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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兮，福之所伏——对二民家来说，似乎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又在应验这样的一个规律。
九月的一个上午，已快接近中午的时刻，我们这帮孩子还在足球场上酣战，这时，有人在足球场边高喊二民的名字——我们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老者：有点眼熟，仔细分辨，发现是省队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教头，我们拥着二民朝他走去，走到跟前了，他伸手摸摸二民的头，爱才之意溢于言表，他让二民马上带他去见二民的家长……
当天下午，我们就从二民的口中得知了这个喜讯：这名老教练刚刚退居二线，让出了省队主教练的位置——这肯定跟省队在该年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上战绩不佳有关，省体委对老教练另有任用，命他组建陕西少年足球队，在加强本省足球的梯队建设和培养后备力量方面发挥其余热。于是，入秋以后，老教练便开始四处选人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军工城秦岭厂那个过人能过一大串的颇有天赋的小黑孩……那个年头，如此这般被专业运动队选中，对于一个孩子和他背后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件特大的喜事，一切全由国家负担了，孩子未来的工作和出路似乎也有了很大的保障——仿佛下一个时代的高考中第——不，只有在高考中成为全省前十名的喜悦才能与此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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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事 第三章1972（13）
二民遇着这样的好事，让我们这些平时跟他一块儿踢球的孩子（我还是他亲手教会的呢）都很高兴，感觉我们人人都有了希望似的。二民去省少年队报到的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踢了一个上午的球，像是一场“告别赛”，还在一起玩了一个下午的烟盒，晚上我留二民在舅婆家吃晚饭，晚饭后还一起看了电视，他们也为二民感到高兴，到晚上二民妈来接他回家，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别的，竟然哭了，哭得很厉害……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呢，二民就来敲门，跟我说他马上就要走了，去西安城了——他妈送他去报到，他将一本很厚的明显是大人看的书交到我手上，我随手一翻，发现里面每隔几页就夹着一张张平展展的烟盒，几乎已经夹满了，因为来的路上跑得急，二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我……我……还欠你几张，全……全……都给你了，你自个儿好好练球吧，到时候我让教练把你也招进来。”
国庆节到了，二民没有回来，他妈说他随队到陕南的一个地方集训去了。而他的家中又有喜事了，他妈跟舅婆介绍的长江厂的那个老技术员结婚了，在军工城的一家国营餐厅里请了三桌饭，请我们一家人都去，因为讨厌大民，“娘娘”不愿意去，舅爷和舅婆就带着我去了。在那婚礼上，人们没有见到大民和二民这兄弟俩，但却见到了他们的后爸带过来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大的有“娘娘”那么大，小的也比二民大——我感觉就像是二民用丢了的一个哥哥换回了两个姐姐似的……在那婚礼上，身为新娘身戴红花的二民妈显得年轻多了，甚至于有点漂亮，对舅婆这个“大红娘”千恩万谢的，多次跑到面前来，反复敬了好几次酒，情绪也有点过于激动似的，舅婆拍拍她的肩有些语重心长地说：
“大妹子，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自打来到舅爷舅婆家就听他们老在念叨我那住在崇明岛上的外公外婆——让我慢慢意识到：他们是存在的——我来到世上以后从未见过一面的外公外婆。入冬以后的一天，舅婆下班回来手执一封信对我说：“索索，你的外婆要来看你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舅爷舅婆与外公外婆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而我又寄宿在此，这大半年来在这一边的去信中就免不了要提到我的情况，于是便唤醒了那一边的两位老人对于我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外孙的责任感，他们经过了一番商量之后，决定让外婆到西安来——当然不仅仅是来看我一眼，而是准备带我一段时间，具体带多久，当时并没说。
是舅爷坐着他的专车到火车站去把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外婆接到军工城的家里来的，外婆见到我又是抱又是亲的，眼圈红了，人也哭了，搞得我小脸上全都是泪，不用说，她一定是想起了我那死去的母亲……初见外婆，我只是觉得她是跟照片上的母亲长得很像的一个老太太，并没有太多别的感觉。
这年冬天，外婆的到来让这一家人很是高兴，最明显的是舅爷，他的话一下子比平时多很多；舅婆则忙于到处采购，拿出全部手艺，做出了很多好吃的；“娘娘”也和这位小时候去上海见过两面的远方的姑妈亲热有加……他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上海话聊天的，聊了两天上海那边各家亲戚的事就开始聊这边厂里的，聊着聊着竟聊到闹了几个月现在已告平息的那一连串强奸案，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小孩子，又听不懂上海话，就没有避我，令我的耳朵准确无误地收获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信息——
