧主义的气息。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个人与历史悲剧的命运:一个人可以看清历史,但还是会被历史卷入其中。
  悲剧成就了德国精神。尼采所崇敬的另一位伟大的人物瓦格纳,更是将悲剧凝固在永恒的音乐之中,将英雄气质凝固在这无尽的悲剧斗争中。德国音乐是最深邃的音乐,从贝多芬开始的史诗从未间断。勃拉姆斯保持着贝多芬留下的古典传统,又加入自身的沉厚与悲伤。瓦格纳是新音乐模式的开创者,同时代者称其为丑陋,后人却迷恋沉醉于他的宏伟,他修了自己的剧院,为自己音乐中永不解决的斗争留下永恒的舞台。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壮丽,开创交响诗的篇章,如同阿尔卑斯山顶的空气,磅礴冰冷,构成历史长卷一般的恢弘诗篇。这些音乐是永恒的悲壮经典,永远翱翔在人类的音乐天空。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柏林听柏林爱乐。柏林爱乐的音乐厅构造朴素,黄色简单的外墙,远不像世界其他一些音乐厅那样奢华,可是从那里飘出的音符,足够为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绘制一幅瑰丽的画卷。
  柏林的许多角落充满了伤痛的痕迹。破坏与复原,反反复复。就连标志性的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与马车,也经历过失败与被劫持的凌辱,许多年后才复归原处。菩提树下大街见证着兴衰与荣辱;柏林墙刻写着曾经的分裂;国会大厦用威严的典雅,记忆着纵火案的疯狂;纳粹在这里留下废墟,记载着曾经激进的宏大规划。
  相比其他城市,柏林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清冷。或许是因为柏林在二战受到的轰炸惨烈,至今仍有痕迹,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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