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28部分

是啊，我多么渴望我的丈夫能来接我啊，可我连他被关在哪都不知道呢！

我推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回到冰窖似的小屋里，一头趴在炕上……

我耳边不由得又响起贺玉说的话：“你生孩子，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给你煮鸡蛋，好好侍候你……”

这时，窗外忽然传来几声响动，我想：是不是造反派看我快要生了，让贺玉回来看看我？我急忙爬起来笨笨卡卡地推开屋门，可是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落了一层清雪，是冷风敲打塑料布发出的“啪啪”声……

不知因为摔了一跤，动了胎气，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晚间十点多钟，我忽然觉得肚子丝丝拉拉地疼起来，一阵紧似一阵，越疼越厉害。我想可能要生了，就挺着越来越疼痛的身子忙活起来，把炉火烧旺，用被子把窗子和门都钉严实，用被子做了一个幔帐，这样能挡点儿风寒，不然生孩子太冷了，又找出母亲给孩子做的小衣、小被……

一切准备妥当，午夜十二点，我推开尹婶家的院门，踏着刚刚落下的一层清雪，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不远处的父母家里蹭去，走几步就得停下来，等钻心的疼痛过去之后再继续往前走……

当我终于蹭到父母家，母亲急忙问我：“多长时间疼一次？”

“五分钟。”

“哎呀，那可快了！老头子快起来去佳东医院找大夫！”

父亲去医院找大夫了。母亲陪着我又回到尹婶家的小屋。尹婶听到动静也过来帮着忙活。

于是，在这飘着清雪的寒冬之夜，在这四面透风的小屋里，我度过了女人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刻。但无论多么痛苦，我都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死死地攥着……

我发现，我和母亲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母亲生第三个孩子时，父亲被关在监狱里。而我生第一个孩子，丈夫也被关在“牛棚”里。母亲一心要救出被关押在大牢里的父亲，而我则一心要救出被关在“牛棚”里的贺玉。在生女儿的一个月里，我每天都想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找当时的省委书记潘复生为贺玉申冤……不过，我比母亲幸运多了，身边毕竟有两位老人陪着，而母亲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人的狼嚎。

1968年12月1日，凌晨一点四十分。

父亲请来的助产士进门不久，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又瘦又小的小生命，提前十天来到了这个冰冷的世界……

助产士双手托着只有四斤重、像猫崽儿似的女儿，疑惑地问了一句：“哎？这孩子好像刚刚哭过，你看她还在抽搭呢！”

一听这话，母亲和尹婶急忙瞅我……

是的，女儿陪着我刚刚哭过。此刻，我的眼窝里还汪着泪水呢。

看到长得又瘦又小、像猫崽儿似的女儿，我觉得很对不住孩子，因我着急上火，总是吃不下东西，害得胎儿发育不好。

“妈，她长得咋这么小呢？”我问母亲。

“小怕啥？有苗不愁长！”母亲急忙劝我，“孩子说出息可快了，几天就出息了。咱不哭，咱好好侍候孩子，等贺玉回来一看多高兴啊！”

尹婶也劝我：“别哭，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

可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我从小就爱哭，这点丝毫不像母亲，母亲很少落泪。父亲却爱落泪，爱动感情，这点我很像父亲。

正像母亲所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能遇到，无论多苦、多难，只能咬牙挺着。你不挺着又有啥办法？你就是死了，别人也只能看你笑话……

第二天早晨，我挺着虚弱的身子用铅笔给贺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顺利生下一女孩，让他不要挂念。信写完了，却不知该寄往何处，只好寄给体委一位同事家属，让她转给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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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月里，我和女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屋子太冷，我一个月没脱过棉袄，白天黑夜都穿着，给孩子换尿布，孩子冻得直哆嗦。我因着急上火，吃不下东西，一直流血不止，身体十分虚弱。母亲每天在家里给父亲做完饭，再跑来侍候我，快七十岁的人了，眼神又不好，实在够辛苦的了。

我白天还算好过，毕竟有母亲陪着，可是到了晚上，只剩下我和女儿就更难熬了。我挺着虚弱不堪的身子起来给女儿换尿布、冲奶粉、给炉子添煤……而且，我天天失眠，整夜整夜望着挂满冰霜的四壁，一心想着去哪里能为贺玉申冤。

女儿生下不久，就像小饿狼似的使劲吸吮我的乳头，可是一连几天都吮不出一滴乳汁，饿得“哇哇”直哭。女儿哭我也跟着哭。

母亲将鸡蛋和面条端到我面前，苦苦地哀求我：“雅文，吃点吧。你不吃东西，孩子哪有奶呀？”可我连一个鸡蛋都吃不下。

母亲为了让我下来奶，四处给我淘腾偏方，死冷寒天，将人家屋檐下的燕窝捅下来，用燕窝煮鸡蛋逼着我吃。我吃不下，母亲就指着我身边“哇哇”哭的女儿，命令我：“你看看那孩子饿得多可怜！为了孩子，就是毒药你也得给我喝下去！”

