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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严：变身红顶商人后“蒸发”（1）
2002年，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人间蒸发”，有关高严“外逃”的新闻远比高严的*案更受关注。
高严。1975年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85年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2月任吉林省副省长，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1992年3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任电力部党组书记兼国电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电力公司总经理。
高严潜逃，震惊国人。然而，揭开真相，这位曾经官居要职的贪官的背后却是，撕开高严的画皮，包养情妇、转移赃款、滥用秘书、为官敛财……
包养情妇
十个贪官九个色，高严的背后，同样有一位神秘的情人……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从大学时代学电力专业，到担任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总，他用了40年的时间。
高严，原名高庆林。1942年12月，出生在吉林榆树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农村树木多且茂盛，能给农民带来钱财和福音，他的父母自然希望自己的后代如同大树林一样茂盛，给家庭带来福音，所以父母给孩子起名叫高庆林。
当时农村的生活比较贫苦，家里条件较差经常缺钱少粮，对去离自家住地很远地方才能上高中读书的高庆林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家里条件不太好，高庆林的父亲认为只要自己的儿子喜欢看书学习能把书读出来后出人头地，自己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去，在村里人和亲戚朋友的共同帮助下，使高庆林圆满读完了高中。
幸好高庆林自己从小学起就喜欢看书学习，认真踏实读书，学习成绩优异，经常赢得老师及学校的表扬。而后来高庆林自己的命运似乎对他也格外垂青。1958年，是中国最困难的岁月，高庆林非常幸运地跨进了大学校门，学的是电力专业。他发誓要出人头地，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自己实施“高标准，严要求”，为此，他改名为高严。当时，我国第一个大型水力发电厂新安江电厂正在建设，电力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个专业为高严日后的发迹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1962年，高严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担任技术员。电力人才的稀缺以及高严个人的努力，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196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副厂长。仅仅23岁，高严就走上了处级领导干部的岗位。
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
1988年2月，46岁的高严任吉林省副省长。几乎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而后是吉林省委副书记。1992年3月，50岁的高严就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吉林省的二号人物。
1995年6月，53岁的高严从遥远的东北来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在云南，他认识了当地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杨珊。
据说杨珊美貌惊人，1995年，经人引荐，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认识。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如此美貌惊人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杨珊也看到了高严身上的大好“钱途”，没多久，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高严：变身红顶商人后“蒸发”（2）
高严许诺“不负”杨珊。给杨珊车子、房子和生活费。
滥用秘书
1997年8月，被任命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
工作调动到北京的高严，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几天看不到杨珊，高严心里就发慌，根本无心上班。
为了与杨珊长相厮守，高严在上海开始设立“行宫”，以逃避监督。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他和杨珊营造安乐窝。
有了房子，还得有车。高严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供杨珊使用。另外，高严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仅杨珊在香港的外币账户就有高严送的10万美元。
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后来，高严对打电话亲自遥控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也渐渐厌倦了。他迷恋权力带来的金钱美女等等好处，又讨厌权力所伴随的责任和应酬，开始放手重用身边的人“当政”。
高严的贴身秘书叫黄雨（化名），高严常常向黄雨提几条重要的提示，然后就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们，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一下工作，见上一面，都非常困难。
高严通过秘书遥控领导班子成员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领导的不满。同时，有关高严任人惟亲、以权谋私的举报材料，不断汇聚到有关部门。
高严也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他设计好了退路，预备出逃海外以避免牢狱之灾。高严早就以化名办好了国外的护照。准备一旦出事，就见机行事。
到海外去生活，得有大量钱财，还有，没有“杨贵妃”在身边，还是有缺憾。于是，他也让人为杨珊办好了外国护照，还出费用让她多次去海外旅行，先熟悉国外的环境。
2002年7月，形势对高严越来越不利。有关部门已经向黄雨了解有关他的问题，敏感的高严加快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他转移财产，事后，仅被查出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以及大量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布置完这些“后事”不久，高严于2002年9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高严在出逃前，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传达工作，布置任务。
高严出逃后，秘书黄雨几次三番都联系不上他，在上海急得团团转。电力公司的事情又多，几个副总经常打电话来问，说要向高严汇报工作。黄雨被逼无奈，只得胡乱应付。凡是口头请示，他就杜撰高严的指示下达，催得很紧的书面请示，他就冒充高严的笔迹，依样画葫芦地批了了事。
国电电力管理一片混乱。
追查高严
关于高严的最后一次报道是2002年8月29日，当日高严会见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2002年10月初，有媒体开始报道高严涉嫌*已被双规，此后又传出高严出逃国外的消息。2003年11月26日，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高严：变身红顶商人后“蒸发”（3）
2002年10月，高严出逃的传闻导致“国电电力”股票在沪上市以来首次遭遇跌停板，国家电力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下属企业华能国际也下挫11％。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高严出事引发中国电力股票下跌应该属正常的市场反应，但现在却造成中国大部分电力股包括海外上市的电力股股价一起大幅下挫，意味着高严的问题“一定很严重，牵扯面也会很大”。
此后，有关高严的话题戛然而止。
直至2004年2月18日左右，云南省纪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该部门在2003年查办的典型案件中，“协助中纪委查处原国电总经理高严”。高严这个名字第一次被提起。
从2004年1月底开始，电力供应及消费大省的纪检部门已通过常规或者非常规的渠道对此案进行了初步通报。