晚上睡觉时，舅爷搬到外面大屋的一张单人床上来睡（听说我那去三线修铁路的舅舅以前就是这么睡的），让外婆和舅婆睡在一起，我和“娘娘”仍然睡在老地方，当晚“睡前夜话”时，我忽然问起“娘娘”：“大民是不是强奸犯？”
“小孩子，别胡说！”“娘娘”语气严厉地告诫我说，“这……可是个秘密，你对谁都不能乱说，听到没有？”
中国往事 第三章1972（14）
“听到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从这一年算起，我的舅婆还有8年时间方才退休，也还有整整32年的余生好过，在后来的日子里，尤其是在退休以后，她不断给我们家的亲戚讲述着这个故事（对厂里的人她却至死都没有提过）——她这一生所经历过的最为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故事——
那是一个大男孩——一个多起强奸案的制造者——在下夜班的路上无意之中袭击到了自己母亲头上——被母亲发现后又被母亲放跑了的——故事！
在这个可怕的故事中，舅婆是两个当事人之外唯一的知情者，并且是对那位母亲放跑犯罪的儿子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同情和精神支持的人，让那个含辛茹苦的女人不至于精神崩溃，并且从此很好地活了下去……
2004年冬天，我亲爱的舅婆故去（我更加高寿的舅爷在第二年春天也随她去了）。在舅婆的追悼会上，有个老女人哭得死去活来，那便是二民的妈。在人群之中，有人忽然对着一个头发花白穿着邋遢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大叫一声：“大民！你不是大民嘛！”——对军工城的人来说，一个在空气中蒸发了三十余年的人就这么重现了，在我舅婆的追悼会上。
当时我就在现场，就站在高叫他名字的那个人的身旁默然无语地抽烟，咫尺之内，我也艰难地认出了大民……
此事的发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不论准备好了没有，我决定立刻动手写作本书！
中国往事 第四章1973（1）
与新年一起到来的是父亲，他终于从野外回来了，在该回来的时候回来了，他并不知道外婆来了。回来之后面对的第一项任务是：搬家。
单位决定对现在的家属院进行重修和扩建，将那一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全都拆掉另盖新的，家属院的所有住户暂时都搬到单位上去住，两三年后，等新的家属院建成之后再搬回来。
父亲一回来，先来军工城的舅爷家露了一面，看见外婆到来，既惊又喜，惊喜之余，不免黯然神伤——肯定又是想到我那亡母了。看见我，直夸我长胖了长高了长黑了还变得这么健康结实跟个小运动员似的，于是便对舅爷舅婆连声道谢，并对上一年将我放在“六号坑”这样的“贫民窟”里喝玉米面糊糊后悔不迭；看见“娘娘”，直夸她一年不见就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夸得“娘娘”脸都红了，直往自己的闺房里钻，她心里的那点小秘密只有我知道……当天晚上吃完饭后，父亲就一个人先回西安去了，他在单位里几名关系要好的同事的帮助下，用了一周时间便忙完了搬家的事，然后从单位上要了一辆公车来接我和外婆，我离开军工城秦岭厂家属区的时候是个上午，除了二民以外的其他小伙伴们还在足球场上踢球，“娘娘”在学校里上学——我来不及跟她说一声就要走了，这让我有点难过，在开来接我们的那辆北京牌吉普车的窗口，舅婆拉着我的手说：“索索要听外婆的话啊！想吃舅婆做的饭了，就让外婆带你来……”
吉普车载着我们回到了西安，来到位于城东的地质大队——幸好是回到了机关单位的环境中，才使我的心理落差不至于太大，将近一年下来，我已经熟悉并习惯了军工城那种大厂的环境，心理上已经开始瞧不起我原先所在的位于市井陋巷中的那个古老陈旧的家属院，更甭提“六号坑”这样的“贫民窟”了！文明是如此地讨人喜欢，我当然会选择文明一边。我们临时的新家被安置在一排青砖盖成的平房中的两间（据说原来都是办公室）——原本是两扇门两间房，父亲在两间房之间的墙壁上自己凿出了一个门，又将其中一间的门用砖头给堵上了，再在房子外面倚房搭建了一个小厨房——这一周里，除了把原先的家当搬过来，他还干了这些活儿……
走进这个新家，外婆安慰父亲说：“搬了也好，换个环境。”
我原先在家属院的小伙伴们都已随着他们各自的家搬过来了，他们都没有忘记我——一听说我回来了就跑到我的新家来找我玩，已经变成歪脖子扁脑袋鸡爪子的“怪物”的那个原来的“大将”刘虎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流着哈喇子叫我：“索……索……你……你上……上哪儿去了？”
这些家伙几乎全是一年半之前那次铁栏倾覆所造成的那场劫难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习小羊虽未受伤，是当时被吓傻了的，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恢复，他一见我就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来——仔细看是一本画报的残页——回想起来还可以判明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坐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的一张合影——习小羊脏脏的小手指头指着林彪说：“索索，你认识吧？这是林秃子，是个大坏蛋，坐飞机逃跑，给摔死了。”然后又指向周恩来说：“这是周总理，是个大好人……”又指向毛泽东：“这是毛主席……”说着他将他的一只小拳头向头上一举，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回想起来，这一套应该是他那疯妈教给他的，他那被他爸出卖致疯的妈，在文革期间的日记里批评到的国家领导人里就有林彪，现在林彪已经摔死了垮台了，他的妈还在继续疯着……
