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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告别了李处长，自个儿走了。
因为完成了告**分子的任务，我就觉得浑身上下都十分地轻松，本来想请李同喝两盅，人家不喝，于是我就决定自个喝两盅。于是，我便找到一个个体小酒馆，点了几只小菜，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直喝得晕乎乎的，才回宾馆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天也黑了，看到乐州大街上一片灯火辉煌，这让我十分地振奋。多少年没到乐州来了，乐州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来一趟若不看看，也是遗憾。于是，我就决定到闹市区逛逛。
三十多年了，我竟然没有到乐州来，三十年前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依然历历在目。额笑了，笑那时候我幼稚，土老帽一个。可那时的乐州情结，依然让我难以割舍。于是，我便顺着我的记忆，寻找当年开文代会时的情景。我来到当年他闹过笑话的江淮大戏院，又来到人民广场。便在人民广场随便走走，向四周观望。我向南看，那是四排楼，这个变化还不是太大，我还是认得它的。再往淮河路、安庆路上看，我就认不出来了。只见那一座座的高楼，闪着五光十色光芒，好象都在向我诉说着什么。我看那高楼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这么高的楼得花多少钱呀，十个希望小学都顶不了这一座楼。同时，我也在心中盘算：这楼，长青镇是没有的，雉水县也没有，就是地区里的那几座楼也跟这里的楼相比也差远了。于是，我就认真地看那些高楼，看它的外表，看它的设计造型，看它的材质，看它那奇异的五彩灯光，我想看细一点，回去写一篇散文，说说乐州的现代风情，赞扬赞扬三中全会后乐州市发生的巨大变化，说不定就能在报纸上发表。
接着，我就开始数一个叫花园大厦的楼层。那楼层在灯光的闪烁下，变成了一层层的小方格子，我也是眼花了，老了，怎么数都数不清，我数到二十几层的时候，眼就更花了，弄不清到底是二十三层还是二十四层了。
由于我这么个怪模怪样，便引起了游人们的注意。这一阶段，乐州正在搞文明创建活动，有乱丢垃圾的，随便吐痰的，都要罚款的。更重要的还有治安防范，打击犯毒等犯罪活动。我望着那大厦，手指着那楼上亮着灯光的窗户。如果拍成电影，那可就象与犯毒分子联络差不多。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喝问：“干什么的？”
这一喊，吓得我一哆嗦，娘子腔也出来了，我来不及思索，就本能地回答道：“我数楼的是。”
喝问我的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保安一样的制服，看样子象是这里的管理人员，我便对他卑微地笑了。
“谁叫你数的楼？想破坏是不是？”那年轻人倒背着手。围着我转了一圈，把我上下看了个够。
这一看，弄得我心中十分地紧张，我想可能这儿规定不准数楼吧，咦？也不对，怎么不准数楼呢？没道理啊？噢，我明白了，他是不是在监视**？没等那人开口，我就向那人解释：“不是。不是，我看看这楼有多少层。”
“告诉你，这座楼上不止一次被盗了，为了防盗是不准数楼的。谁数这楼罚谁的款，你知道吗？”噢，也不是防范传播**，是为了安全。
“不知道。不知道的是。这都是哪儿的规定？”我有点迷惑不解地问。
“规定？当然是市里的规定，怎么，你还怀疑吗？”那年轻人厉声说。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雉水县来的，我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
“那现在就叫你知道，你数了几层？”
我听得出来数楼层的严重性，就慌称自己刚刚数，刚数了十二层。
那年轻人说：“罚款十二元，看你是外地人，一层一块。”
“这、、、这、、、”我有点不情愿。
“这什么这，看你是外地人，又是首次数楼，一层只罚你一块算是个警告，要是本地人，一层要罚五块呢！”
我心里说我的个娘呀，改革改得怎么这么怪呀，怎么数楼也罚款呀？什么屁规定，可额看他穿着一身制服，我又怕惹麻烦在身，反正钱也不多，只好破财消灾，就掏出十二元钱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接了钱便一闪身消失在人群中。
这时候，一位老同志走上前来，问我：“你干什么给他十二元钱？”
我回答说：“我数楼被他罚了十二块钱。”
“你太傻了，怎么给他那么多钱呢？”
