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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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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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劲旅——美军也不敢说全盘掌握“匪军”、“贼首”的动向,遑论百年前的湘军;所以,能切实做到“知己”,鄙意已经占了八成胜面。“彼”之能知不知,知多知少,归于天意而已;一切尽在掌握,那也不叫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湘军对于自身,曾国藩对于自身,能否进行全面而精确的判断,是否“知己”,是否能够“势围”。  “己”的主要内容,在于人。有了人,才可以打仗,有了人,才可以筹饷;而归根结底,这两类人都需要权。打仗要兵权,筹饷要财权。兵权,可以参看咸丰十一年十月的一条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从这一天起,曾国藩就名正言顺,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也就是掌握了“兵权”。财权,掌握于相关各省首长之手,也就是总督、巡抚之手;相关各省,主要指长江沿岸各省。这些省的督抚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游开始数:  四川总督骆秉章,他是左宗棠的前老板,湘军的好朋友——初期不太友好;湘军出省后,筹兵筹饷,不遗馀力,将湖南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湘军基地;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国藩同乡密友;  湖广总督官文,刚刚逝世的湘军###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精心调教,至少不再对湘军使坏。湖北巡抚严树森,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  湖南巡抚毛鸿宾,曾国藩同年、旧交 ,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  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此屡召不出,经曾国藩密保,“超擢”为巡抚。但是后来为“地税”、“国税”问题,和曾国藩翻脸。人品一流,性格犟直,不做好事,也无坏心;  安徽巡抚李续宜,湘军名将李续宾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国藩的老门生、前幕客,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  浙江巡抚左宗棠,从个性上说,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但是从来敬佩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左挽曾国藩联语,在奏折中也这样赞扬过他),公事上并不掣肘;  此外,广东作为湘军的重要协饷省份,就因协饷不力,乃将总督劳崇光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甚好的晏端书、毛鸿宾。同治二年,广东巡抚则由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担任。  这就是同治初年的“官场新气象”,重要位置,都由湘军将领及与湘军有渊源的人士占据。曾国藩自己也评论过这种政治布局:“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戊戌同年”,即指晏和曾一样,都是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中的进士。“朝廷之用心”,则明显是以曾国藩、湘军为中心,挑选和曾国藩、湘军关系好的人担任各省首长,以便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当然,这并不是曾国藩有意布局,他也不敢主动提出这种人事上的建议。因为,形成“同人政治”之局,地方权力容易勾结,必会削弱中央集权,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而终于形成这种政治布局,清廷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一则决定于军情。湘军连下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战绩优秀。而江苏、浙江由于江南、北两大营相继崩溃,已经全境糜烂,绿营战斗力宣告终结,东南残局只能依靠湘军来收拾。一则决定于舆论。“天子(同治)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 ;大忧大喜后,举国疯狂,开始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偏裨皆可督抚”,简直就是变种的“出身论”,但这恰恰是我国的传统、人情,无可厚非。因此,同治初年形成的由湘军势力掌握地方人事、财务权力的政治布局,构成了围天京的“势围”。  “势围”得天独厚,“力围”的军事布置又怎么样呢?军事上围困南京,得分为内圈、外围两个层次。内圈,指阵地,即沿着城墙连续驻扎的营盘;外围,指形势,即苏、浙、皖、赣四省境内,被敌军占据,可以迅速发兵,赴援南京、兼击围军的战略要地。