跟在这帮男孩的后头，四妞也来了，父亲问她话，我才听出来：她的瞎奶奶已经死了，在我不在的上一年里。
新年过后是春节。这一年的春节我的新家好不热闹：外婆做了好多好吃的菜，父亲从单位上叫了辆车到军工城去将舅爷一家人专门接过来，大家热闹了一整天。而在另一天里，父亲仰仗外婆那双能干的手，请来了帮他搬家的同事们（也都是在单位里跟他关系较好的人）。其他时间，则带着我和外婆到城里或公园到处去玩儿，直到外婆累得哪儿都不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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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事 第四章1973（2）
春天到来时，父亲又到野外去了，我和外婆在家。
我是带着舅爷舅婆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只可爱的小足球从军工城回来的，军工城这座“足球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将我培养成了一名心怀理想的“足球儿童”——我的理想就是要像二民那样早日成为专业队的一员，所以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停止练球，每天都要踢，不踢脚痒痒，如此一来，也将周围的孩子带动起来了。虽说这都是一帮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孩子，但因为从小在家属院那种市井陋巷市民窝子的环境中长大并受其影响，玩的东西都不上档次，没有皮扯就无聊空虚，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正规的体育项目——我有幸比他们先行一步，见了一点世面，像个传教士把足球文明带来了。我像一年以前二民教我那样教他们踢球，对他们吹牛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跟我一块儿踢球的二民都进省队了！我早晚也是要进省队的！”然后像军工城的孩子那样分队进行比赛，到后来几乎所有孩子都加入进来了：包括刘虎子这个歪瓜裂枣的残疾儿，他做了一名两队都不想要的逢球必漏的守门员；包括习小羊这个神叨叨的半疯子，他在场上如同梦游一般，走来走去就是不跑，球到他跟前了才偶出一脚，也不管方向踢得对不对；包括四妞这个唯一的女生，她在场上跑得蛮疯，但很少能够接触到球，那年头，我在男孩子几乎人人都能踢得一脚好球的军工城都没有看见过一个女孩子踢球，所以我敢说四妞肯定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拨的女足人口——是积极投身女足运动的极少数先驱者之一。到了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机关单位这种新环境中以后，主玩的项目已经进步到了足球，家属院打群架时代的两大活跃分子——虎子和羊羊变得不再活跃了，就此沉沦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卫国、翔翔和小猴子，他们都因为球踢得较好而成为现时期的骨干——说起来这三个孩子正是那天晚上铁栏倾覆时幸运地扒在上面的，老天爷是不是就喜欢开这种残酷的玩笑性的游戏——手心手背，忽然颠倒！你说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吧，我发现他们从来不提那两个死去的伙伴，就好像他们真被忘记了，甚至于从未在我们中存在过一样。
我就这么的在重新返回到当年的小伙伴中间之后成了他们的“头儿”，因为带来了足球的缘故。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引进的，譬如烟盒，譬如弹球，譬如“包子”、“饺子”、“三角”，还有弹弓和火柴枪，他们从家属院那边带来的这些土游戏，可是比军工城的工人子弟们玩得丰富多了。
还有一个孩子也搬过来了——那便是陈晓洁，只是她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玩儿。她的家就在我家前头那排平房中，从她家的窗子里老是能够飘出来一缕琴声——正是这位“公主”在拉小提琴呢，和我一样，她也快到七岁了，那个“红色摇篮”的保育院已经不要她了（那年头还没有什么“育红班”），回到家来等着上小学（那年头全日制十年制的小学需满七周岁才能上），在其父母的安排下，她每天都被锁在家里头拉琴，有一次我带着这帮孩子从她家的窗下经过，忽然从窗子里传出了她的叫声：
“索索！”
我猛一抬头便看见了黑暗屋子里的这个幽怨的小“公主”——是的，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她从七岁起就开始幽怨了——当年和我一起在“红色摇篮”中摇着的时候还不这样，还是会嫣然一笑的呀！
“什么事儿？”我问她。
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就那么满含幽怨地望着我——可惜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楚楚动人，更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对这位曾做过几个月幼稚园同学的小姑娘有点冷漠，有点淡然，当有人在前头叫我时，我就那么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单位的那块足球场总算被人利用上了——我说的正是我们这帮孩子，说起来这还是一块十分标准的场地（并不亚于军工城秦岭厂承办过全国比赛的那一块），但在我们到来之前却很少被人利用，在我们占领之后也鲜见大人来此踢球（这跟军工城可是太不一样了），由此可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