母亲逼着我把又苦、又涩、一股土腥味的燕窝水和煮鸡蛋吞下去，吃得我差点呕出来。吃完，母亲又用被子把我蒙上让我捂汗，把小炕烧得像煎饼鏊子似的，褥子都烤煳了。可我捂完大汗仍然没有奶水。无奈，母亲找来各种各样的偏方让我吃，一连半个月，吃了七次偏方，捂了七次大汗。

生过孩子的人都知道，产妇本来就虚弱，再加上一次次地捂汗，弄得我几次虚脱。到了第十六天，我觉得头上奇痒无比要洗头。母亲说：“可能是捂汗捂出虱子了。”果然，洗完头我用篦子刮下来五十多只红红的、小得像针尖般的小动物。

这天，一个朋友来看我，她无意中说看到外面又贴出宣判的布告了。我问她有没有周贺玉的名字，她说没注意。

朋友走后，我急忙让母亲快去看看布告上有没有贺玉的名字，母亲回来说没有。我不相信，以为母亲在骗我，让母亲去把布告撕下来。

母亲拧不过我，只好唉声叹气地走出门去。看着母亲瘦小的身影一出门，我就后悔了，母亲眼神不好，又是冰天雪地的，万一摔倒了……

迟迟不见母亲回来，我急坏了。后来终于回来了，只见母亲披头散发、没戴帽子，手里攥着一张揉搓的布告，身后却跟着两个气势汹汹的陌生男人……

我顿时明白了。

原来，母亲刚撕下布告就被过路的两个男人给抓住了。

他们质问母亲：“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布告上判刑的是你什么人？”

母亲说什么人都不是。他们不信，坚决要把母亲带走。

母亲说：“我闺女在家里坐月子等着我回去呢！你们要带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两个人见老太太如此刚烈，怕出人命，就跟着母亲来到家里。

母亲进门就说：“你们看见了吧？我让我闺女看一眼布告就跟你们走！”说着，就哆哆嗦嗦地打开布告……

我急忙说：“你们千万别带走我母亲！是我让她去揭布告的，我想看看布告上有没有我丈夫的名字？”

“你丈夫是谁？”一个男人问我。

“周贺玉！”

“就是那个滑冰健将周贺玉吗？”

“对！”

这时，不知是开门把屋里折腾得太冷，还是大人的说话声太大，只听女儿突然“哇”一声哭起来“哇……哇……”

这突然响起的婴儿哭声使两个男人顿时一愣，他们循着哭声望去，这才看到炕头襁褓中的女儿……

不知是周贺玉的名望起了作用，还是我们母女俩的处境使两个男人动了恻隐之心，总之，他们相互瞅一眼，转身走了，留下一股半天都驱不散的寒气。

“妈……”我一把抱住了母亲。而母亲却一把推开我：“快松开，我身上有寒气，别坐病！”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母亲去揭布告了。

在这张布告上，我虽然没看到周贺玉的名字，却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名，其中一个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来得知，体委造反派两次向公安局革委会报批周贺玉的“现行反革命”材料，都因为“罪行不够”而被退回来，贺玉这才没有被收监。

我担心贺玉被判刑，又担心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时想不开，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

当时从北京传来消息，从香港归来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都自杀了。荣国团是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他给世界留下一句脍炙人口的人生格言“人生能有几回搏”，也留下最后几句遗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之后，用练功带将自己挂在一棵榆树上……

这些可怕的消息日夜折磨着我，使我彻夜难眠，寝食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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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傍晚，随着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有人推门进来了。

“雅文，咱办事处的人都来看你了。”

啊，是我佳东银行办事处的金贵主任，带着办事处二十多名男男女女都来看我了。

小屋装不下，大家只好在外面等着，一个个地轮流进来看我一眼。他们看我住在这冰窖般的小屋里，窗子和墙壁都结满厚厚的冰霜，母女俩顺着躺在一铺小炕上……一个个都红了眼圈，侧过脸去不忍心看我。刘玉文和杜桂芝拉着我的手，半天哽咽无语……

而我的脸上挂着笑，眼里却噙满了泪水。

要知道，我是反革命家属，别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呢，而我的同事不但不冷落我，反而都来看望我了。按照我们北方的风俗，男人是不准进女人月房的。可是，办事处的男同胞一个不落全来了。

我躺在寒彻心扉的小屋里，看到社会上人人都变得疯狂而冷漠，而我面前却来了一群人，他们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那该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感动啊！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多写几笔我佳东银行这些同事了。

