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来接你和你的全家，咱们一起到香港去定居。我知道，你是会相信我的话的，怕只怕你父母亲不相信，说我是在骗你……”
我刚说到这里，柳芭“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用手捶打我的胸膛：
“不，我也不相信你。香港那个地方，我听上这儿来收购鸦片的小贩们说过，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也是个人吃人的鬼魅世界，比曼谷还要花哨，好人去了都会变坏的。我不让你去。你一去，就不会回来了。那里能写会算的漂亮姑娘有的是，你做了官、发了财，还会想到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只会洗衣服做饭的山里土老丫头吗？……”
她不肯放我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我把她搂到怀里来，安慰她说：
“人和人之间，谁和谁好，是有缘份的。咱们两个能够相识，你不认为是缘份吗？要说文化，谁也不是娘肚子里带来的，你还年轻，可以学嘛！要说漂亮，还有谁比你更美的呢？你是先天的美，与生俱来的美，这和香港姑娘靠化妆品打扮出来的美，怎么能相比呀？最主要的，是你有一颗比金子更贵重、比水晶更透明的心。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姑娘所没有的。有你的这颗心，不论我到了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你的。我在你家住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对我还不了解，还不放心吗？”
“不，”她把我抱得更紧了，唯恐我现在就溜掉。“我不让你离开我。要走，咱们俩一起走。要饭咱们俩一起要，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我急忙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我何尝又不想和你一起走？可是这条路很难走，我不是拿了护照正大光明地从关口上过去，而是和上次一样，要偷渡，要越境，一路上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我一个人走，也许危险还小些，两个人一起，难免顾此失彼，万一俩人失散了，事情更糟糕。好柳芭，你要相信我，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让我去把路铺平了，再正大光明地回来接你。”
她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上，哭得好伤心好伤心。我没有更多的话好安慰她，只用手抚摸着她柔软而蓬松的长发。突然，她停止了哭泣，抬起头来说：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死也不放你走。”
“什么条件？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
“只要你愿意，你当然能答应。我要你跟我先结婚，我才放你走。只有结了婚，你心里才真的有我，不是嘴上说说有我。”
“那怎么行呢！傻柳芭，我心里要是没有你，结了婚，不一样可以一去不回头吗？现在我是你家的客人，我走了，人家问起来，你们也很好回答。如果结了婚，人家问你：怎么新女婿刚结婚就不见了呀？你怎么回答？你们泰家结婚，事情多着哩！前村后村的乡亲们，头人，寺院里的和尚，都要请到。这样一张扬，一惊动，我还走得了吗？”
她把嘴凑到我的耳朵边，小声地说：
“说我傻，你比我还傻哩！咱们不会偷偷儿地结婚，不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心里明白，不就得了吗？”
我一愣，正要解释，她突然一反恬静内向的常态，把我抱得紧紧的，主动地把灼热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唇上来，呐呐地、含混不清地说：
“你要我吧，你现在就要我！行么？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咱们现在就结婚，我现在就是你的妻子了！”
她一面说，一面迫不及待地解开了系在腋下的筒裙带子。她浴后只穿一条筒裙，筒裙一脱，浑身上下就什么衣服也没有，除了两乳之间那个闪闪发亮的毛主席像章，真的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了。她两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十分虔诚地说：
“让你们的佛爷作证，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简单地说吧，为了安慰她，为了让她建立起一个信念，我们在这座南国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好在这个三家村黄昏时候不会有人到树丛后面来，没人会发觉。等到我们抱着木盆回家，天色都已经全黑了。宝萝见我们回来得这样晚，故意嚷着说：
“你们还回来呀？我还以为让河水给卷走了呢！再不回来，我可就要打着火把到河边去捞你们了。”
