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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估计林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没说几句话，林彪就直接了当地说：“我想请你当四野政委。”
聂荣臻愕然。他不解地问：“怎么？四野不是有罗荣桓吗？”聂荣臻见林彪未吱声，又问：“他要调走了？”
“不是。”林彪谈话、做报告历来像发电报一样，字斟句酌，简练得使人费解。“他不行。”
“你是说他身体不行？”聂荣臻猜测道。
罗荣桓1942年就染上肾病，1947年到莫斯科治疗，切除了长有肿瘤的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每天工作绝对不得超过三小时。时局多变，国内召唤着罗荣桓。他连两个小时都没休息上，就回国投入了繁忙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又趋恶化，动脉硬化，尿血便血，常常晕倒。
林彪摇摇头。
“那么，你是说他能力不行？”聂荣臻奇怪地问道。罗荣桓的细心、勤奋和工作能力，全军公认。林彪难道还怀疑这一点吗？
林彪的浓眉连皱几下，语气淡然地说道：“他嗦嗦，婆婆妈妈，绊手绊脚，不适合作我的政委，所以我想请你来代替他。”
林彪的意思，聂荣臻当然明白。他正色回答道：“四野的政委我看还是罗荣桓同志比我合适。我已经参加军委的工作，又兼了平津卫戍司令，工作也离不开。至于晋察冀的其他干部随你挑。”
聂荣臻深谙林彪的性情。他给林彪当了六年政委，备尝个中滋味。但他还是不明白：宽厚、大度、忍让、和气的罗荣桓是怎么触摸了林彪的“逆鳞”？
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起源于东北战争期间。
1947年，罗荣桓听说妻子林月琴将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林月琴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联军总部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要当长就去当一个子弟学校校长吧。”
林月琴这位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的老党员愉快地同意了，但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房子不好找哇！”
罗荣桓想了想，吩咐东北局办公厅把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作了子弟学校校舍。这一下，惹恼了叶群。
原来这幢带花园的洋房是东北局分配给林彪的。由于林彪常年住在前线，只剩下叶群和孩子住在空荡荡的大宅院里。叶群有些害怕，便搬进了另一幢房子，但她也没交出这幢洋房。花园洋房搬进去了子弟学校，叶群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虽没做声，但他心里很恼火，觉得罗荣桓不尊重他。
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1948年一批干部从苏联回国，途经东北到党中央报到。宣传部提议将其中一位女同志留下，罗荣桓同意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报。叶群却无端怀疑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同这位女同志关系不正常，竟然胆大包天，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这位女同志调走。中央收到罗荣桓前后两份相互矛盾的电报，大惑不解，询问是怎么回事。罗荣桓了解原委后，十分生气，委托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时，吓得“卟嗵”一声，向高岗跪地求饶。
虽然罗荣桓最后宽厚地原谅了叶群，也没将这件事告诉林彪，但叶群心中有鬼，迁怒于人，对罗荣桓、林月琴夫妇既恨又怕。她时常在林彪面前吹风，说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叶群的枕头风频吹，使林彪对罗荣桓产生了戒备心理。1948年11月，罗荣桓组织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正商量时，林彪走了进来。罗荣桓招呼他说：“101，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为大战胜利而喜气洋洋，一听这话，扫兴地拉长了脸，看着报告中罗荣桓指的那一段：
……后来由于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三十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第62节：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林彪还是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他一声不吭，把稿子使劲往桌上一扔，一掀布帘走了。布帘把林彪骂的一句“！”隔在了外面。
大军入关后，林彪对罗荣桓的怨言愈来愈多。他对司令部的人说：“病成那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看还是休息的好。”1949年1月，罗荣桓去西柏坡商谈工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他，彭真的岳母病了。罗荣桓与彭真在东北并肩战斗近四年，彼此感情很深。罗荣桓即往良乡看望彭真。回到北平，罗荣桓无意中谈起彭真岳母病逝和探望彭真的事，林彪满不高兴，气冲冲地说：“看他做什么？！”使罗荣桓大吃一惊。
林彪最初进关时，是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书记是彭真。1946年抚顺会议前，彭真和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对于围绕工作出现的争论，本来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疑心病极重的林彪却把彭真以及赞同彭真意见的人都视为一派，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与林枫、吕正操串通一气，围攻我，搞‘桃园三结义’。”又说，“他们甚至不叫三结义，又捎带了伍修权，实际是桃园四结义了。”毛泽东被林彪缠得无法，从大局出发，只好让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后又调作他任，林彪才算罢休。
林彪气量小，心胸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报复心强。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常常为了替他挑选助手、同僚而煞费苦心。
1949年4月，大军南下前夕，罗荣桓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决定他到天津养病，毛泽东托人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罗荣桓一病，四野政委一职暂缺。为此，中央派邓子恢担任四野第二政委。林彪以他独有的不冷不热态度，迎接了新的政委。
十四南疆逐鹿
鏖战四平的主将重新披挂上阵。林彪向小诸葛下战书：“不投降就消灭。”为报一箭之仇，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从武汉到海南，千里追逐白崇禧。
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小诸葛一溜再溜。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改“浅距离迂回”为“远距离包抄”。
青树坪血战，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崇禧妙手奏捷，有人说是林彪金钩钓鳖。衡宝战役，四野饱餐桂军主力。
东北虎化身南海龙，邓华、韩先楚、李作鹏联手攻占海南岛，写下木船渡海的战争奇迹。白崇禧兵败逃台，一世英名付流水。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一百零七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嗣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得眼里射出熠熠的神采。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第63节：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