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一再劝我：“想开点，不管怎么说你是编剧。你应该安下心来把剧本改好，然后准备出书。”
是的，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于是，我把自己从痛苦中扶起来，静下心来，遵照刘扬体先生对这稿提出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我的剧本。
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无论在外面遇到天大的痛苦与委屈，只要一拿起笔，只要一坐到电脑前，眼泪还没等擦干，我就能把一切烦恼和痛苦像轰苍蝇似的全部轰到窗外，立刻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
5月15日，我给周先生打电话，向他催要稿费及那份补充协议。他说他刚从欧洲回来，要我再容他一段时间。随后他说：“张大姐，赵女士提出要独立编剧，因为她也去比利时采访了。”
我一听就来气了：“你们明明说好是修改我的剧本，双方都签订了补充协议。现在她跟你们去了一趟比利时，回来就要求独立编剧，怎么能这么干呢？”
“张大姐，你不同意就算了嘛！”见我不同意，他没有再说下去。
6月末，制片方在京召开赵女士的剧本研讨会，并没有通知我。在我的一再要求下，7月15日，我才收到小潘寄来的修改后的剧本。
打开剧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字条，是小潘写的：
“张大姐，遵嘱寄上剧本，周主任指示我附上两句话：将来您写书请务必避开赵的剧本中的情节和细节……”这张字条至今保存在我的资料中。
我大为不解，她明明是修改我的剧本，不但不跟我沟通，反而提出要独立编剧，现在又给我下达这种通牒……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剧本封面上写着“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编剧张雅文，改编赵XX”，内文片名却是《爱如大地》，十六集！
看到这一切，我忽然有一种预感……
我急忙连夜看剧本，越看越坐不住，越看心越抖，最后是躺在床上把它看完的。此前，尽管心里不痛快，但我还是希望改编者能改出一个好剧本。可是看完剧本却发现，改编本中隐藏一种潜在的、不可理喻的东西。虽然从故事结构、时间、地点、人物等许多情节都沿用了原剧本内容，但却给人一种处处没用原剧本的感觉。这不能不使我想到周先生提出赵女士要独立编剧的问题……
我怕自己把握不准，怕感情妨碍我对剧本的判断，急忙让先生再看一遍。之后，又请一位曾看过我原剧本的编辑朋友帮我再看一遍。
结果，我们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改编者不是在原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改编，而是采取一种排斥原著、与原著相悖的思维方式——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二节（2）
改编者对原剧本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一律不直接使用，而是千方百计地改变它。原剧本写金玲丢船票，改编者则改成金玲退船票；原剧本写金玲巧遇维克多，改编者则改成西蒙介绍金玲去找维克多……这样的情节在剧本中比比皆是。而且，改编者把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好情节、好人物全部删掉，把霍夫曼妻子改成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她不仅鼓励儿子上战场，而且向希特勒告密，出卖自己的丈夫。得知儿子战死后，她居然兴高采烈地喊道：“他死了，他是为元首献身的，我真高兴，我高兴极了！”改编者砍掉了原剧本中比利时人民反抗法西斯这条主线，加上大量叛徒、婊子、强奸犯等媚俗的戏，把金玲写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把纳粹将军霍夫曼写得很窝囊……
我也曾多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狭隘心理在作祟？
不，我是编剧，剧本的好坏不仅牵扯到我的名誉和责任，而且关系到这部剧的成败问题。我为这部剧付出那么多，当然不希望它失败。
帮我看稿的编辑朋友问我：“按理说，她修改你的剧本，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应该尊重你的原著。可这人好像处处在跟你唱反调，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谁给她的权利？她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是的，这正是我百思不解的问题。
我与赵女士素昧平生，连面都没见过，本来就像两颗毫不相干的沙粒，各自按照各自的人生轨迹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只因为这部电视剧才“走”到一起。按理说，她被央视请来，两位同行应该齐心协力推出一个好剧本，可现在，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不管我们委不委屈，两个文人的良心与道德都将在这个名利场上经受一场无法回避的考验——这场考验最后不得不在法庭上相见——
两年后，在长沙中院的法庭上，我见到赵女士与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的两份合同，而且还见到了某制片方向法院出示的一份证据，这才使我明白了一切……
赵女士与剧组签订第一份合同的时间，正是2001年3月29日，也就是小C找我谈话的当天上午（传真件标明是上午十点三十分）。这份合同明确约定赵女士是修改《盖》剧本，主要条款是：
“第一条，根据甲方（潇湘电影制片厂）所提供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之基本内容，甲方约乙方（赵女士）负责剧本的修改和创作。”
“第三，乙方享有该电视剧改编署名权，排名为原作者（应是张雅文）：编剧；乙方：改编。”
第二份《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1年7月16日，主要条款是：“甲方同意采用乙方创作的文学剧本《爱如大地》为投拍剧本。
一，甲方同意乙方在电视剧中署名为编剧。