“我傻？”我不服气地说，“我数了二十四层只给他说了十二层，不然要罚二十四元呢，如果按五块计算那可是一百多呢！我傻么？”
那位老者摇了摇头走开了。
一群看热闹的人告诉我：“老同志，你弄错了，那个罚你钱的是骗子，你也不想想，哪有数楼罚款的？”
这一提醒，我才恍然大悟，再去找那年轻人，哪里还能找得着呢？叽。
我的好心情就这样被破坏了，我非常气氛地走出了人民广场，不知怎地，一气把尿给气出来了。一时间，小肚子憋得发胀，可附近又找不到公厕。
这时，我看见广场西侧有一条绿化带，在灯光的背影里，正好可以遮人。我就三步并成两步地来到那冬青丛前，一躬腰，捞出了我的那个“小鸟”。正准备尿，忽听背后传来一声：“罚款！”
这一叫，吓得额尿也没有了。回头一看，却见是一位戴红臂章的老头，正拿着一沓罚款单。
他妈妈的，怎么改革开放开放出这么多的骗子。有了刚才的教训，我一下子又变得老练多了，哼着娘子腔道：“罚款的是？罚什么款的是？乐州市乱罚款的骗子还真不少哇。”
那人听说我喊他骗子，火气就上来了：“随地大小便就要罚款，这是乐州市的规定。”
“我随地大小便了吗？”我忽然质问那老头。
“你不随地大小便你掏出你的那个东西来干什么？”那老头质问道。
“我的东西我当家，我想掏出来看看，难道不行吗？”叽！
这一反问，倒将那老头给问住了。是呀，人家自个儿的东西，长在人家自个身上，人家掏出来看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罚款罚的是随地便溺，人家只是掏了出来，没有便溺呀？但那老头还是不服气，他愤愤地看了我一眼，就这一眼，让他大大地惊喜起来：“你可是雉水县的？”
“是雉水县的又怎么样？是不是外地人罚得轻些？”我也觉得这老头有点怪，忽然又反问：“哎，你怎么知道我是雉水县的。”
那老头笑了：“听你的娘子腔听出来的。”
这一说，我就感到遇到熟人了，忙往灯亮的地方仔细地看那老头，但看了半天，还是木有认出来。
那老头笑了：“忘了吧？你那次来乐州，坐谁的小车？还要买票？”
这一提示，我想起来了，惊叫了一声：“你就是小王师傅呀？”说着，忙上前握住那老者的手，“你不是在省委开车吗？怎么到这里罚款来了？”
王师傅告诉我，现在他巳退休了，被居委会抽来搞城市文明创建。
我便紧握住他的手，一直不愿放掉。（未完待续。。）
ps： ； ；导读：人们在文明进步的时候，丑恶的东西也不时地进行较量。但邪不压正，丑恶的东西还是要被慢慢清除的。
第四十七囧：无奈之举办广播――吆喝
ps： ； ；导读：当权力失去监督的时候，社会就会失去公平和正义。一个人的抗争是有限的，但只要坚持，还是有效果的。
上访果真起了作用，省市纪检部门来了一大帮子人，对雉水县直机关进行了重点排查，吓得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处局级干部忙着退房，或交钱买房，又托亲朋好友找专案组吹风说情，这才水过地皮湿地处理了六位干部，有的调换工作岗位，有的受个记过处分，但房子得退。因为他们都是拿公款给自己的子女盖房，而且房子也不止一处。与此同时，专案组也为象我这样没有房子的同志落实了政策，要么分房，要么落实政策，给予住房补贴。
我们的行动本来是保密的，我们做了一件一位普通党员应做的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个知道那个知道的是。可是我们的义举还是被人们悄悄地传开了，虽说听到这消息得到机关大多数群众的欢迎，但也使雉水县的上层领导十分恼怒，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坏事，就给市里丢了面子，县委脸上更是无光，县领导到市里开会，不知被刮了多少次鼻子。于是，县领导就把那股气往额身上撒。卢枫在一次干部会上说：“你汪有志有困难我们正想办法帮助你解决，你跑省里干啥？有些干部是在房子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觉了，县委也正在着手处理他们的问题，用得着你汪有志上省城去‘数楼’吗？”叽。
会场里传出一片哄堂大笑。可是，卢枫的这段话，我不在场，我没有听到。此时我已退休了，当然，也落实了我的房子问题。
我的房子被分配到“**村”。
所谓“**村”就是一些有权的处局干部在县城的西效批了几十亩地，一人一块地在那儿分割。然后盖起了一座座的小别墅，群众就称这地方为“**村”。有位知名作家还写了他们的故事，编成了顺口溜：“出了门往西看，住着一批贪污犯。先枪毙，后法办，没有一个是冤案。”可见那些**分子多么遭人唾弃。
