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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社会道德对“第三者”的规范力不从心。仅就发生婚外情的男女“感情”而言，属于社会道德规范调整的范围。道德规范需要人们自觉遵守，*谴责要看当事者的认可程度，当陷入婚外情的人们既没遵守道德规范，又不在乎*遣责时，不具有强制力的社会道德规范调整显得苍白无力。
④“第三者”插足事件最终受害者女方居多。一是丈夫有外遇，作为妻子，十分痛苦地面对丈夫不忠的事实，还要*持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如果涉及离婚，出于证据方面的原因，房屋和财产的分配不一定有利于自己。二是如果是同居后男人又有外遇，女方的遭遇就会更加悲惨。如一打工妹和男友没有登记就举行了结婚仪式，同居并怀孕6个月后，男友又有了新的女朋友，三人碰到一起，两个女人打在了一块，结果造成流产，男友和“第三者”将其送到医院就没了踪影，打工妹在医院做了引产手术，既流血又流泪，医药费都是娘家拿的。三是爱上已婚男人的女性，如果得不到合法婚姻，所爱男人回归原有家庭，就会有种被欺骗被污辱的感觉，极易引发刑事犯罪。按照传统的婚姻观，男女双方更多考虑的是情感的融洽与婚后生活的稳定。在择偶过程中，突出相互之间情感的专一性，而且这种情感是双方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对婚后的生活也有着比较成熟的理解和设想，比如婚后孩子的出生与抚养、双方父母的赡养等等，考虑得比较周全。所以相对来说传统婚姻基础比较牢固，能够较稳定地将爱情之舟驶向白头偕老的彼岸。
社会对婚外恋继续保持理性态度，人们对婚姻的责任感更多的来自于自我认识、自我约束、自我修正，而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人们要求婚姻的质量和情感，要求性的权利和享受，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和自主意识。
婚姻自由度增加，婚姻不再是从众行为，结婚与否是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单身不婚、“丁克家庭”等生活方式可能成为多样化选择的内容。总之，21世纪的婚姻变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将朝着多元的、理性的、进步的，以人为本的、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21世纪中国婚姻呈现多元化趋势，家庭形式更为丰富。男人和女人都将不依赖他人而生存。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生活将趋于个性化。婚姻的期望随着小康生活的来临而变化，比如对收入的多少、对家务的投入、是否生育不再重视，双方更注重的是：保持亲热，遵守婚姻协议，互相谅解，创造舒坦、静逸的安乐窝。
婚姻质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使多数家庭不再凑合，婚姻调适能力的提高，将使家庭生活更丰富、新鲜、幸福。婚姻中男女更加平等，家庭暴力减少，丈夫与妻子共同承担家庭义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现代人的择偶更注重情趣相投，经济条件的重要性降低。男女青年更希望对方与自己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女青年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富有幽默感，懂得尊重人，生活充满乐趣，而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的影响将淡化。
三、贫穷和疾病导致婚姻家庭纠纷的问题较为突出
生活困难的涉及到老年人赡养、流动人口生活无着落、子女无钱上学、下岗失业女工生活困难及最低生活保障、退休金、工伤问题等等。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不公开和不足额发放；工厂放长假，既不开资也不给生活费；夫妻双双下岗，没有生活来源；工厂拖欠工资，但没钱支付；单位未交劳保费，职工退休后不能到社保去开资，而工厂又无钱开不了资；工厂改革，让其买断了工龄，几千元钱是无法保障今后的生活；单亲母亲无工作，离婚后孩子归女方抚养，不能及时得到男方抚养费等等。生活贫困和疾病困扰使家庭矛盾频繁发生，由于现状很难改变又使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家庭解体。
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关系的一大因素。性错配的人结成夫妻后，就谁都过得不愉快，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造成性错配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原因。人的*主要受体内激素分泌影响，而激素分泌的多少又与遗传有关。所以，就像每个人的高矮胖瘦不同一样，人天生的*高低、性活动能力也有很大不同，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其次，每个人早期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程度不同，也会造成性观念的不同：有人比较保守，有人则相对开放。*和心理因素的共同影响，让看起来十分般配的一对夫妻，在*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一环节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易被发现，我们也往往缺乏重视。*最完美的婚姻当然是夫妻的*同步，但如何判断这一点呢？在目前的社会伦理无法接受试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来判断他的*态度。充满活力、身体健康、外向的人，在*中大多积极主动；木讷、谨慎、固执的人，在*中则比较喜欢规律性和固定的程式；传统、内向的人大多对性的要求不高……这种判断方法虽然不一定100％准确，却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依据。结婚后才发现*不同步的夫妻，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可以适当选择临床治疗，提高*低的一方的*。比如“性感集中训练”；或者学习一些性技巧，解除*过程中的焦虑和紧张。夫妻双方的生活事业、行为方式等等，都会对婚姻质量产生一定影响，此外一些客观因素也会影响婚姻生活的质量：
1。长相：妻子若长得比丈夫好看有利于提高婚姻质量，夫妻长相差异小的婚姻质量也比较好，妻子长相不及丈夫婚姻质量将通过另外的防止弥补，如妻子的智慧勤劳等等，而长相不可否认对婚姻生活有一定是影响。
