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地区，含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区；
东南沿海地区，含浙江、福建、台湾等省区；
岭南地区，含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省区；
东北地区，含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
内、外蒙古地区，含历史上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
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因素会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久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问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地域冲突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以中心自居，用歧视的话语来描述四周的其他部落，东为东夷，西为西戎，北为北狄，南为南蛮。
谭其骧先生认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以中国区域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大地域、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进程中的有着深远的历史地缘政治结构，在区域地理环境制约下，水陆交通线与城市的分布，地区开发的模式，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扰动；中国文化区域的划分，文化扩散与融合，区域民间文化的特征。
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例，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浸润在不同文化中的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有不同的人格特征，影响着人的认知能力，导致不同文化间交往的困难和冲突。中国的*和地域矛盾，归根结底是差别造成的，只要整个社会的人的流通更自由，经济更均衡，大家趋同了，矛盾才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文化有着很强的地域色彩和地域差异。从文化特征的地域差异分析入手，进而划分出文化区，是区域文化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对历史时期文化地理的研究，应尽量利用反映当时人的认知的史料，而不是依据今人观察到的一种分区方案。因为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分区模式都是现代感知的产物，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过去时代人们感觉中的文化区。另外，文化会随着人的流动而扩散，因此要注意原生地域文化的地缘色彩，与传播地文化的流变。
我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长期的锤炼，形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又世代传承的纽带，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休戚与共关系。——*：《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1992年1月14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央党校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93页。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一起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着保持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发展成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它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当然有它独特的因素，包括文化上的独特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我们的祖先在世世代代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范，其中不无优秀的、已经深入于中国人心中的珍贵精神财富，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而不同”，“实事求是”等等；有的还表现在民间文化中，如“人穷志不穷”、“童叟无欺”、“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等等。民族地区地域广大，资源丰富，潜在市场广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总之，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华局面。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可不可以这样说：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就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元化这个事实。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也要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把我们更好的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参考资料
1。马克思，198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社。
2。田毅鹏，2002，《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吉林区域文化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3。马成俊，2000，《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
4。《中国区域历史地理》李孝聪著北京大学社，2004年10月。
………【第三节 沿海与内地家庭的嬗变】………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传统的中国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的结构复杂而规模庞大的大家庭，已逐步向结构简单而规模较小的家庭模式*。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崇老、尊老、敬老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家庭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家庭的功能是十分广泛的，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用伦理和法律的方式在同一屋檐下被固定下来。通常来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原则是平均主义，不论贡献大小，各个方面的物质需求基本上都通过家庭获得满足，这是家庭消费功能的机制作用。人老以后，要在家养老，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家庭是老年人养老的基本载体，在沿海和内地这一基本立场都没有受到经济的冲击而改变。
孝顺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价值，家庭生活在儒家治国之术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孝顺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关键。若干世纪以来，父母不断地向子女强调，如何对待长辈是衡量他们的道德价值的重要尺度。顺从父母的愿望，关照父母的需求，在他们的晚年为其提供无微不至的赡养，这些义务超出了子女自身的愿望与偏好。强大的文化和国家使得孝子的社会化得到了加强。这种官方强化的例子之一是“二十四孝”，它宣扬了成年子女为了*父母的需要和怪念头而做出牺牲的一些极端的例子；另外也列举了，对于不孝的子女将可能施行严厉的惩罚。同其他农业社会一样，中国的成年子女是大多数年老父母的唯一赡养来源。孝的义务甚至在父母入土之后继续延伸，通过祖先崇拜——被视作影响健在的家庭成员命运的要素——的方式来关照已故的父母及更早的亲属的需要。
城市中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比重远超过上述比例。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社会问题在城乡表现的不尽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老人的心理问题和生活照料问题。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心理不适现象，如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在城市已经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在农村，则主要表现为的老人的基本生活温饱问题。在农村主要以家庭为养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丧偶或丧失劳动力，将会面临贫困和生活无着的极大风险。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在我国经济最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形成了“新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选择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跨越的支点，使经济发展*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即使政策强调共同富裕，但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差别、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还是很大，这不能笼统而论。当然即使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差别很大，但已不是今天贫富悬殊的概念，体现的是生活水平“底线”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是以社会财富增加为前提。专家指出，随着国家更多政策体现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调节收入分配，即使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人均GDP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是社会民众普遍受益。
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等各种性消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还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手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
沿海与西方接触较早而且往来频繁，因而受到的冲击也较早、反应也较敏锐。中国的先贤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因而在近现代，每当改革运动的兴起或革命的发生，要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变革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要冲决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必须冲决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曾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并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馆”、“女馆”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为参照，以兴女学、戒缠足为其改良运动的先声。康有为著《大同书》则以“毁灭家庭为其关键”，提出“破家界、为天民”的设想。其后，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相继提出“废婚姻主义”和“废家庭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教育权和婚姻自由等主张。他在任大总统期间曾下令禁止纳妾、蓄婢和女子缠足。以上所述，变革婚姻家庭制度已开始*自觉阶段，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并非由妇女自己解放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而引起婚姻家庭的一系列变化。从社会变化的背景看有三个因素：一，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城市中90％以上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因此，子女作为夫妻关系的纽带意义大大削弱了；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大女性广泛参予经济生活，人们（包括广大妇女）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婚姻的经济功能有所削弱；三，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会以最快的速度和很大的范围影响着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婚姻观念，人们在对待性、情感方面很开放，尤其是对年青人影响最大。四，政治因素对私人生活影响减弱，个人的自主意识提高；情感出轨等原因不再影响个人前途。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婚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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