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奴隶性、盲目性，这与创造性是格格不入的。连创造性都没有，更何淡创造历史？你说我不对，是吗？我承认我难免看问题很幼稚、会偏激，但是，今天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是让我无法相信人民群众能创造历史。你看，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却视而不见，偏去听别人瞎吆喝。当然，有些时候，他们在大势所趋下也能推波助澜，也确实具有山呼海啸般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民还是可以推动事物发展的，自然也能推动历史发展，然而推动并不等于创造嘛。毛主席，对不起，我非是狂妄，实在是叫这些糊涂人把我气疯了。现在，我没有了同学、伙伴、朋友，也没有了同情和支持，此时，我只有屈辱；现在，我周围是一片黑暗，黎明的曙光一丝儿也不见。我吃不下，睡不着，我想家，想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想石元砥，我还想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呵，你老人家在哪里？毛主席你……我猛抬头，望见了北方天际的北斗七星。呵，好亮好亮的星！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黑夜里想你有方向，
迷路时想你照路程，
迷路时想你照——路——程——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一边唱一边哭，越唱心里越难过，越哭心里越委屈，如此，一张口就收不住了。我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唱，唱……
我不是金嗓子、银嗓子，铁嗓子还是称得上的，平时什么晚会、庆祝会我都要上台亮一亮不算很差的歌喉。“保护”我的人也不敢制止。当时人们的政治嗅觉已经异常敏感，自我保护意识也在本性的底数上翻了几番了。别人唱革命歌曲你阻止是什么问题？别人想念毛泽东你不允许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就一直唱到声带破损，发不出声音来了，方才止住，足足有二个多小时。
待我自己的歌声歇止时，我听见学生宿舍里到处都是《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声。那低沉凝重的歌声此伏彼起，是齐唱、合唱、重唱、混唱；那昂扬激越的歌声响彻医大校园，冲上云天，飞到千里外的北京……
用毛主席当时的话说，其时北京的形势也很严重，那五十多天里，全国的形势都很严重。当时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刘少奇乘毛主席离京之际派出了工作组，并向全国发出指令，各地都派出了工作组。他们压制打击，甚至*那些把斗争矛头指向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北京大专院校上万名学生被宣布为“右派”。全国又新增多少“右派”、“反动学生”可想而知（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毛主席南巡归来批评刘少奇在那五十多天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一词从此叫开了），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 。。
六 “白色恐怖” 千军万马困弱女（四）
今天，每每提起“浩劫”带给人民和社会的灾难时，一些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红卫兵，好像红卫兵等于灾难。可是人们是否也曾偶尔想到过那些红卫兵曾经受到过怎样的苦难和伤害呢？
我感到一阵窒息，长叹一口气，翻了个身，转向窗外。北方天际处呈勺形的七颗星又映入眼帘，不由心中一阵感慨：呵，北斗星，毛泽东，你可知有多少人因为你而……
“叮咚，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糟了！”我大叫一声，滚下床去开门。
李伯母眼泪汪汪地站在我家门前。
我连说“对不起”。怪我粗心大意忘了去看李伯伯。
“浩劫”初期，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只是不肯说。性情耿直的李伯伯就讲了出来：“停课闹革命怎么行呢？这样会不会耽误了孩子呀？”就这么一句话，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现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些过来人回头去想去看当年的那些事，也弄不清白了。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有一星半点儿异味，就能放大数倍、数十甚至数万倍；眼睛异常明亮，而且具有放大、透视功能，仿佛戴着有X光的放大镜、显微镜。例如：某报纸报道某地发现某日用品的商标是“反动标语”，立即全国各地很多人分别发现了很多个类似“反动标语”。李伯伯被剃了个半阴关阳的鬼头，拉着游街，然后就关进“牛棚”。不久，他行为语言出现了异常，“群众专政队”领导认为他装疯卖傻。要么说他认罪态度不端正，组织人批判斗争，要么拳脚加之。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李伯伯“精神分裂”了，而且延误治疗，未能全愈。现在他病情稳定期也恍恍惚惚，喃喃自语，他自己说话小声小气，外人若对他大声说话，他即刻立正、弯腰、低头，一副标准的“认罪”姿式；他自己家人一旦高声，他马上告诫：“小声点儿！”因而他再也没能重返讲台，提前退了休。上个月，李伯母一个没注意，李伯伯自己遛了出去。碰巧他看见一女青年被一骑自行车的毛头小子撞倒在地，而那个小伙子不管不顾，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他慌忙停下自己的自行车去扶那个倒在地上的女青年。不料那个女青年赖在地下不起来，还死抓住他的衣裳不松手，说是他把她撞倒了，撞坏了。他极力分辨但声音很小，似乎理屈的样子。那女青年就更咬定不放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指责他。