盏母呗ゴ笙谩Ｎ颐羌夷嵌澳景逦荩惨鹊�1966年父亲过世后才卖出去。
我们住在松江路127号，因为家里人多，把连在后面的一栋也买了下来，两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狭长房舍。我们的右邻是一家空军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墙头上倏地冒出三四个小萝卜头来，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随时随地想来探看我们家有什么事发生似的。前几年我巧遇周家老二，原来已经是华航的正驾驶了。我们的左邻松江路125号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荆棘的家。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后来又会变成了作家荆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说竟是发表在我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的。这个谜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解开：原来荆棘就是朱立立，当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邻居。荆棘投稿没有写地址，《现代文学》给不起稿费，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两本杂志给作者的。我们在《现文》登了一则启事，请荆棘赐示地址。大概荆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负，不愿意跟我们攀关系，她没有理会我们的“寻人广告”，所以我也就始终无从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荆棘的父亲也在做官，两家家长彼此应该认识的，大概不同系统，所以没有什么往来。做了十几年邻居，中间一道墙把两家隔得开开的。但两家的佣人过往却甚密，互通有无，朱家的一些点点滴滴，偶尔也会传些过来。比如说，我们知道朱家母亲早逝，继母入门后，朱家儿女的日子不很好过。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难。”其实中国人说得更干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个年代，尤其来台的外省人，刚遭巨变，国破家亡，连根拔起，难念的经，每家恐怕还不只一本。我们家就有好几本，恐怕早也由我们的厨子小王传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80年代，我看了荆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荆棘里的南瓜》，尤其其中带有自传性的几篇：《南瓜》《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为什么从前在松江路隔壁那个终生穿着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从来看不见她脸上的欢颜。这三篇文章都是写对亲情的追念与渴求。荆棘十二岁丧母，十二年后终于写出这篇《南瓜》，悼念她来自农村一生忧劳而又极端温柔的母亲。“南瓜”大概象征了荆棘生命中获得的母爱吧，从荆棘中生长出来，南瓜生命虽然短暂，却带给家人如许的温馨与喜悦。“南瓜”因为情真，所以写得意切，《文星杂志》上发表后，又在《读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荆棘的成名作。荆棘大学选读了园艺，最后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开垦出一片二十多英亩的农场来，遍植各种瓜果叶蔬，当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荆棘禀受了她来自农村母亲的遗传，最后还是归农庄稼。我们真不能低估了父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原始的呼号》（Primal Cry），他让他做实验的心理病人大声呼叫“爸爸”、“妈妈”，叫着叫着，病人会发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阶段，对父母种种的愤怒、渴求、惧畏、孺慕——这些最基本而又强大无比的情感，随着“爸爸”、“妈妈”原始性（Primal）的呼叫声中，宣泄出来。《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荆棘“原始的呼号”，文中少女对父爱的饥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庞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的父亲，对女儿无助的呼求，竟无法回应。而继母将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锁在书房里，任其腐烂，饲喂红头绿蝇，也不肯拿出来与儿女共享。亲情的饥渴，使心理的创伤转化成为生理的痛楚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邻舍的南瓜（2）
令人惊奇的是，荆棘，正如她的笔名所示，在松江路那般荒瘠的环境里，竟还能抽发茁长，最后落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挺伸成一棵傲岸坚实的仙人掌。荆棘进入台大园艺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习心理，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而且又随着从事教育行政的先生到世界偏远的地区：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史瓦济兰，去帮助那些贫穷落后国家，教育他们的孩子。这样一个坚韧的生命，它的泉源在哪里？一个源头恐怕还是传自她那来自农村的母亲的禀性，对土地自然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荆棘喜欢写农作物，她的第二本文集《异乡的微笑》里便写了许多瓜瓜果果，《哈蜜瓜》《红枣》《枸杞》，荆棘写这些瓜果时，特别动情，所以写得生机盎然。荆棘居住的新墨西哥州，出产一种鲜美多汁的甜瓜，本来以为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后来溯源而上，在香港发现同样瓜种，原来竟是吐鲁番的名产新疆哈蜜瓜。当荆棘到巴基斯坦时，便从巴基斯坦与新疆交界地所产的哈蜜瓜种籽带回新墨西哥，在她的农场上种植出一片哈蜜瓜田来，并将种籽分给当地瓜农，于是远渡重洋的新疆哈蜜瓜便在新大陆的沙地里瓜瓞绵绵地散布开来。荆棘又在她农场里种植了红枣、枸杞，这些原产于中国的瓜果，对去国日久的荆棘恐怕也具有疗治乡愁的作用。有一天在瓜市里，荆棘向一个美国顾客谆谆解说哈蜜瓜的来源，提起重洋对岸那片古老的土地，荆棘突然按捺不住流下了异国人无法理解的游子泪。