例如:水路有长江中的九洑洲,陆路有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州、六合、扬州等重镇。不控制这些地方,光在南京城下设围,则前有“城贼”,后有“援匪”,腹背受攻,顾此失彼,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战天京。水路不控制,敌军或者渡江而北,或者破坏围军粮运;陆路不控制,敌军可以调集援军对围城之师进行“反包围”,纵使不能“剿围”,至少可以突围。光有阵地,不占形势,围也是白围。不用举此前江南、北两大营因此崩溃的例子,介绍一下李氏兄弟攻打曾国荃的案例,就知道光有阵地、不占形势的危险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李战一曾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攻克安庆。旋即回家募兵、过年,次年二月回到安徽,会同鲍超的霆军,在三个月内,克复长江南北各城,一直杀到南京城下的雨花台,时在同治元年五月,此即所谓占领阵地。但是,九洑洲未破,不能防南渡敌军,不能保证粮道畅通;苏州、嘉兴未破,不能防东来强敌。于是,闰八月十九日,李秀成自苏州率领大军来攻曾营,“号称六十万众”,“旗帜如林,层层排列” 。曾国荃军驻扎雨花台,人数不过两万,不一二天工夫,就被李秀成围了个密不透风。  李秀成此次攻营,一以炮,一以洞。炮者,“西洋开花大炮”也,“自空中击下,呼声动地”;洞者,“开地道,用火药轰官军垒壁”也。防炮无妙法,每当炮弹呼啸而来,全体卧倒而已;幸亏开花炮弹自上而下,弹道弧度过大,则声势甚猛,杀伤力不猛。且曾军扎营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执行,墙高且厚,濠深且宽;太平军安放炮座,相距营盘便不能太近,则开花炮的射程和打击范围更受限制。濠沟一般有两三道,环绕营盘,深达五六米,敌军仓促之间挖地道、堆炸药进行突攻,也难致效。故李秀成也要赞扬曾国荃的基本工夫做得扎实:“九帅节节严营,濠濠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用兵之利” ;伯牛按,“木桥”就是营规中所谓“花篱”,以粗木埋入地下,“旁筑坚土,以攀摇不动为主” 。墙、濠以外,有五六层“花篱”,可以减缓敌军冲锋的速度。  不能突破花篱、濠沟,一味大炮远攻,不易奏效;挖地道也因距离过远,事倍功半。九月初,秀成堂弟世贤从嘉兴赶来助战,于是,太平军改变战法,倚仗装备优势,近前枪战,逼营肉搏。这一下曾国荃就有点吃不消了。因为此时湘军个人装备中大多为鸟枪、抬枪等“土枪”,火力不猛,射程也短,而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 。敌我对阵,敌枪能射中我,我不能射中敌人;将士用命,而无用武之地。无奈之下,只能收缩防线,躲在子墙后面进行抵抗。而太平军将湘军逼进营垒后,便可达到濠沟边上,“多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濠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九月十二日,太平军便挖通了一条地道,直抵营墙,我们看看地道战的威力:  “十二日,瞥见西南一股悉并东路,潜伏雨花台后。曾国荃知地道之将轰塌,令各营谨以备之。不转瞬,而嘉字、吉后两营外一声霹雳,烟焰上冲,石块、土块飞入天半,营墙各崩塌十数丈” ;  一旦守不住营外濠、篱,敌军就可以轻轻松松实行“定向爆破”。幸而曾国荃所部为百战精锐之师,爆破前妥为部署,爆破后勇猛敢战,拼死堵住缺口,敌军才没冲进营盘。此后,太平军继续挖地道,湘军则总结教训:与其被动挨炸,“莫若审贼所向,掘地数仞,隧而迎焉”,就是以地道破地道之法。填满炸药的地道才可怕,没填炸药,则不可怕;于是,两边对挖,一待“内外洞穿”,湘军或“抽刃迭刺,聚而歼之”,或“熏以毒烟,灌以秽水”,或“伐木作薪,堵塞洞口”,总算抑制住了太平军的地道战。  以炮以洞,二李俱不能得逞,两军势必陷入僵持之局。僵持,则饷粮弹药能否补充至为关键。曾贞幹负责江边粮道的防守,在水师接应下,顶住了太平军的猛攻,乃能源源不断从安庆、芜湖等地获得接济。而南京防军和城外李军被曾营阻隔,无法接济粮草;倘自苏州前来接应,则长江两岸镇江、扬州为清军占据,江面另有湘军水师,运船也无法通过。因此,太平军无法保障后勤补给。加之太平军八月中旬来此,未带冬衣,十月后气候转凉,饥寒交迫,无法“僵持”,遂于十月初五日撤兵。曾国荃坚守四十六天,终于勉强保住阵地,没有重蹈向荣、张国樑的覆辙。  

曾九呆子
如前所述,只占内圈阵地,不占外围形势,腹背受敌、围军被围剿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尤其是苏州、常州、杭州、嘉兴、宁国和九洑洲,这几处要地,一天不被清军控制,南京围军就一天不得安宁。南京城墙、石垒极为坚固,城中粮食弹药储备极为丰富,冒然强攻,伤亡必大,士气必衰,一旦再有援军来攻,是不是还能坚持四十六天,把握极小。在外围未曾肃清的情况下,“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必然是一种尴尬乃至危险的境况:“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伯牛案:城坚粮足,不敢攻城,故曰清闲);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伯牛案:倘若粮道被断,则必然崩溃)”;所以,最初曾国荃孤军挺进雨花台,曾国藩就不赞成 ,此次被围攻,他就直接批评了:“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话说得很严厉,甚至连前此的克城之功也加以指摘。  