警察过来了，也训斥他。命令他送女青年去看病。他大喊（这次他不是小声了，从此也再不小声了）：“冤枉！”。可是，任他怎么喊，没人证明他冤枉。这样，他就必须负责赔偿女青年的损失（衣服撕坏——那可是高级的时装、皮肉破裂伤），总共五百元。他口袋全都掏光也凑不上十元钱，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通知家里拿钱领人。那天，李伯伯不吃不喝，不睡不息，把家里的《字典》、《词典》都翻遍了，左一遍右一遍地翻、查，口中不停地叨念：“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家里人问他找什么？他说他要查“道”、“道德”、“道理”。第二天，他上新华书店买回《辞海》、《辞源》，又一页一页地右一遍左一遍地翻、查，口中仍然一个劲地嘀咕：“没有！没有！还是没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三天三夜，最后把那些《字典》、《词典》、《辞典》、《辞海》、《辞源》，一根火柴全点燃了。火烧得很大，若不是李伯母及时发现，全家人奋力扑救，非闹成火灾不可。李伯伯却在一边拍手大笑：“好哇！好哇！没有了好！没有了干净！道德没了！道理没了！道没了！好哇！好……”
就这样，李伯伯这些日子就得经常打针了。
一般情况下，我都主动到李伯伯家去看他，但是也有忘记的时候，就像今天。
此刻我真应该感谢李伯伯——此刻是他拯救我于水火了。
七 天降狂飙 一代斗士红卫兵（一）
1990年4月25日 星期三 天气多云
自中午接到林书梅从大洋彼岸的来信后，她那张《水浒传》中宋江眼里的九天玄女般的“天然妙目，正大仙容”的脸庞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在一九六七年夏，那个可怕的黑色的日子，我们分了手，就没有再见过面，不久，信息也断绝了。这次林书梅是从海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立刻写信过来。
林书梅与我是大学校友，长我四岁，高我二届，原来并不认识，彼此连姓名都不知道。只是有时在学生食堂就餐时照过面，互相打量两眼（在我是因为她相貌出众，她说以前注意我是因为觉得我超拔不群），我们结缘于那场“浩劫”。
正当我们这些时代的宠儿，无忧无虑地在恬静的校园里埋头攻读、奋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正当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心灵，流连在色彩绚丽的花丛中编织着美好的憧憬的时候，一场飓风席卷了神州大地，洗劫了七亿生灵。我们的校园不是世外桃园，我们这些年青的生命也在劫难逃。这是时代的悲剧！在这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编导者将我和林书梅安排在了一起，派给了同样悲剧的角色。
她是全校第一个支持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也是在“白色恐怖”中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的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所以，在当时来说，她之于我，真比亲同胞姊妹比亲爹娘都要亲。
当我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她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可她还设法让她的好朋友捎信给我、鼓励我。后来又约我一起上北京，去找真理，去见毛主席。这个大胆的建议很让我犹豫了一阵子：我若偷偷跑了，学校会对我怎么样？我还能当优秀学生吗？嘿！你这个大傻瓜！还优秀学生呢，学校已经认定你是反革命了，有个“反动学生”的桂冠给你准备着呢！想到这里，我难过极了（我从上学伊始，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或者优秀学生）。反正也没有好了，反正也走到这步田地了，坐以待毙不如拼一下。对！拼个鱼死网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再说，这问题也不是我个人的，这关系整个运动，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绝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去北京！一定会有希望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的。于是，第三天晚饭后，我乘保卫人员不注意，偷偷从洗手间溜了出来。就这样，我当晚爬上了开往北京的快车。上了火车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这列火车的乘警是邻居李伯伯的大儿子）。但是，林书梅没有逃成。
我去北京那天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的《人民日报》正好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这是巧合，还是什么人刻意安排？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七 天降狂飙 一代斗士红卫兵（二）
一到北京城，我立即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一颗心都要蹦出胸膛了。兴海是“黑云压城”，北京已是“拨云见日”——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南方回到了北京；我们那里是万马齐喑，这里是各抒己见。嘿，北京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我的眼睛真是不够使了，就像《红楼梦》中一进大观园时的刘姥姥。我虽然一夜没睡，却毫无倦意，不管东南西北，逢学校大门就进去看看。直到黄昏，我感到又困又乏，一双腿都迈不开了，才想到该找个地方落脚。住店不可能——没有钱又没有介绍信，亲戚朋友都没有，无可奈何只能去找老同学。