二，乙方同意剧本名改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主要人物姓名，按甲方要求改变。”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片名，是彭云题的字，不可能改变了。
第一份合同赵女士是“改编”，第二份《补充协议》却变成了“编剧”。而我这位著作权人对这份《合同》及《补充协议》却一无所知。这件事不仅我不知道，而且连制片方之一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都不知道。
我的律师乔冬生、孙树理先生在法庭上指出：“这份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潇湘电影制片厂与赵女士共同侵犯张雅文著作权的确凿证据。第二份《补充协议》比第一份合同更进一步侵权！”
赵女士与潇湘电影制片厂早在2001年3月29日、7月16日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可是，某制片方居然在2002年11月13日向法院出示“证明”公开说假话，称：“赵女士对署名、稿酬只字未提。创作时赵女士不愿看张雅文的原稿，在我部某编辑的坚持下，才勉强阅读……（赵的剧本）与张雅文的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除剧中部分人物名字与张雅文原稿相同外，其他方面没有一点保留痕迹。”
我的另一位律师庄铁言先生指出：
“这份被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合法的。首先，某制片方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是国家的审稿机构，不具备出示该证明的资格。再者，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由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这份证明只有单位公章，没有负责人签字。其内容更有十几处虚假之多，潇湘电影制片厂与赵女士早已签订两份合同，而该证明却不尊重起码的事实，称‘赵女士对署名、稿酬只字未提’。赵女士是修改张雅文的剧本，可证明却称‘赵女士不愿看张雅文的原稿’，‘与张雅文的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除剧中部分人物名字与张雅文原稿相同外，其他方面没有一点保留痕迹’……这一切都证明赵女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侵权的故意。这份他们自己出示的证明恰恰是他们侵权的证据！”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三节
而此刻，我并不知道有人已经取代了我的编剧。
我急忙给A先生和周先生打电话，打不通，又给小潘打，小潘说：“张大姐，对剧本的意见你不要再找我了，找我已经没用了。你找央视影视部吧！”后来得知，小潘因为对改编本提出质疑而遭到批评，最后连编辑署名都被拿掉了。
无奈，我只好对改编本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十几条书面意见，就改编者对我剧本的态度，正式向制片方提出书面质疑：“改编者采取全盘否定原著，甚至采取与原著相悖表现形式的做法，既不符合道义，又不符合法律，更不利于剧本的修改……”
7月20日，我将对改编本的意见特快寄给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建民先生。当天晚上，又带着我修改后的剧本连夜赶往北京……
第二天上午，下火车我直奔中央电视台，A先生不在，只好邀见央视影视部一位主任，中午在央视餐厅见面。
面对饭菜，我一口没动，尽管我连早饭都没吃。
这位主任说剧本已经交给导演了。你对剧本有什么意见，可以跟导演直接谈，并且拨通了导演的电话。
我握着话筒，就像握着最后一线希望，我说：“导演，我觉得剧本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我觉得立意有点浅……”我的话没等说完，却被导演不客气地打断了。
“张雅文，你这么说我很不高兴！我非常不高兴！我告诉你，我是很尊重你的，我希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你这种态度，我可以向央视打报告，我不接这部戏了！”
我顿时呆了。我不明白一个编剧难道连对自己的剧本提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更不明白，我刚说一句话，导演为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后来得知，在研讨会上，第一个高度赞扬赵女士剧本的正是这位导演。我不知这位资深导演是看不出剧本存在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影响着他的艺术判断力……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就在众目睽睽的餐厅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主任说：“你哭什么你？有话你就说嘛！”
我说：“我希望你们能认真地看看我这稿剧本……”并将我的剧本及对改编本的意见都留给了他。
走出餐厅，外面电闪雷鸣，下着瓢泼大雨。而我却泪雨交加地走在长安街上……
那一天，我在出租车上转了两个多小时，找不到家了。
后来得知，其实在改编本研讨会上，有专家早就提出《盖》剧是一部严肃的正剧，不应该有大量表现强奸、叛徒等媚俗的戏，应该大力表现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一面，不应过多展示比利时民众低劣的人性。一位领导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不要排斥张雅文，一定要把她剧本中好的部分拿过来！”
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提出不要排斥我？为什么专家的意见都不能引起改编者的重视？剧本的问题明明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没人肯证实？为什么就没人听听我这个编剧的呼声？如果投拍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剧本将可惜了这个好素材，也可惜了我的巨大付出。我甚至想给央视台长赵化勇写封信，请他下令停止拍摄《盖》剧……
