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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罗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槁，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槁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技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江青在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