晚上八点，我找到了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陈钢。他把我安排在他同班的女生宿舍中。可实际上那一宿我们是彻夜未眠。我们在清华园中谈了一夜，严格地说，不是我们谈了一夜，而是我听陈钢讲了一夜。他给我讲北京的斗争形势，从中央、北京市委、文化界、各大专院校，直到清华园、清华附中，特别是讲了了许多上层领导的斗争内幕和小道消息。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让我惊骇，让我震撼，同时也让我兴奋。我简直听得入了迷，对陈钢一下子就崇拜起来了，我觉得那时的他就是个英雄。我由衷地感谢他。他说他有责任有义务宣传革命精神，他们有个计划，要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何况对我这个送上门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革命同志。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竟然还是毫无睡意，想到其他院校去转一转。陈钢放下自己的工作，陪我去了北大，并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同学。
就这样，我每天穿行于各大专院校之间，或听讲演，或自己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人家北京的大字报才真叫大字报。没有一张是揭发批判党委交付出来的“死狗”的——死狗就是死狗，不打它也跑不了嘛，全是针对“党内走资派”、当权派的，再就是中央首长讲话、小道消息等等。看了真鼓舞人心，真长见识。我几乎没有了时间概念，也丧失了本体感觉，连饥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在北京的日子，常常一天只吃上一顿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积极分子大会”，康生亲自到清华底线接尚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蒯大富来参加会议，会上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北京市委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八月一日，毛主度给被刘少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造反有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一群被戴上“反革命”、“反动学生”帽子的青少年，承蒙伟大领袖如此关爱和恩宠，他们将何以回报？他们要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于伟大领袖；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后话。毛主席这一举动顷刻之间传遍北京城，再传遍全中国，红卫兵运动正式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大会”。毛主席突然穿上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毛主席欣然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而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成为“红统帅”。接着，*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在毛主席名字前面冠以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红卫兵运动史上、“文化”的“大革命”史上，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个特殊的、举足轻重的日子。无怪乎红卫兵们都喜欢以“八一八”命名自己的组织，诸如：“八一八战斗队”、“八一八兵团”、“八一八军营”、“八一八战团”……遍地皆是。
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势如破竹，没几天的工夫，北京就成立了全市性组织“红卫兵司令部”。满大街都是身穿黄军装、胸佩毛主席头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肩背用红丝线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挎包，腰系武装带，臂戴宽宽窄窄红袖章的雄纠纠气昂昂的青少年。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杀向社会。红卫兵对“旧世界”的战斗打响了……刹那之间，狂飙自天而降，席卷北京城，不久遍及神州大地，而制造了诸多毁灭性的破坏文明危害社会的事情。
所有红卫兵组织的宣言中都有这样类似的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创造者。我们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炼就红心，我们要砸烂旧世界，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除一切害人虫。我们要让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我们要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七 天降狂飙 一代斗士红卫兵（三）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凡是红卫兵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属于无产阶级意识范畴的东西一律铲除；凡是红卫兵认为属于封、资、修，属于“四旧”的东西统统砸烂。清华红卫兵率先砸烂了本校牌坊上的“清华园”题字。一时间，栽花、养鱼、喂鸟都被禁止，很多公园里的花草被连根拔掉，满地是被摔坏的花盆、鱼缸、鸟笼、落瑛、萎草……着装打扮奇特妖娆统统不行，红卫兵拿着铁锤、提着剪刀站在马路边，见鞋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