2。阶层：与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夫妻相比，生活在同一阶层里的配偶拥有更和谐的婚姻关系。社会阶层的向上移动有利于改善婚姻质量。相反，社会阶层的下移则给婚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夫妻双方所处阶层悬殊过大、社会地位的差异将影响婚姻质量。
3。休闲：夫妻共同休闲的内容比形式更为重要，通过在共同的休闲活动中加强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达到促进婚姻关系改善的目的。此外，休闲活动还能缓解双方过于沉重的生活压力，改善紧张的气氛，重温甜蜜的岁月，有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对进一步稳定*有益无弊。
4。孩子：孩子客观上会导致潜在的对时间、注意力和情感的竞争与妒忌。但另一方面，孩子的出生又能够增强家庭的凝聚力，还会阻止或推延不幸福婚姻的解体。
………【第二节 以家为本的传统理念】………
在中国传统伦理的主流儒家看来，家庭才是第一性的，是来自天（自然）道的人伦之本，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爱慈、孝悌）才是一切伦理关系的源头。有报道说美国的白人将在几十年内变为少数民族，这里边所蕴含者和所预示者都与“家”的地位有关。家庭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血缘、婚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并由此逐步扩大、延伸，进而聚合而成的家族，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人类社会组织。当今的世界，由于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家庭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产生了各种新的形式，与人类幸福和社会发展紧密关联；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家庭历史变迁与传统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人以家为本，家是社会浪潮中宁静的港湾，家中长者为尊，孝悌为先，老幼有纲常，不论是土阶茅屋的农家还是豪门巨商的大户，人们共同的幸福莫过于“家和万事兴”了。而在西方，家庭的观念则较为自由，家中没有长者为尊的氛围，晚辈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表示亲切。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崇老、尊老、敬老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家庭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家庭的功能是十分广泛的，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用伦理和法律的方式在同一屋檐下被固定下来。通常来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原则是平均主义，不论贡献大小，各个方面的物质需求基本上都通过家庭获得满足，这是家庭消费功能的机制作用。人老以后，要在家养老，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家庭是老年人养老的基本载体。以家庭和谐为本，优化活动载体，促进和谐家庭建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庭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按家庭伦理扩展而组织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虽然引进了一些人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家庭伦理和家庭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且是一个决定的要素。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单位、社区，在一定意义上是家庭的放大，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渗入了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地位非常突出，其作用也非常重大，家庭观念是中国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各种社会观念的形成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的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母）子（女）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这使得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丰富而有乐趣，家人之间，情深意切，诚爱有加，尽享天伦之乐，也使得中国的家庭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由于中国人缺乏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的天赋人权观念，造成了家长制的一系列弊端，一方面是父母权威的滥用和家庭虐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子女对家庭的依赖。
现今，在工业化、城市化、生育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催化下，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功能呈现缩小化的趋势。这不仅使更多家庭成员从同一屋檐下走出来，而且不断减少同一屋檐下的人口繁殖，即趋于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在居住方式、生活照料、经济流动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仅有2％生活在社会福利院和敬老院中，98％以上的老人生活在不同代际的家庭里。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城市依靠亲属、保姆、邻居、志愿人员、街道居委会照顾的老年人仅占5。3％。从这一调查结果不难看出，目前对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是家庭。