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成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堂！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肖华上将。肖华，十二岁入团，十四岁入党，十八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前不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十四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猪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撤消了总参谋长职务……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口《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