我在佳东银行办事处工作了九年，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打球，游泳，唱歌……男同志跟外单位举行篮球比赛，人手不够，就让我上。我要不上他们就骂我：“死雅文，你要不上，等选先进我们就不选你，评工资我们就不投你票，不信你就走着瞧！”我只好上场，全场就我一个女的。参加市里文艺演出，唱小合唱《打靶归来》，一上台，一个叫沈国栋的居然走顺拐了，下台后大家都责怪他。他不承认又认真地走起来，结果还是顺拐，差点笑破大家的肚皮。春天刚开化，我跟刘可君、齐树林几个男同胞穿着棉袄棉裤在篮球场上“斗牛”，玩得满身大汗。我说了一句：“穿棉袄棉裤玩太没意思，弄得满身大汗，以后咱脱了衣服好好玩玩！”刘可君笑嘻嘻地接过一句：“对，以后咱们脱了衣服好好玩玩！”我一听不对劲，起身去追打他……刘可君长得又细又长，活像一根黄瓜。他当了佳木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后，我仍然叫他黄瓜。他叫我“鸭子味儿”，即雅文的谐音。我的会计股长曾长生，总爱把钥匙锁在抽屉里。他一找不到钥匙我就气他：“噢，太好了！又把钥匙锁进抽屉里了。这多保险哪，谁也打不开！”曾股长骂我：“该死的雅文，你又在幸灾乐祸了。”我和复核员刘素琴在一个专柜工作了八年，配合得非常默契，年年被评为全行优秀专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佳东银行办事处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二十几人的小小办事处，后来出了刘可君、窦奎山等几位佳木斯银行行长，出了王福成、魏少华等十几名处级干部。

就在我完成这部书稿期间，已调到哈尔滨多年的魏少华偶然遇到我，竟然用几个月时间给我画了一幅油画——一只东北虎卧在雪野之中。这幅画现在就挂在我的客厅里。

我所以写这些零零碎碎不值得称道的东西，是因为经过四十多年的岁月流逝，它们仍然像金子般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工作几十年所遇到的一块少有的净土。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那个团结、和谐、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你争我夺的集体。

一天傍晚，又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进来的又是金贵主任。

他说：“雅文，听说你月子里一直流血不止，我去医院给你抓了几副汤药，你让老太太给你熬了，如果喝了见好，我再给你去医院抓……”

“主任……”我叫了一声主任就说不下去了。

刘玉文告诉我，老主任偷偷地对她说：“我看雅文太难了，实在看不下眼啊，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嗨，反革命家属也是人哪！”

老主任担着“袒护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几次去医院抓来中草药偷偷地给我送到家里。恰是这些中药救了我。每次看着他推着破旧自行车，跛着一条得过骨结核的瘸腿，走出尹婶家的大门，我的心都被泪水堵得满满的，久久难以平静。

每次离去，老主任总会意味深长地说一句：“雅文，冬天再冷也会过去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后来得知，办事处的同事背后没少提起我，他们说我太难了，还说等我上班以后，谁都不许难为我，要让我在单位过得愉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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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后来的事情相比，前面所经历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

生完女儿的第三天早晨，我起来穿裤子，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到地上，撞倒了炉子上的水壶，好在水没开，接着就“哇哇”地呕吐起来。

母亲进来一看我躺在地上，吓坏了，急忙把我扶到炕上，又叫来尹婶。几次开门折腾，冷空气一进来我觉得好多了，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到第十九天夜里，却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这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天天失眠的我躺下不久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好像有生以来从没睡过那么香的觉。

沉睡中，我恍惚听到女儿的哭声，哭声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近，一切都是恍恍惚惚的。渐渐地，女儿没命的哭声使我昏沉沉的、开始接近死亡的意志终于苏醒过来，我意识到孩子哭了，就一遍遍地呼唤自己：“孩子哭了，快起来……孩子哭了，快起来……”可我却无论如何也睁不开眼睛，眼皮沉得好像黏在一起了似的。听到女儿的哭声越来越急迫，一声接一声，我心想这孩子咋这么哭呢，好像要没命了似的。

其实，真的要没命了，刚刚出生十九天的女儿，就在地狱门前做着垂死挣扎呢。

实在睁不开眼睛，我只好用双手扒开我们娘儿俩的生死之门——沉重的眼皮，强迫自己醒过来。屋里很黑，我起身去拉头顶悬垂的灯绳，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冷汗把棉袄里的衬衫一下子全湿透了。我看到女儿的小脸憋得铁青，脸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张着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我急忙伸手去抱她，可我刚一伸手就一头扑倒了……

也许，我和女儿真的是命不该绝。

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煤烟中毒是怎么回事。就在前一天晚上，隔壁尹婶过来告诉我，前院一家四口全被煤烟熏死了，叮嘱我注意点，说炕炉子最容易煤烟中毒了。佳木斯每年冬天都会发生煤烟熏死人的事件。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人吸了它，越睡越香，根本就醒不过来。若不是女儿的哭声，我们母女早不在人世了。

这时，我忽然想到是不是尹婶所说的煤烟中毒，于是，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拼命向门口爬去，爬到炕梢，伸手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