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田均税法本是为了抑制兼并，但丈量土地也要靠地方官吏去办，在执行中，官僚地主往往从中渔利。王安石的新法虽相当完善，但在执行中不是走样，就是受到阻挠，结果是无组织力量更加猖獗。
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重大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情况也很类似。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赋役的手续，田赋力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交纳。一条鞭法刚实行时也曾使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但在执行中流弊很多，往往是鞭外加鞭，巧立名目，推行十年后就乱了套。贪官污吏手持两本账，上报的一个样，实际又是一个样。有的地方交的手续费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力量一旦衰弱，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这正如对癌症晚期病人施加手术，对朽垮的大厦进行改造一样，医生和改造者用心往往是好的，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系统内在调节能力的丧失，已变得脆弱不堪，任何干扰都会提前它的瓦解。中国封建王朝中后期变法非但在抑制无组织力量增长方面没有什么效果，还会促使无组织力量的膨胀，加剧社会危机。
晚期变法加速王朝崩溃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王莽为了推行新法，于公元8年废除了刘氏皇帝，建立了王莽新朝。他针对社会上官僚腐败的情况，借助残酷的法律来维护新法。他针对土地兼并和蓄奴，“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属国家所有，按口分给农民，改奴婢为私属；王田私属严禁买卖，违令者死。但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贵族地主决不肯交出土地。不到三年，王莽就不得不自动废除新法。史书记载，当时官吏们利用新法使老百姓“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它变们则“苛暴立威”，“侵刻小民”。商业、手工业中推行“五均六埂ā保蚬儆肷坦唇幔抑破灯当涓止ひ道投吆托∩谭反蟪钥嗤罚蠊俑簧痰玫绞道Ｍ趺Ц闹拼蟠蠹泳缌松缁嵛；沼谀鸪商煜麓舐遥趺ё约阂采戆苊选Ｆ涫担趺ё胛桓闹埔郧埃诔⒅邢碛泻芨叩耐牛兴陌倭闳肆鲜槌扑掏趺У墓Φ隆Ｍ趺П救嗽诠�2年蝗灾旱灾严重，赤地千里之时，带头献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以赈民。我们不能根据个人品德和王莽改制的主观动机来判别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社会结构已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到即将崩溃的时候，任何变法改革，只能加剧社会危机，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
用变法效果递减律来看一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让步政策问题，是很有启发的。让步说把整个统治阶级比作一个人，因吸取了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初期对农民实行让步，取得社会进步。其实，从统治阶级的目的来说，无论是前期让步，后期变法，都是一样的。改革方案也很类似。问题在于统治阶级能否让步，这实取决于整个社会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其把让步看作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意志。
严复曾感慨地写道：“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也，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顾与其国上下，同游于天演之中，所以不可自拔者，则一而已矣！”严复认为所谓圣君贤相和暴君污吏，乃由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决定，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中无组织力量不可遏制的增长规律的一种朦胧的认识。
总之，历史证明，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从内部清除其自身产生的毒素，而只可能用与一体化调节对立的力量、用剑和火来消灭它们。社会结构只有崩溃才可能再生。历史发展正是这样，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中，正在慢慢引发另一种调节机制——一全国性农民大起义。
4。3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与不可控部分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中所仅见的。农民起义的这些特点直接与无组织力量有关，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独特的产物。要理解农民起义的特点、作用以及它们和无组织力量大小的关系，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所受的独特的剥削形式谈起。
在不同结构的封建社会里，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剥削形式和结构也有差别。
西欧封建社会剥削结构相对简单。领主主要以实物地租和劳役的方式来剥削农奴。此外，农奴还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这种剥削关系有两个层次：领主、教士和农奴（图9）。而中图封建社会由于存在着强大的一体化调节，存在着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于是剥削关系比西欧的多了一个层次，如图所示，它是三层次结构（图9）。
