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省市的宾馆里，我一一细读了，心有所感，有所悦，记录之。附在他们的作品前，共同刊发于《斯人》，算是对学子大家的一种义务吧。
这么一来，分明的，我对他们的作品，有着推荐的意思了。而实际情况是，除了几篇影视评论文章，原创性的作品，也就他们的这些。原创性之写作，在同学中并不热衷。
故我珍惜，皆不忍轻率处理。而且我认为，皆有特点。仅凭了那特点，也值得在《斯人》上一发。倘对中文学子理解学中文的意义多少有点儿促进，便是我的愿望了。
一
先说付秀莹及她的习写状态，以及此次呈现的转变。
小付是勤奋的，交给我的习作最多。仅她一人的文稿，我带在路上的，便有七八篇。
以前她所写的内容，太自我了。且有一味儿自我下去的倾向。自我的情调；自我的思绪；自我的心愫；自我的小感触，小咏叹。自哀自怜的，流露着隐隐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抑制的自赏，自恋。看多了，我便想——哎呀，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她这一种写作的倾向，也是中文女生普遍的写作倾向。
小付对文字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的修辞能力远在普遍的女生们之上。“五四”文风，唐诗宋词之推推敲敲，古文对辞藻的考究，在她的习写中，都可略见一斑。有时，未免刻意，反使真性情被附丽多多的文采所冲淡。
在本学期给大三年级上的第一堂课中，我曾三言两语地讲到过文字的真相。指出古今中外，勤操文字以为好以为业者尽知，比喻在形容之上；叙事在抒情之上；写他人在写自己之上。
这乃因为，后者易，前者难。修辞能力，体现在前者，方更见其功。好比从前的技工，同是八级，钳工之受尊敬，在车工之上。何故？钳工靠的是手眼心的一致分寸感，车工则要借助车床。害怕叙事，害怕写他人，所以避之，所以一味自我。是谓扬文字之长，避叙事之短。文字之长，拿来主义即可达成。叙事之短，则非来一次“革命性的转折”而不能克服也。
我动身去往外地的前几天，在我家，郭郎小付，坐我对面。我先看的是小付的文稿，扫一眼，便说：“好。”——喜形于色。
郭郎讶然；小付亦然。
两位当时都没明白，我那一个“好”字，盼道出口久矣。
一味儿地写自我给别人看和不倦地写形形色色的别人的人生给许许多多的别人们看，是对写作之意义的大为不同的领悟。中文学子的原创性写作，当自觉实践后者。文学之写作，在中文学子这儿，不应像小曲儿在小女子那儿，喜也哼两句，愁也哼两句，仅为了炫喜解愁才哼它；或自咀闲愁，且以为是在优美着……
现在，小付是终于抬起头来，放开眼去了——于是别人们的生活形态，别人们的人生况味儿，便也进入了她的视线。这对于她正是一次“革命性的转折”，是一次飞跃，是猛然一蹿的长大。我可以很负责任也很欣慰地说——她是已经站在习写的另一个高出原先的层面上了。
《小庄·流年》和《人殇》，称得上是正宗的小说了。但两篇的题目都不好。前一篇，“小庄”是较为明了的了，但“流年”那一种岁月悠悠的感觉，却是一点儿都谈不大到的。依我之见，还莫如改成《小庄秘事》。但发在《斯人》上，仍可用原题。我改的也不一定就那么好，但肯定比原题好无疑。对于一个小庄，我感觉那是一个一向波澜不兴的半睡半醒的小庄——那么，那点子“男女关系”，够得上是“秘事”了。起码，对小庄的当事人们是。
“不过就是写了点当代农村男女的苟且之事！”——这也许是某些同学不以为然的看法。
不错，确如斯是。
而我要强调的是——这证明一名中文学子，其视野从校园，从大都市达及了农村。这是一种隙望或曰回望的姿态。这一种姿态，不但对于中文学子的习写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人也同样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既不抬头也不回头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每天高昂着头，然而现实在其眼中，仿佛一切都虚掉了，仅剩了自己的一个现实目的的人，这样的人学着中文，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中文，都是极大的讽刺。对于教授中文的人，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虐待。而那种明明有着一个家乡，即使朝家乡所在的方向回望过去，也还是视同虚无的人——对于这样的中文学子，中文只能徒唤奈何了。
故我吁请学着中文的学子们——抬起你们的头来！或者，确定一个心系的方向回望一次！除了自我的心事，再发现点儿别的什么，并“指出”给我们看。那时你再想自己的心事，连它对你的影响，也肯定不复一样了。
苟且之事，未以猥邪之文写之，又证明对于自己的习写，预先有着品质上的定位。这一点同样重要。此篇文字，依旧清净，并不着墨于苟且的过程津津乐道，而尽意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嬗变，大省大略，很含蓄，点到为止。于是取舍有节，精炼又不失细致。在小庄惯常、单调、辛劳、穷愁，重复如始的日子里，禾禾的秘事悄然发生，九菊的秘事也悄然发生，不显山不露水地发生着。于是些个小庄的女子们的心性，由而迷乱，由而再难自控。村长冬至那样的一个男人，能够真的带给她们人生的良性扭转么？显然不能。于是她们的人生的可悲，依稀地呈现着了。也许，还是大悲惨的隐患。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秘事是永远的。那秘事对于禾禾和九菊，不已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了么？某一天它被抖了开来，禾禾和九菊的命运又会怎样？
而构成那秘事的要件，只不过是廉价的一双鞋和一份完全可以不承担任何诚信责任的口头许诺——即使它实现了，也不过是自己的男人成了别的男子的同样廉价的劳力而已，并且此后还要背上感恩戴德的十字架。这日后若不靠更多次的性方式去“报答”才怪了……
