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县盘获信从天主教之曹应文等，写西洋番字，密相札寄，并假充钦天监差役，拟就近讯问，照例办理。
上元县查获僧人段中贤，于铺盖内搜出木盘护书等，检看中多悖逆之语，但类疯人所为。
七月，直隶、山西相继破获混元教案。首犯王会即行杖毙示众，余枷号、杖责发落。
九月，广西利瓦伊茂托名马朝柱，书写匿名揭帖，诬陷良民，立予杖毙。
台湾府属树旗陷害四案内，二案尚无悖逆情词，以绞候定拟；至大浪泵刘和林旗内有统领八社番民，以翦贪官等字，阿猴溪张凤喈旗内有李开花协同攻打厦门字样，尤属狂悖。此二案照捏造悖谬言词匿名揭帖例，拟绞立决。
十月，江苏拏获匪犯马自道，托名马朝柱书写匿名字帖，审讯明确，即予杖毙，不必题达。
十一月，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呈送所著《治平新策》一书，书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为狂诞。著即行处斩，书板销毁。
泉州府蔡攀觊觎伊弟家赀，捏写逆词诬陷，帖内言词，不法已极，以其下笔时即属身为叛逆，因谕：比来奸民挟仇诬陷，发觉之案甚多。前已降旨各督抚，凡遇此等案件，研审明确，即行杖毙。俾奸民知所惩儆，庶刁风可以少息。
乾隆十九年（1754年）
二月，陕甘拏获逆犯陈琨等倡立邪会，散布逆帖。
闰四月，四川拿获捏造妖言，倡立邪教为首之陈子学，即行正法。
六月，广东四会县拾李捷三逆禀，奏明照例杖毙。
九月，龙溪县民周赞诬首谢仲忽一案，审系挟嫌诬首，将该犯杖毙示众。
十二月，仙游县生员李冠春拦舆具呈《济时十策》，语多诞谬，而第六条请改明季衣冠，尤为狂悖。当即拘拏研讯，照例定拟斩决。
一时风起云涌，似乎遍地逆案了。当时正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钦天监正刘松龄，在他寄往欧洲的私人通信中，就根据清军在金川的丢人表现，认为清朝的统治已经中衰。亏得“皇上圣明”，仍以“当此国家全盛之时”，而没有作出什么出格的判断，如乾隆十八年七月，直隶邢台县拏获邪教李起奉、王会等，上谕：
方观承奏报邢台县访获邪教二折，其第一折内有必须严究交通，借名入教，谋为不轨情节之语。是以批谕所奏非是，盖谓邪教不能保其必无，必逐案皆究以不轨，是教之反叛也。
及阅第二折内，显有依附经典，编造歌谣，谋为不轨实迹。故又批以所办是，然不过造作妖言，传播煽惑，究非谋叛大案可比也。
六月，福建邵武县杜国祥等倡立铁尺会，并与建宁县江茂等结连，均已拏获，并起出铁尺二根、伪札稿一纸。得旨：看来非大事，唯为首者重处。
乾隆二十年四月，府谷县拏获粘贴纸单三人，单内语多诞谩不经。着传谕该抚，若审无别情，不过庸愚无籍之徒，借此诳骗银钱饮食，当秉公审拟，就案完结。不必有意过为深求，使捏名诬认。
手段似是“辣”了一点，但也未“赶尽杀绝”，将追查无限的“扩大化”。
乾隆二十年九月，南河总督富勒赫奏，赵永德呈首原任刑部朗中程某所作《秋水诗钞》诽谤悖逆。嗣经查明系赵永德捏词诬告，以图讹诈。上谕：倘因胡中藻逆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借以行其诬诈，此等刁风断不可长！（43）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谕：图勒炳阿查办杨楷模造作谣言一案，殊属过当，何必委员逐家搜查。似此办理，岂不虑及贻害无辜，张皇滋事耶？
另一方面，对一些事情却似乎是“放宽”了一点，如对“聚众”一事，谕：
如现在已经散赈，并无官吏侵蚀情弊，而刁民乘机聚众，要挟生衅，则当痛惩以儆刁风。（44）
言下之意，如果确有“官吏侵蚀情弊”，则不当一概而论，一律从严了。
其后，对生员陈安兆“妄著书籍，语多悖谬”一案，谕：
此等笔墨之过……而加以吹求，转无以服其心，且恐开告讦之渐。（45）
但对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刑求问题，仍然不肯松口，似乎如此一来，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破案手段。御史郑廷楫奏：各省题奏事件内，有任意煅炼，致百姓或毙非命者。请勅下问刑衙门，不得刑外用刑等语。上谕：
非刑拷逼，原有律禁。……何必于例所已禁，又复定为科条。若徒以语言禁令为务，是舍本而齐末也。
郑廷楫折内称伪稿案中军机大臣每问一事，“必准情酌理，细心推勘”，行为显然与外省官员不同。这也只能引起皇上的不快，著严行申饬。（46）因若不允“刑外用刑”，官员们又靠什么来完成那些极端化的任务呢？
5．余 波
这一切初看起来都出乎意料，不期然而然就发生了。南巡一行，国计民生的大计没有访求得着（第一次南巡几乎各方面皆无成就可言），反而来了一起“文字狱”的小高潮。
起初，皇上刚刚即位，御史曹一士就上了一个名为“请宽比附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的奏摺，其中说道：“比年以来，阊巷细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文字，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并用“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两句话，概括了文字狱的恶劣影响。汪景祺等枭示大约十年了，头骨还悬挂在菜市口，左都御史孙国玺奏请将六人首级“掣竿掩埋”，上命“照所奏行”。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遣的汪景祺及查嗣庭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之事，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置诸脑后了。
皇上最讲究“物来顺应”，但流为“跟风走”，反倒像丢失了远大的目标，成为了“随波逐流”。
第一次南巡风波，又有几分像似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其一，查案中，皇上批评“外省习气，一切委之属员，取供过堂，虚文了事”，要求督抚大吏“承旨鞫讯，亲身研审”，（47）实行中央集权、政治一元化，从中央、各省，直接插手基层，指名追查疑犯，直到乡村社会、穷乡僻壤。
其二，迁怒地方官员，一批官员为此受到处分，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十八年正月，汀漳龙道单德谟于蔡荣祖谋为不轨一案，既不能觉察于前，又并不检举于后，情节可恶，仅予罢斥不足蔽辜，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湖北罗田知县冯孙龙，则因马朝柱结党聚众不能早为觉察，发觉后又不到天堂寨查搜，致令马朝柱远扬，被奉旨正法。
皇上批评一些督抚：“意中未必不以此案为可不必如此办理，希图草率完结。”（48）复谕：
伪稿流言，乱民风者尚小，而上下相蒙，关吏治者甚大。若颟顸了事，以模棱为大度，以朦混为包荒，政治尚可问耶？若因案情难于根究，遂尔悬搁，嗣后有似此者，其得竟付之不问乎？我大清国有此政体乎？（49）
又谕：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悖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