在中国封建剥削关系中，自耕农向国家交纳田赋、杂税，还要服徭役。佃农不仅要受封建国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地主的剥削，中间层次是地主（它包括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最上层是封建国家。这种剥削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农民所受剥削量大小的伸缩性很大，它可以相对轻，也可以极重，主要取决于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大小和无组织力量。而在欧洲封建社会里，领主的剥削多受习惯法约束，其可变度不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剥削结构中，农民所受的剥削可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先看一下可控部分。这一部分主要由田赋、人头税以及法定的徭役等组成。历代王朝，赋税定额及征收方式不尽相同。但是，田赋和人头税是相对稳定的，相比之下也不那么重。杂税和徭役则是由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在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国库充实时，这个可伸缩量就较小。当无组织力量膨胀、国库亏空或有边患时，这个可伸缩量就会因横征暴敛而扩大。
西汉时，田赋号称“三十税一”，是相当轻的，但有役重于税的特点。最近，有人对汉代一个五口之家、耕地七十亩（合周制百亩）的农户所受封建国家的剥削作了推算：年收谷共二百一十石，其中田税为七石，占百分之三点三；徭役折合谷六十石，约占百分之二十九；人头税折合谷四石，约为百分之二。也就是说，田税及人头税相加，只占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如加上徭役，剥削率当在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我们再看看明代的有关情况。据梁方仲统计，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五年（15O2年），万历六年（1578年），每年平均每亩田征粮额分别为：三点四六升、四点三升、三点八升。他还统计了从明太祖到嘉宗（1381—1626年）近二百五十年内，全国实征粮银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口的负担量。根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最高额为明七宗朝，为升／人；最低为世宗朝，为升／人；而太祖时为升／人，熹宗时为升／人。二百五十年间人均负担的变动是不大的。这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可控部分是相对稳定的。
根据上述数字可算出，明初法定人均负担为50升／人。假定自耕农为百分之六十，国家的全部税收部由这部分人承担，那么自耕农人均负担量就为：
50升／人/60％=83升／人
按洪武时每户平均人口为五点五人计，那么每户自耕农每年平均负担：升／户，也即石／户。这个赋额是不高的。可见，在一个王朝初期，仅就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而言，自耕农安剥削较轻。封建国家的财政和农民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下去。
佃农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除受封建国家剥削外，还要向地主交地租。地租是国家不可控部分，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比国家田赋高得多，《汉书》《食货志》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王莽也说过，在豪民兼并的土地上“实什税五也”。唐代陆贽也说过，国家收田税每亩五升，而他主每亩要收一石，“是二十倍于官税也”。他主张制定全国统一的地租标准，以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历代也曾有过这样的尝试，但并不成功。宋代基本上是私租五五分成。如果租用地主的牛及耕具，则须再加一成，四六分租。地租标准的高低往往和土地兼并程度有关，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自耕农破产佃农人数急剧增长时，地主往往就会借机抬高地租标准。可见，地主是封建国家与佃农间的一个中间剥削层次。地主只向国家交纳（往往偷税漏税）少量田赋，而以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剥削率残酷地剥削佃农。这一层次的剥削实际上是不可控的。
中国封建社会里剥削结构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就造成了农民受剥削和无组织力量大小紧密相关的重要特点。
当王朝初期无组织力量比较小的时候，自耕农比例较大，所受剥削主要是国家可控部分的田赋、人头税、法定徭役，相对说来剥削是比较轻的。相比之下，西欧领主制经济下农奴所受剥削要重得多。法国到农奴制后期，农奴每星期要为领主取三天强制性劳役，此外，还须向领主纳地租和不定贡献，对教会纳什一税和其他不定期费用，对国王纳土地税、人头税、盐税、二十取一税等等。
但是，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合流以后，加剧了土地兼并，自耕农大量破产，转化为佃农。夹在封建国家与佃农之间的地主阶级，就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尤其是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越到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佃农人数骤增，地主剥削所占比重也越大。剥削放大器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其恶性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民失去简单再生产的能力，被推到饥饿死亡的边缘，封建统一大国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被瓦解；另一方面，造成封建国家财政枯竭，难以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唯独这个饱吸农民血汗的中间剥削层次，象肿瘤一样越长越大，最后吸干了国家机体的营养，导致农民铤而走险，国家全面崩溃。
4。4剥削放大效应