所以，不能因为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就进而得出现代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削弱或消失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传统的养老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生命力的，是传统养老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变通和升华，是养老支付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进一步维系家庭代际关系的二种变革。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习俗资源，而习俗一般说来都是以家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为支撑的。反过来，习俗最倾向于支持以家为核心而展开的活动，对于经济活动也同样如此。以家为单元的经济活动是能够得到习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习俗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经济”的活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尚且重视家庭养老，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而且是有着良好的家庭养老传统和密切代际关系的国家来说，在现阶段就更应该重视和提倡家庭养老制度。正如美国老龄研究所所长在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时曾说的那样：“在中国，尽管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设施差，可是你们有家庭结构，有一个尊老的传统，这将使你们的老人过得不错。在你们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需要尽量把你们尊老的传统和家庭结构保存下来。西方的经验是：家庭结构一旦被破坏了，要想再恢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在发展，老年人有家庭结构的支持，再加上社会的辅助性设施，就能够使老年人幸福。如果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服务机构没有发展起来，然而又把传统家庭结构破坏了，那么必将发生一场悲剧”。因此，“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存在时间差，在近期内，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与其期望社会养老制度早日建立和完善，不如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养老资源，即家庭养老资源及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结合现实去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和挑战。这无论从可行性、必要性以及运行成本来说，都是最佳的。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言，家庭养老是目前一种基本的养老形式。因此，从微观角度讲，不同代际之间，即家庭中的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也可以说长辈与晚辈之间能否拥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能否营造一个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对于家庭养老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家庭伦理观念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即人口结构的转变、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家庭的转式形势下研究代际关系变化，主观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代际关系在新时期、新时代产生的变化和趋势，对于构建代际关系主体的客观条件，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多代共融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证价值。
由于夫权是传统父权等级制的产物，是对妇女的凌驾和压迫，应予以彻底否定，于是人们往往会把妇女家庭权力提高当作其家庭地位增高的表征。然而，相对权力指标在提升妻子家庭权力的同时，必然相应降低丈夫的权力指数，这不仅会引起男性的疑虑甚至抵触，也与建构平等、和谐的男女伙伴关系的理念和*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悖。
有学者提出，由于家本位社会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心”的成分，城市妻子家庭决策权高于丈夫的现象有时会掩盖某些丈夫逃避“*心”的自由权和妻子被迫“独揽”大权的辛劳。所以，夫妻平等与否不应完全按照家庭权力的大小来划分，而应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动权。换句话说，家庭权力在某些境况下只是责任和付出的延伸，而由此带来的权威地位的满足感则常被*劳和付出所消减。
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夫妻双方的相互沟通、平等尊重和婚姻互动满足感，同时也与女性的家务分工满意度（而不是承担家务的多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都从不同侧面质疑和否定了相对权力（包括相对家务负荷）变量在女性家庭地位指标体系中的主要评价作用。
评估女性家庭地位，除了考察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否享有个人自主权外，还应关注其主观心理感受。良性的夫妻互动无疑将提升其增权的满足感，妻子的个人意见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妻子对丈夫是否尊重自己，以及对家务分工我们不采用“谁承担更多家务”的客观指标而以“家务分工满意度”的主观指标作测量，也是因为女性相对的家务负担在不同夫妻互动模式家庭中的自我感受未必雷同，只要她个人认为是合理、公平和满意的，就不会降低其家庭地位指数。和家庭地位是否满意等，都可作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