湘军陆军名将,前有塔齐布、罗泽南,后有李续宾、多隆阿、鲍超,曾国荃虽然屡在前敌,不乏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举动,也有克城拔寨的功勋,但并无名将之称。何也?若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或者治军有方、纪律严明等标准进行综合比较,论述冗赘,可读性差;讲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可知道其不被称以名将的原因。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就这八个字可以判断其不是名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湘军十年征战,一直被“饷绌”困扰,士兵因此哗变的事例各军皆有,唯独曾国荃所部不曾发生此类事变 。特别是咸丰八年曾国藩重出江湖以后,曾国荃所部待遇优于他军,彭玉麟、鲍超等人便屡屡抱怨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 。甚至,与他人争夺拨款以外,曾国荃的个人帐目,也不是很清楚,常常遭惹物议 。而在具体作战中,曾国荃不吝惜子弹炸药,消耗极大,连曾国藩也啧有烦言,但又不得不“源源接济” 。不缺饷,军心自然稳定;弹药不计成本,实力自然超群,所以,曾国荃所谓“挥金如土”,不过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经济优势,并非湘军将领普遍拥有的战备条件。“杀人如麻”固然豪爽,但是类似于安庆屠城 那样的“杀人如麻”,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起点不公平,程序不正义,结果当然不令人信服,是故曾国荃不被称为名将。  既然不是名将,所以曾国藩敢于在战略、战术层面批评曾国荃,对于塔齐布、鲍超之类的将领,他就不用如此操心,做好调派、筹饷等行政工作就够了。批评过后,他又指示机宜,表明取“势”的重要性:  “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十月三日);  “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即占据南京东南的战略要点,方可远防来自苏州、嘉兴的援军,雨花台围师乃无后患,即前所谓肃清外围之“力围”。曾九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根本不采纳曾国藩这个建议,决计“呆”围。  “呆”,出自曾国藩之口,固为贬词。但是,以之描述曾国荃的个性,却十分恰当。左宗棠尝目曾国藩为“书憨” ,曾国藩亦尝视郭嵩焘为“书呆”,湘军诸人互相“呆”、“憨”之,也算此军一大特色。考其言行,曾、郭之“憨”、“呆”,俱能转圜,不算真“呆”;曾九之“呆”却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真“呆”。且曾九之“呆”与曾、郭二人“书呆”之“呆”,又有不同。书“呆”者,不过是尽信书、知经而不知权,大可欺之以方,动之以情。曾九之“呆”,则近乎“犟”,并非不明白道理,实因欲望太盛,无法自抑,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理不可喻,情不可感,湖南俗语所谓“不进油盐”也。  呆、犟都是不讲道理,但呆、犟自有一番道理。曾国荃的道理,怎么讲的呢?他认为:南京是“长毛老巢”,湘军起兵,最终任务也就是占领南京。现在从安庆至南京,自西而东,水陆俱已打通,固应驻扎一支部队在南京城下,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可以牵制苏、常、杭、嘉的太平军,令其在回救南京和扩张势力(例如进攻上海、福建和江西)之间难以取舍。如果遵从“阿兄”的建议,解围南京,转战东南,去攻打东坝、宜兴以至太湖西岸等战略要地,事机顺利,固然如曾国藩所说“不过数月间事”,可以快去快回,继续围困南京。但是,事机不顺的话,就有可能在攻城、野战时被“忠逆”等人纠缠,而南京“城贼”也可能趁机和江、浙太平军取得联络,那么,再想回来围困南京,恐难如愿。这是他对大战略的理解。小九九方面,他也有打算:扬州、镇江分别为都兴阿、冯子材镇守,此二人都不属于湘军系统;如果湘军撤围后,此二人奉到圣旨或自作主张,前来围攻南京,那他只能作为“会剿”之师参与围城,主客易位,事权旁落。所以,这个“茅坑”,不论便意之有无,他都得死死占住,不肯轻言撤离。  乍一听,曾“呆”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刚刚发生的“围剿围军”之战,令人后怕,江、浙等地太平军极有可能再度东来。当李鸿章、左宗棠两军未能“肃清”江苏、浙江两个战场之前,“呆”围南京,时刻都有隐患。何况,目前也就围住了南京的南面,并未形成合围,战略上的影响更大于战术上的实际作用,倘为此付出大代价,似乎不值价。曾国藩作为“节制四省军务”的统帅,进行全盘筹划,不能不有此担忧。再者,依照目前形势,不但不能实行合围,而且不敢率先攻城,那么,两万湘军“呆”扎南京城下,“清闲”无所事,不仅不对其他部队实行支援,反而坐等其他部队攻占要地,然后独收围困乃至攻破南京之第一等大功。这样的如意算盘,明眼人谁看不清,谁不讥议?所以,于公于私,他都要劝说曾国荃不要“呆”围。但是,曾九之“呆”早成心疾,曾国藩只能迂回曲折,旁敲侧击。  同治二年开春,曾国藩自安庆东下,检阅南京围军。此前,他创造了“呆兵”、“活兵”两个概念:  “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进退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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