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６６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中，对平型关之战是这样描述的：
同年（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敌第五师团由怀来攻占蔚县，川原旅团附伪军由怀安南据阳泉。此时我大同战局正在吃紧之时，旋即放弃大同，傅总司令作义率所部到雁门关布置阵线。本战斗参加部队为第２１师、７３师、８４师及独立第３旅，先在广灵、炭堡、乱石关之线占领阵地（平型关之外），由汤恩伯将军统一指挥之。同月（９月）１３日敌川原旅团攻占我火烧岭８４师之前进阵地，蔚县敌第五师团亦同时向我２１师、７３师阵地发动攻击，激战终日，翌日（１４日）拂晓猛攻广灵城垣，十时广灵陷落。１５日陷广灵之敌，续向我７３师阵地松林山阵地侧击，刘师长奉滨亲自督战，激烈异常，刘师长身负四创，官兵伤亡过半，我军乃沿平型关左右之线转移阵地。是时汤将军恩伯奉命赴河北南部整理所部，第６集团军孙副总司令楚接替本作战之指挥。阎长官锡山并重新划定第２战区作战地界如下：以杨爱源为右地区总司令，孙楚为副总司令，辖３３军，１７军，１５军，傅作义为左地区总司令，辖６１军，３４军，３５军，１９军。以７１、７２两师为预备队。
“９月２２日，敌步炮联合５０００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７３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２３日）大举来犯，孙楚副司令当令８４师出击，战况激烈，敌我相持不下。阎长官特令傅总司令作义率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爱源联合指挥本区作战，将左地区交第１９军王靖国代行，更令第１８集团军之１１５师攻击平型关敌之左侧背。本月（９月）２４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猛烈来攻，我军奋勇抵抗，并由傅总司令亲率生力军参加作战，双方伤亡虽重，敌未得逞，时为同月（９月）２７日。
“同时（９月２７日）我左翼军有２０３旅正面茹越口敌军大增，步炮联合四、五千人，来攻甚猛烈，该旅２２７团坚强抵抗，损失惨重。翌日（２８日）敌继续攻击茹越口，梁旅长鉴堂奋不顾身，亲来督战，不幸阵亡，茹越口陷落，该旅残部退守繁峙以北之铁角岭阵地。敌由平绥路以汽车输来援军，向我铁角岭继续再攻，我３４军虽奋勇阻击，终以众寡不敌，铁角岭亦于２９日陷落，敌急向繁峙南进。此时，阎长官决心缩短战线，令各部队向五台山之神堂堡、雁门关、阳方口转移阵地，我军遂自动放弃平型关，本战斗乃告结束。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平型关之战，要比现在我们所讲的平型关之战的规模大得多。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在平型关附近地区投入了７个军另两个师，这还不算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１１５师。战场的范围也比较大。而１１５师的平型关之战只有一个师参加，作战的范围则比较小。
１１５师的平型关之战，是国民党平型关之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这却是国民党所组织的平型关之战中的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在国民党的抗战史中，极力掩饰其指挥官战术上的失误，指挥上的无能，士气的低落，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日军兵力多，自己伤亡大。在这次作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大是确实的，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同样是与日军作战，八路军的１１５师为什么会伤亡很少。说日军兵力多是不确实的，其实在整个平型关之战中，日军参战兵力也只有３万余人，而国民党却有七八个军的兵力，这怎么能说是兵力上不占优势呢？
国民党所说的平型关之战，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非常惨，而八路军１１５师平型关之战则胜利了，并且胜得非常漂亮。这一好一坏的两个平型关之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以平型关之战为标志，国共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从纸上协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忻口战役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确实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在包括武器、弹药、军饷、给养等作战物资方面，给予八路军一定的支援。当然，八路军也是不遗余力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合作得很好。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第２战区没有阻止住日军在山西发动的进攻，但还是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取得了忻口战役的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陕西的企图。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１５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垅”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１９００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１９０４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１９１０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１９１２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１９２６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２８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１９３２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潮，猛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阎锡山在三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之中，决定采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抗日，又不公开实行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认为，采取这一策略，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１９３６年６、７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采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系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１１月７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
阎锡山让他的谋士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几天后对此进行表决，结果到会３８人，以３１对７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能达到抗日的目的，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把陕西周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作为统一战线的突破对象。由于阎锡山已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阎锡山与共产党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间协调一部分行动。在处理“西安事变”期间，阎锡山曾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异点，趋向共同的同点，缩小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同点，以致于无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说：“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希望，复兴民族。”
“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可以说，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阎锡山在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联共抗日上先于蒋介石迈出一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而联合红军进行抗日方面，阎锡山也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其所辖的第二战区内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协助下，阎锡山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抗战，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阎锡山的“帮手”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并未动摇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野心。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同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联盟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同日，日军中央统帅部命令华北方面军攻占太原。
１０月上旬，身为国民党第２战区长官的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心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兵力配置情况是：
以郝梦龄第９军、王靖国第１９军以及第７２师、第８５师、第２１师、第９４师、第１７师等部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
以李默庵第１４军、第７１师、独立第８旅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
以刘茂恩第１５军的第６４师、第６５师为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
以朱德、彭德怀的第１８集团军，于两翼侧击。
１０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的作战。
当时，在作战中，不但八路军的一些部队经常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而且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偶尔交由八路军指挥。为了不引起双方的矛盾，毛泽东还为此发了一个指示。其内容是：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十月四日”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国民党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６３师、独立第３旅等１０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对八路军还是比较信任的，要不然是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八路军的。
但毛泽东还是处事谨慎，一再嘱咐八路军的领导人要爱护配属给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不让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抱有极大的信心和诚意，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毛泽东当然对此事看得非常重。
八路军交给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并不多，其中的原因是，在阎锡山组织忻口防御作战时，因为八路军在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上还不大具备进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