若但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自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又何事十七年焦心劳思，朝夕孜孜，君臣交儆，岂至此日而反改前度耶？（50）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51）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
如果说伪稿案并没有追查到真正的作者，马朝柱也在逃未获，以后的叫魂案也以不了了之，皇上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可能正是乾隆十一年的一个案子，给了皇上这样的信心。
乾隆十一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福建等地抓获了几名私下传教的西洋传教士，结果处死了一位主教。其后又有几名在狱中被秘密处死。
就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
张保太，系云南景东府贡生，康熙年间在大理鸡足山开堂倡习无为教，自称系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高老祖开派，为四十九代收圆祖师。雍正八年以“左道惑众”被捕拟绞，十三年九月逢恩赦，交与地保安插。乾隆四年江南江阴县破获夏天佑西来教，词连张保太，被押往省城看守，六年监毙。张保太掌教时期，尚无意颠覆清廷。迨保太既死，四川刘奇、云南张晓（保太继子）、贵州魏王氏（即魏斋婆）等接续其教，该教则渐滋反清意图，并以不同名目传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直隶、山东等省，以西南地方最为流行。乾隆朝首次大规模镇压“邪教”遂由此发动。
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自然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皇上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事情开始，地方官祗知照“左道惑人律”严究党羽，只是经过皇上点拨，才发现张保太之党竟有谋为不轨之事，非止诱人入教，骗财淫乱而已。
随后，查知江苏燃灯教、龙华会俱系传自云南张保太，直隶保定唐登芳亦系该省掌教教首。四川所谓“三船”教（法船、瘟船、铁船），名虽有三，其实则一，皆奉张保太大乘教之“邪术”。今法船教首刘奇先获审拟，瘟船教首雪峰已获旋毙，而铁船首恶朱牛八，亦移咨滇省会缉。最后，遍布各地的教派皆被一网打尽。
不应忘记，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而可依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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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0页。
（2） “支持”这种划分的可能还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参见《乾隆大帝》，第624页；又，J．Polachek认为，1751年对清朝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3） 据说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32次，参见赵志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2008，未刊文稿）。
（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5）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6）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
（7） 许指严：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详见《南巡秘记》，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59页；唐德刚：《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参见《梅兰芳传稿》，《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19页。
（9） 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 张勉治（M．G．Chang）《马背上的朝廷》，引自卫周安（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11） 据说在皇帝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即事》一试中写道：“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60～363页、第368页。
（12） 参见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751—1784〉》。
（13） 《南巡秘记》：其稽古右文，有明以来，七百年间无此盛轨，第226页。
（1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七章。
（15）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戌谕。
（16） 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金川纪略》）。从讷亲所经路线及督抚迎送规模来看，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一番实地考察。所以《南巡记》亦云，“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谏阻仁宗南巡的吴熊光亦曾说：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据说，“坟堆”、“粪船”两语，即引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清史稿·吴熊光传》），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即不无可疑。
（17） 乾隆十三年九月辛酉谕。
（18） 以上参见《南巡盛典》。
（19） 明春恭值圣驾南巡，一切预备事宜钦奉恩旨，例应报销者俱令动用公帑。臣等督同总办司道逐一筹议：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系例应报部者，著动支藩库钱粮；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并铺垫、陈设等类不应报销者，著动支运库（两淮盐运银库）商捐银两，均经分别饬办在案。……
（20） 《高宗实录》：此次巡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