我的房子就是一位局长的儿子的房子。这位局长的儿子在乡下当工商所长，他的老爸就在城里帮忙给他弄了一块地，由工商所出钱盖一座二层楼的小别墅。可是，刚盖了一层，额们的检举就起作用了。省纪检委来查案了，为了保留公职和党籍，他们才将房子让出来，交给了县里。这处房子占地近一亩半，分给额领导都不情愿。特别是那位具体操作分房的花月坡主任，自上次被我叫了她花肚皮之后，不光县里的人全知道了，现在连市里的人也知道了，有些跟她搞得很热火的男士。不再叫她花主任，或月坡同志，而是叫她花肚皮主任或肚皮同志，甚至还有人简称她为“皮主任”了。这叫花月坡同志十分地懊恼。这次分房子，花月坡就找到了报复我的机会，那座小别墅实际上就是四间平房，本来也可以全分给我的。结果花主任就只分给了我一半，另一半却分给了杨小建。
杨小建这时候很红，被调进了县城。当了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享受副处级待遇。我直到这时候才明白，杨小建在长青镇贷款给教师发工资、父亲去世仍坚持工作等等全是他精心设计的，为他当官来作秀。临调到县里，光他报的账就达六十余万元，谁能说这里面木有猫腻？暴露了他贪婪的本质。我当初还亲自给于杰萌写稿，表扬杨小建，后来也果真发表在《清河报》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太让我失望的是，也太让我后悔的是。可在面子上，我与杨小建还是能过得去的。更何况杨小建的母亲是个很善良的老大妈，见人和蔼可亲。杨小建的老婆于杰红也不错，自打公公去世后，于杰红就把婆婆接过来了，于杰红就又是买又是烧，又是洗又是浆的，也从不叫苦叫累。他的那位十几岁的小儿子也很懂事，见了额也知道打招呼，叫我大伯，很有礼貌。
当杨小建听说花主任将他与我分在同一个院内居住，就不乐意，他找到花月坡。花月坡因为跟杨小建是同学，也不在乎他，说：“你当公安局长就该在公安局解决房子，县委能给你在**村搞个住处已经是满对得起你了，你还要怎样？单给你盖座小别墅？”杨小建笑道：“哪敢呢，我是说我不想和汪有志同住一个院。”花月坡说：“你怕那个老半吊子呀，你不是和他很好来着吗？当初你们在长青，他在你底下，你小孩姨又在他底下、、、、”还没说完，杨小建就打断了她的话：“你的话我咋听着有点别扭呢？谁的小孩姨在他底下？你在我底下不好了吗？”花月坡“卟吃”一声笑了，拍了杨小建一把掌：“你们男人整天就没有往正处寻思过，三句话不离本行，那就是性。我可给你说的是正事，你也不想想，他汪有志一家都在农村，现在他也退了休，他还住这房子干啥？马上住房制度就改革，他不还是得卖？他卖你把它买下来不就得了吗？”
这一说，杨小建才恍然大悟，夸奖她道：“还是我的老同学点子多，花花肠子也多，道道也多，怪不得他们都叫你花肚皮呢！”
花月坡就给他来个穷追猛打。
我和杨小建同住一个院，开始都是非常和气的。特别是一搬家，还被杨小建请到他家吃了一次饭。席间，杨小建说了许多在长青镇工作时我对他的帮助和支持，甚至说了没有我帮助于杰萌写的那篇《杨小建二、三事》，也就没有人知道我的事迹，更没有我杨小建的今天这。听了他这样讲话，我也被感动了，说你做得好，你做得好，小于写得好，我改的不好，今后你若还能用着我帮忙，我还会出力的。”
杨小建就抓住我这句话不放。问：“此话当真？”
我被酒顶得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是。”
杨小建笑了：“那我还真有件事得求呢。”
“尽管说的是。”我喝了一口酒，笑吟吟的，样子非常傻气，又装得非常豪爽。
杨小建说：“这房子我准备封封顶，不知道你可愿意。”
我笑了，说：“我当你说什么事要求我呢，你的房子你封顶，碍我什么事了？这也叫求？你也太客气了。封就是了。”
杨小建一块石头落了地，说：“那好，咱俩干了这一杯。”于是，我们二人便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酒。
三秋的时候，我回家了。这时候，正是农村里大忙的季节，家里要收割豆子，要起红芋。要种小麦，要犁田耙地，枣针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哪还能干得动？我便得帮一把。待收好种好。已快入冬了。我们老两口儿忙完了家里，准备进城好好休息几天，就搭车来到县城。
一来到**村，我却认不出自己的家了。原来。杨小建正在大兴土木，不光接起了二层楼，而且把门也给改了。我进自己的家。要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还要绕过一个垃圾堆。
做邻居，怎么可以这样呢？于是，我就憋着一肚子火，跑到杨小建家去理论。一进门，却找不到杨小建，于杰红客客气气地给我倒茶又递烟，杨大妈见了我象好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对我问长问短，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于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