3月，河南、湖北以及上海的电力公司已经由纪检部门进行了例行情况通报，与会者尚有省级纪委人员，传达级别直至地市级电业局。
高严一案已基本定性，“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但关于高严的涉案细节一直没有公开。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报告公开。该报告指出，经审计发现，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其中，因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造成国有资产向三产企业流失亿元；因违规对外投资、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违规违纪问题，造成损失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亿元。
针对高严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995…1997年就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相关情况；任职原国电公司总经理期间的两大交易也受到调查，跨度应该在1999年底～2001年初。据称该交易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国电电力于2000年9月，用配股资金收购了母公司资产，其实是用每股元的价格收购了价值每股1元的资产，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就此宗大项收购，当时的国家电力新闻发言人刘曙光曾对媒体说，收购资产不管价格怎样，但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公司是国家的公司，说到底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当时，这个事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直到审计署报告部分公开之后，相当多的业界人士都将之与报告中“违规处置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让利”的字样联系出来。
国电的这种做法在原国电高层内也存在很大争议。但最终在高严的争取下获得通过。
高严最终拍板固然是作为一个企业掌舵者的必备条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改变了企业经营的规则，把企业收购等经营行为转向了权力的集中化。
高严的命运起伏和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进行紧密贴合。国电整合时，高严顺势而起；国电分拆经营后，高严跌入谷底。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电分分合合乃是大势所趋，但高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没有“在商言商”。
1997年8月，电力工业部更名为国电公司，曾担任过*云南省委书记的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时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又琐碎的企业。
原国电是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经国务院批准于1997年1月16日正式成立。公司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是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与经营主体。
在高严掌控期间，原国电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60％的发电资产，并且电力调度权非常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
高严：变身红顶商人后“蒸发”（4）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国家电力系统就是原国电，他们的标准和准入制度就是国家的标准。但这样的巨无霸显然不符合市场的需要。
从2001年开始，国务院开始尝试电力体制改革。高严的主张是，电力总公司将完成政企分开、省为实体的改革，省电力公司实现公司制改组；完成电力集团公司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分公司的改革，公司系统将形成完整的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的体制。
高严指出，电力总公司将积极探索电网股权多元化的改革。为加快电网发展步伐，在保持国家对电网控制力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制吸收社会资本进入电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这被视为高严对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判断，而高严对其思路获得高层认可非常有信心。但国家的目的并不仅是实现原国电内部改革，而是要对国家电力供应体制的全盘调整。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宗旨的“国务院5号文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2003年12月29日，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的11家公司宣告成立。
至此，“国家电力公司”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其电网、电源及辅业资产相应被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辅业集团公司所取代。
但据当时的海外媒体报道，野村国际 Nomura International 驻香港的分析师Pierre Lau指出，改革计划是在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的推动下进行的，并非国家电力公司自身的决定。
原国电的一位高层说，这样的决定显然和高严的判断背离甚大。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正部级官员，分拆后的小公司无法安置这尊“大神”，适值60岁的高严重回政界不太现实，如果国家电力分拆后规模大大缩小，他将不会被任命为这类实体的负责人，因而他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退休。
按照国家要求，分拆和领导离任都要进行责任审计，自然会有诸多问题暴露出来。原国电一位高层说，“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就此消失”。
为官敛财
根据有关部门掌握的线索，高严的贪腐问题可谓惊人。
1995年6月，高严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虽然经济不发达，云南是烟草业最发达的省份。高严明白，要想在云南“发财”，就不能不在烟草上打主意。
于是，高严把目光锁定时任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褚时健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在将要退居二线之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资产，1997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保外就医。
1996年1月，高严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约见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请褚时健对韩某的卷烟生意予以关照。在褚时健的积极安排下，韩与云南红塔集团下属某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确认书。韩某凭着高严一句话，就获利960万港元。当然，韩某也没有忘记报答，他拿了2万美元送给了高严。高严略作推辞，见是境外商人送的钱比较保险，也就收下了。
褚时健很快落马，但高严没有从褚时健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从上次的好处中尝到了甜头，继续想办法从红塔集团搞钱。他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其秘书黄雨出面周旋，主仆二人合唱双簧，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黄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抽头，拿到l80万港元。
高严：变身红顶商人后“蒸发”（5）
1997年，高严到了国家电力公司，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控制全国百分之七十二的发电资产，被财富杂志列为全球第六十大公司。电不像烟草，没有那么肥厚的差价可捞，批条子倒买倒卖是行不通的，但这难不住高严。
他很快发现，电力系统每年的投资都是几亿几十亿的，电厂电站等各种设施纷纷上马，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