新疆吐鲁番出产的哈蜜瓜，的确不愧是人间美味，瓜瓤*，味甜如蜜。抗战胜利后，我们居住南京，每年父亲在新疆的回教朋友都要送来几大篓哈蜜瓜。晚饭后父亲召集我们开“生菜会议”，一桌子摆得黄澄澄的，一刀下去，满室生香，有一种哈蜜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对此*，怎不叫人睹物生情。
另一种支持荆棘成长的生命力量，我想必须归功于她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了。荆棘在少女时代便开始写稿投稿，虽屡被退稿，却并不气馁，直到她的小说《等之圆舞曲》登上《现代文学》后，才正式跨入文学园地，她自称那段日子是她“一段《现代文学》如醉欲狂的日子”。住在隔壁巷子的三毛，第一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刊出的时候，捧着杂志，跑上玄关，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那个时代，台湾社会封闭、政治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对于许多心灵都不甘受禁锢的知识青年，不啻是肃杀严冬里的一脉熏风，是关得黑漆漆的密室里，破壁而开的一面天窗。文学，在那个年代，的确具有解放心灵的力量与作用的。60年代是个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捩点，全世界由中国大陆到欧洲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都在向传统文化挑战。6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表面安分守己，实际上也早已感染了世界性的文化震荡，思想及心理也在悄悄蜕变，在挣扎反叛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指定路线。三毛与荆棘，各从松江路出发，经历欧洲、美国，最后不约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陆的沙漠里。这恐怕不能看作一种偶合，这是当时一些不肯受拘的台湾青年，挣脱思想牢笼，飞向海阔天空，去追寻自我实现的一段艰辛而又充满冒险刺激的精神行旅。虽然各人遭遇不同，三毛飞绕了一大圈，终于飞回台湾折翼而亡，而荆棘却在新墨西哥落脚与美国先生共同建立起他们的梦中堡——“沙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邻舍的南瓜（3）
荆棘飞离台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把她在松江路阴郁的过去全部抛弃了，停笔十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身上潜伏着文学创作的欲望，触电一般，突然惊醒，于是她重新执笔，一连串写出了《荆棘里的南瓜》及《异乡的微笑》两本散文，并且完成一部小说集《虫及其他》。又一次，是文学把她斩断了的过去生命衔接起来。荆棘这几本集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散文与小说，往往是很难分界，有几篇是小说化的散文，也有一些却是散文化的小说，读荆棘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一直觉得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保藏的心事。《虫》便是一篇散文体的寓言故事。作者与先生到巴基斯坦，从当地运回新墨西哥一批质地坚实、纹路细微的木块，用来镶砌他们自己动手筑成的住屋“沙堡”的墙壁，谁知木块里有蛀虫，也一并封到墙壁里去，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蛀虫奋力啃吃木头，发出吱吱的哀音，但木块太过坚实，蛀虫至死未能破壁而出，见到天日。卡夫卡的《蜕变》描写一个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竟变成一只大甲虫，无论他如何挣扎，始终也未能解脱“虫的存在”。是不是人跟虫也一样，有谁能够任意蜕变，突破自己赖以生存的时空大限呢。《继承者》是集子里分量比较重的一篇小说，荆棘又回到她一直最关切的主题：亲子之间，种种的复杂与矛盾。李琴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革命*，年轻时留学德国，与一位有恩于他的中德混血少女成了婚。李琴的母亲高贵优雅，对丈夫是无限量地谅解与无条件地牺牲。幼年的李琴，父亲是她心中至高无上的完美偶像。当李琴发觉道貌岸然的父亲竟私下与一个粗俗无知的军眷女佣有染，并且为此抛弃了她高雅的德国母亲，李琴的世界由此崩溃，抱憾终身，一直要到父亲在台湾弥留的时刻，才得到外国归来的女儿的谅解。荆棘在这篇小说中，终于与过去妥协、和解，由少女时代“原始的呼号”，转换成一阕中年人哀悼生命的挽歌。
松江路荆棘里冒出来的南瓜，种籽飘洋过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砾地，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来。
荆棘附注
邻居家的翩翩美男子
我家在台北与大名鼎鼎的白崇禧将军隔壁。白家小孩多，亲朋好友更多，还有大批以前的随从，整日人进人出，不时传过来京戏和喝彩的声音，门口的空地一下变成他们的农场，白将军还爱上山打猎，带回果子狸在笼子里一夜嘶嚎，的确是热闹非凡。两家的大人偶尔还打个招呼，小孩子却漠然不相往来，只是把隔壁的把戏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我进了台大，突然发现刚创刊的《现代文学》居然是白家儿子的杰作，这一下才对这位对门居的美男子侧目以视。