在封建国家的剥削中，杂税和徭役是个伸缩量。它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可能是非常大的。秦、隋两王朝，土地兼并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因为王朝短命而没有充分地发展。这两个王朝之所以迅速崩溃，正是这个可伸缩量被封建国家过分扩充的结果。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造阿房宫，修骊山墓，筑万里长城，动用劳力二百余万人，另外蒙恬率三十万人击胡，守五岭的还有五十万人。这样全国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国家征用，占全国人口二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陈涉、吴广起义的直接导因就是反抗残酷而繁重的徭役。隋炀帝登极之初，修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他在位十三年，修运河、筑长城，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劳力达到六百万之多，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造成举国就役，“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可怕局面。封建王朝在初期和中后期田赋征收总额虽然变化不大。但是，随着皇室日益腐化，挥霍无度，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国家开支也会增加。而王朝末期，朝廷上下的腐化糜烂造成的浪费更加惊人。晚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时，仅赐钱就达五百万缗，这一项支出就超过岁额的四倍。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国家就会在它可控部分之外，采取加派各种杂税的办法来增加剥削收入。唐代，安文之乱以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公元780年，全国总税收为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每户平均为四贯二百三十文，是贞观时期的六至七倍。又据明代人李春芳说，当时国家年度财政总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银，而一岁支放之数为四百余万（明初为二百至三百万）两银，每年尚少一百五十万两无从筹措。这样，封建政府就只有采取加赋的办法。公元1618年，万历末年，神宗借辽饷之名，先后三次每亩地加派九厘，仅这一项全国就增加了五百二十万两的田赋收入。明末皇帝崇祯时代，加派辽饷额达九百万两，剿饷又增赋三百三十万两，后改为练饷，增赋达七百三十万两。几项加派税相加比原定额增大了十几倍。
最近有人将清代鼎盛时期1753年和灭亡前夕1908年，两个年度的总税收作了比较分析。1753年总税收折银为七千三百七十九万二千两，其中田赋为五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两，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而19O8年总税收达二亿九千二百万两，其中田赋为一亿零二百四十万两，占总税收比例已降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一，而其他税收总和大大超过了田赋。1908年的杂税收入比1753年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二百零三，即十几倍。由此可见，国家剥削中，杂税及各种加派税、徭役这些可伸缩量，越到王朝后期越是成倍地增长。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是逐步加重的。
如果把封建国家剥削与地主剥削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种剥削是相互加强的，呈现出剥削放大效应。这一放大效应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而加剧的。开始有部分自耕农破产，出卖土地变为佃农。但国家总收入不能减少。当官的怕失职，便采取“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的办法，保证地方总赋税，其结果是，剩余编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这种加剧农户逃亡的现象，叫做“摊逃”。同时，地主对农民也趁势扩大剥削。这就又造成了更多的自耕农的破产。往复恶性循环，自耕农经济如雪崩般解体。
唐代的户口记录，很能反映这一过程。《唐会要》记载，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国家掌握的总户数为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到780年（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定天下两税户就仅为三百八十万零五千零七十六户了。813年（元和年间）以后，只剩下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户。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税户数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全唐文》中很清晰地记载着：这种户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摊逃引起的。李渤〈请免淮南摊均逃户赋税疏》中说“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四十余户，闵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自摊逃”。明代中后期，这种放大效应更为明显，如台州共有四县，原有人数为十八万八千余人，经流亡后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但“岁造之数如旧”。山西代州繁峙县，编民原为二千一百六十六户，正统年间“逃亡者俱半”，但田赋摇役未减，致使剩下的农户纷纷破产，变为流民或佃农。山东济南、东昌等三十二个县，逃亡死绝共六万零四百一十九户，欠税粮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余石，马草二十六万五千零八束，所欠之数又被摊到余下的农户头上。其结果是造成农民更快地破产，佃农数量骤然膨胀，国家收入减少，农民所受剥削的不可控部分越来越大。
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偷税。著名考据家马瑞临在《文献通考》里指出，北宋土地的偷税逃税占总额的十分之七、八。随着佃农在农民中占了大部分，封建剥削的不可控部分占了优势。而这部分剥削是没有限度的，很快发展到敲骨吸髓的程度。
佃农化意味着农业劳动者生产地位的急剧恶化。这对于佃农来说，他们不得不忍受比封建国家重得多的残酷剥削，以出卖劳力维持生活。佃农化程度提高，势必造成同等数量耕地所能吸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大量破产自耕农失去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