柳芭吃了定心丸，果然主动去向父母亲做解释工作。她是怎么跟父母说的，我不知道，估计大概是我有了出路，全家人都会有好日子过，而且她保证我不会食言，一定会来接她们全家这一类话吧。总之是大叔和大婶儿听从了她的话，不但同意让我一个人到曼谷去，而且给我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剃光了头发，打扮成一个托钵僧。和尚不分国界，越境比较方便；和尚身上不必带钱，可以沿途化缘，靠吃斋饭就能够到达曼谷。比较为难的是我不熟悉当和尚的规矩。好在泰族男子几乎人人都出过家，大叔对当和尚也不外行，完全可以当我的佛门师父。
泰族人的风俗：每年泰历阴历八月十六进入守夏节，和尚就进寺坐禅，不许外出；一定要过了十一月十五解夏节，和尚才能出来云游化缘。既然我接受了化装为和尚的建议，当然也要遵守这个规矩。不然，我这个和尚，就未免太出格了。为了更像一个和尚，我在上路之前，还可以跟柳芭补上我们爱情的一课。在此期间，我不但要学诵经礼佛，还要学赤脚走路，学过午不食。总之，在上路之前，我不但与柳芭打得火热，而且基本上已经“修炼”成一个地道的小和尚了。
自从偷吃禁果以后，我和柳芭不止一次地到小树林里幽会，山盟海誓，在这里说尽了；眼泪鼻涕，在这里流够了；只有恩爱，还正开始。因此，到了1973年4 月15日的泼水节，接受了全家、全村人的祝福，直到我们别离的那一刻，她都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欢欢喜喜地与全家人、全村人一起到土地庙告别了土地爷，然后送我登上征途。
那时候，金三角地区还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缅泰之间的国境线等于不存在。尽管一路上也遇到过不少武装毒贩子的马帮，但是出于他们的民族习惯或尊重泰族的民族习惯，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没有为难我这个冒牌的托钵僧。靠我的两条腿，愣是光着脚板从王塔克走到了清莱。然后从清莱搭上火车，到达曼谷。
我到了曼谷以后，根据我背熟了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湄南大饭店的老板贡叻先生。贡叻先生听说我是姚克勤先生的亲外甥，而且是历尽千辛万险几乎丧命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不胜惊讶，当即给我舅舅挂了国际长途电话。舅舅从电话中听到了我的声音，更其惊喜，问遍了家中的情况以及我从西双版纳逃出来的经过，嗓音哽咽地连连感谢上帝，要贡叻先生想各种办法，立即把我送到香港。
当天晚上，我就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已经和舅舅联系上，不久就要到香港去了。请她耐心等待我到香港以后给她的信。──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拼音的泰文，比汉字好学，只要有人指点，不上学也能读书写字。柳芭虽然没上过学，信是看得懂的。她那个三家村连村名都没有，信只好寄到王塔克头人那里转。岜里大叔既然是王塔克头人的佃户，头人当然应该知道岜里这个名字的。
贡叻先生是承接旅游服务的大旅社经理，只要有钱，给我办一张泰北居民去香港的护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曼谷到香港的航班天天有，没过几天，我就西装革履焕然一新地到达香港了。
与舅舅见面，说起一家人的遭遇，当然免不了痛哭流涕。舅舅到台湾以后，依旧替朱军长理财。不久舅舅退伍，朱军长拿出全部积蓄，让我舅舅到九龙开了这家玉龙大旅社。朱军长戎马一生，夫人早故，只有一个女儿。晚年看破政界险恶，素知我舅舅为人忠厚，临终托孤，让女儿改从姚姓，认我舅舅做爸爸，一起到九龙来。她已经18岁，自小酷爱音乐，如今在香港艺术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攻读。因此我名义上有一个“表妹”，实际上与我们吴、姚两家，并没有血统上的关系。我到香港的那一天，是她和舅舅一起到机场来接我的。
香港有我亲舅舅，他又是玉龙大旅社的总经理，办理居留手续、安排工作，都不是难事。我舅舅对我说：他自己没儿子，女儿一心扑在乐谱上，对经营旅馆业毫无兴趣，因此不论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现实情况，逼得我非接他的班不可。我不过是个初中生，正确地说，在初中根本就没好好儿上过课，特别是插队以后，什么志向啊，理想啊，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准，只希望吃饱，穿暖，有个老婆，有一个自己的家，政治上不受歧视，不挨斗，就很满足了。好不容易从大陆逃了出来，如果没个舅舅，在香港举目无亲，还不是流浪儿一个？如今舅舅给我许了愿，要我继承他的事业，我难道还不同意，还想挑挑拣拣么？
不过我舅舅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就给我立刻安排当高级职员。他知道我对香港的旅馆业和旅游业一无所知，所以要求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练习生当起，而且要我每一个部至少都去呆上半年。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整个旅社的业务，以后才能掌握整个旅社。
我到达香港以后，立刻给柳芭写了报平安的信。我安排好了居留手续，到玉龙上班的当天晚上，又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养我当总经理。还告诉她：现在我刚到香港，一切从零开始，一定要等我业务上稍为熟悉一些以后，才能跟舅舅说明经过情形，然后亲自去接她们一家。
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