1960年的台湾，政治保守压抑，文化艺术死寂。《现代文学》像是突破黑夜而来的一道火光，给文艺界带来无比的震撼和光亮，也供给年轻人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很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在这儿发表。我自己也在《现代文学》投下生平第一篇作品，当时胆战心惊地不敢用自己的真姓名地址。等到文章发表了，兴奋如狂，环顾左右，觉得天地都再也不一样了。《现代文学》后来登了一则启示，请荆棘赐示地址，可是我却羞涩胆怯不敢出面。白先勇到二三十年后才知道邻居的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因为《等之圆舞曲》，我应“文星”的邀稿而写《南瓜》。由于《南瓜》，我才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先后出了四本书。（第四本记录我的非洲蛮荒行，书名《金蜘蛛网》，时报文化公司印行）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学》，如果文章没被《现代文学》采用，我绝对不可能开始创作。所以当我的《虫及其他》一书出版时，鼓起勇气请白先勇为我作序。我说，你一定不知道，到今天我还丢不开文艺创作，都是你当年“害”的。
白先勇写了《邻居的南瓜》，写了好多台北松江路的童年往事。圣塔巴巴拉的院子养植凄美的茶花，满室飘荡兰花的幽香，在那儿第一次正式会晤到我当年的邻居，为我写序的人。对面的男子仍然俊秀出众，气势如虹。我提到自己时间的紧凑和工作的压力，如今投稿又如是难被采用，出版的书也没人去看，我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为了永恒。我们都会消失的，只有我们留下的创作！只有这些文字才是永恒的。”男子沉静而严肃地说，他的影像在我眼前渐渐扩大，从松江路的一角延伸到圣塔巴巴拉延伸到世界。
那么就写吧，不管有没有园地可发表，不管有没有读者要看。哲人说“我思故我在”，我也对自己说“我写故我在”。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1）
1990年9月的中旬，我在北京听到台湾传过去王祯和逝世的消息，当时心中不禁一震。虽然知道王祯和多年疾病缠身，但是突来的噩耗，一下子还是难以接受。王祯和跟我是60年代一齐写小说的文友，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又曾经参加过《现代文学》。同侪凋零，令人惊心。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奋勇地在抵抗癌症的侵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中，创作欲特别旺盛，写出一本一本的小说来，文学创作，似乎变成了他的武器，挑战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艺术不朽，能够超越死亡与时间。然而这样一个强韧的创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祯和盛年殒折，是台湾文学重大的损失。
王祯和和我私下往来并不多，可是我们却曾结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学因缘。王祯和在台大二年级时候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他亲自交到我手上替他发表的。我看了《鬼？北风？人》，当时便警觉到，这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文学感性，《鬼？北风？人》登在《现代文学》第7期，那是1961年3月，王祯和才二十岁，写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创作，那一期我们用了顾福生的画做插图。我替王祯和的小说选了一幅题名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画中是一个没有头的人体，双手却倔强地合抱在胸前。这幅画颇能点题，有点像小说中秦贵福的姿态。杂志出刊。我们在文学院的走廊墙壁上贴了一张大海报，把“我要活下去”也画了上去，以王祯和的小说为主题。一个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刊出，一定是很兴奋的，王祯和在回忆《现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这样写道：
当时文学院贴出海报宣传。我低着头从海报下走过去，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看别人的表情。正巧母亲从花莲上台北，我就领着她去看海报。那时候真年轻，写出小说那种得意欢喜，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后来接着王祯和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再》（后改题为《夏日》），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已经看得出来，王祯和是一个在小说艺术上，不断创新求精的作家。我们毕业后去服兵役，王祯和跟他同班的两个学弟郑恒雄跟杜国清便正式参加《现代文学》，接手帮忙社务了。因为杂志社没有钱，校对要自己动手，王祯和他们还得坐公共汽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杂志推销也得自己来，王祯和曾努力销出《现代文学》三十多本，也算贡献不小。《现代文学》是王祯和文学生涯的起点，他的几篇成熟后的杰作，却是后来在尉天骢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
1970年，阴错阳差，我又开办了“晨钟出版社”，那时候自许甚高，专门出版严肃的文学作品。小说当然是重要部门，我去找王祯和商量，要替他出小说选集，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晨钟”1970年10月出版的《寂寞红》，集子选了五篇小说：《那一年冬天》《永远不再》《月蚀》《寂寞红》《来春姨悲秋》，是尉天骢写的序，封底摘录了姚一苇先生的评论。猩红色的封面却是我选的。选集出版，反应很好。于是1975年9月，“晨钟”又替王祯和出版第二本小说集《三春记》，也收入了五篇小说，也附有他一个剧本《春姨》。集子封面是由郭震唐设计的，上面画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