就连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钱为强先生，也对改编本提出了看法，他们在发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们认为这部作品缺乏矛盾冲突的转化，没有写出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震撼观众心灵的人和事，缺乏本能的出自内在的感情和思想，没有真正使人产生共鸣。很多事物、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是以中国现代社会的思维来表现的，甚至不少‘文革’时期人物行动语言的影子。两个角色玛格丽特和将军佣人的遭遇和她们后期所起的作用，将会引起比利时人民的怀疑和争论……”
我不是一个玩文学的人。我是一个把文学艺术当成生命的人。后来，我又找到导演助理跟她苦口婆心地谈了一上午，并通过她给导演捎去一封长信，恳请导演一定要把好剧本关。我在信中说：“我们谁的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观众推出一部好作品。否则，我们有愧于这个题材，也有愧于钱秀玲老人……”
我哪里知道，赵女士与制片方早已签订了第二份《补充协议》，我已经不是编剧了，而我还在这不自量力地自作多情呢。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四节（1）
在这里，我要谈出一个从未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在我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正是由于这个神秘电话使我了解了许多内幕……
第一次电话是2001年8月25日晚间十点左右打来的，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你是张雅文吗？”
我觉得这声音很陌生，好像从没听到过，问他是谁，他只说：“张雅文，在《盖》剧新闻发布会上，你应该以编剧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否则，你的编剧署名肯定保不住了。”
“不可能，我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有合同！”我急忙问了一句，“请问你是谁？”
他说：“你太天真了。他们已经签了合同……”
“什么合同？你说谁签了合同？”
他犹豫了片刻，说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手拿话筒半天愣在那里。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想挑拨我和制片人的关系，还是他知道什么内幕？从他的声音判断，这人很成熟、很稳重，不像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我急忙打电话跟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这人肯定知道内幕，你应该按照他说的办……”
第二天，我向制片人提出我以编剧身份向来参加《盖》剧新闻发布会的艾克兴市长杜特里约先生赠送鲜花和礼品，他们同意了。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发现整个新闻稿没提到一句编剧。而且，当我献完鲜花记者找我采访时，某位制片人竟然出面制止……
9月7日晚十一点左右，我忽然接到朋友范导演打来的电话，他急切地问我：“张大姐怎么回事？《盖》剧编剧怎么不是你？你快看看央视一
套……”
我急忙打开电视，只见央视正播“电视你我他”的节目，赵女士正以《盖》剧编剧身份侃侃而谈呢。字幕打出赵女士是《盖》剧编剧，而我连个影儿都没有。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李占恒打来的。他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编剧不是我，而是那个姓赵的。他说：“会不会又发生上一部儿童电影的事？”
“……”我一时无法回答。
他说：“雅文，对这种侵权的事，你绝不能任其发展，否则……”他谈到他们沈阳军区专业作家、著名电影《黑三角》的编剧李英杰的一部电视剧，因被他人暗中置换编剧，又讨不回公道，气得郁闷成疾，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现在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一提他就哭。
是啊，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他的孩子，眼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孩子，却活活地被他人夺走，谁能不气得发疯、不气得脑溢血呢？
此刻，我的心抖成了一团，手脚冰凉，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急忙拨通哈尔滨家里的电话，跟我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看来在对待编剧的问题上，他们是有预谋的。觉得这个题材好，有人就一心想取代你的编剧。他们从剧本、合同、媒体宣传等几个方面来否定你，等到电视剧播出后，造成既定事实，你再有理也没用了！所以，你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但你千万不要生气……”
于是，就在这天夜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强硬的决定——
这一夜，也因此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无法断定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更无法断定它对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只知道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的个性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苦孕育三年的孩子，活活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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