这一个小庄，未尝不是中国许多穷困农村的写照。中国农村千千万万被穷困磨砺得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的小女子们，倘她们又居然有几分姿色，身上未尝没有禾禾和九菊的影子，心性也每每和她俩一样受着迷乱之惑，之苦……
即便如此，这样的一篇写作，又终究有什么意义？
不将这样的写作与文学本身的意义摆在一起来谈了。对于根本不打算此生与文学发生任何关系的同学，怎么谈它的意义都是没意义的。
只谈一点——比之于一味的自哀自怜地写自我，这一种关注别人命运的写作，起码更是一种中文能力的自我训练和提高。它考察出理性和感性之思维能力的结合技巧，是多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倘得其要，对于人，其益也必延及中文能力之外。
此篇的不足之处在以下诸点：
一、还是有“把玩”成篇的倾向，真情愫仍嫌欠缺。倘写作者对于禾禾和九菊是心怀悲悯和同情的，那么笔下当有更非同一般的文字自然而然流淌出来。读时，作者对文字的雕琢，仍胜过其对人物生存况味的深层体会。
二、没有对“小庄”做任何具体的描写。而将“小庄”看做背景，并深悟背景交待之重要的话，那么具体描写是必不可少的。
三、对农村小女子们的田间劳动的辛劳，至少当有重点的一场及几处附带的描写。男人不在家的农村小女子们的日子，不仅仅是孤寂，更要面对真正的辛劳。
四、村长冬至的名字不好，像一个农村青春片的小伙子的名字。他当是一个中年男子无疑。对这一有权有势的中年男人，当有形象的“史笔”般的刻画。所谓入木三分的那一种言行细节上的笔触。
五、对话中“哩”来“哩”去的不好。全中国农民不都那么说话。学而又学得太刻意。
六、仍有太过“作文式”的文字硬楔入作品，证明写作时还有一个“自我”在不失时机地炫耀文字。
七、结尾要加伏笔——禾禾回到家里，见丈夫正手拿着那一双鞋，冷冷地看她，或诘问一句什么话，令她心头一悸——预示着那“秘事”是另一事件的开始。
至于《人殇》一篇，情节式小品文而已。然而分明来自于生活，且少见有写到的。只不过，老师们皆在背后叫学生“混蛋”，非我生活经验所知。即使生活中那样，大约也不普遍。不要使米丽老师漫画化。此篇的要点在于——对米丽老师的描写越生活化，那一学校场景中再现的片段越真实可信，而越真实可信，越能使人于郑重其事且又不动声色的文字中见出漫画意味。而不是反过来，使之漫画化，于是才心领神会。
下面，该谈谈郭鹏及其写作了。
二
郭郎也是特别勤奋的一名中文学子。外憨内慧。而且，我认为，他是一名很有独立思想的学子。相当多的中文学子，即使读到硕，甚或读到博，头脑里竟从来没有什么思想可言。有的只不过是记忆。那连知识也算不上。没有“识”的能力相支撑，知识在那些人那儿，只不过是知道。知道和学问之间，有一个自觉转化的过程。转化要靠思考。思考要费脑子。要弄明白不少似乎明白其实一直不甚了了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还要多读，多比较，自己在头脑里反复地思辨。不愿“浪费”脑细胞，知道的再多，也不过是能把记住的说出来。而学问的定义当是——不仅你问的我能因为我学了告诉你，我还能因为我学了提出问题，而且那可能是别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
小郭也不可能读得太多，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读的少，又喜欢思考——其成果一旦见诸于文字，难免破绽多多。竭力自圆其说，还是难圆其说。马马虎虎看圆过去了，认真的人一问，那圆便破了。
例子便是他的论文《从苦难到欲望》。
这显然是一篇具有独立思考特质的论文。
但是此篇以其昏昏却又试图使人昭昭的概念几乎满纸——比如人类的苦难大体有多少种？大体上由什么原因造成？相对于苦难，什么又是不幸？在什么情况之下，人生的不幸持续为苦难？相对于文学艺术，什么是悲剧？什么是悲情剧？究竟什么又是悲剧精神？《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自然是悲剧，它们果有什么“悲剧精神”吗？倘竟有，是什么？为什么是？《窦娥冤》自然也是悲剧——倘按郭郎的逻辑——窦娥在戏中竟没有反抗命运的行为方式吗？六月降雪，血喷白练，倘那还不是反抗，还要那么一个小女子怎么反抗？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刑场受死，怎样做才是超越困难的态度？为什么指向社会的不平与不公就一定是“流于平面”的悲剧？《黑奴吁天录》不指向社会的不平与不公，又该指向哪里？《悲惨世界》之所以并非“流于平面”，难道不正是因为雨果并没有将冉·阿让的苦难仅仅视为“个人的苦难”吗？——谁如果仅仅因为别人的苦难于己无关便麻木漠然，那还是一个进化了的人吗？迄今为止，人类最大规模最大面积的苦难，除了天灾，难道不主要是人施加给人类的苦难吗？《辛德勒名单》所呈现的苦难，与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子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便失去了促使人反思的意义了吗？
谈论真正的“悲剧精神”，不谈《普罗米修斯》，不谈高尔基的《丹柯》，不谈雨果的《九三年》，甚至也不谈狄更斯的《双城记》，那还谈个什么劲儿？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究竟揭示的是苦难对人的异化，还是正面展现人对苦难的“超越”——读不懂这个起码的问题，将人被苦难的异化当成人在苦难中修成了什么正果，那不等于说阿Q在死刑判决书上将圈画得极圆是达到了一种的境界么？……
凡此种种，种种——满纸“思想者”的胡说八道。而最主要的是，实际情况在这一篇论文中被歪曲了，即——不是中国作家总体的弱智，脑子都进水了，而是——有多少人当年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念，曾用头去撞那固若金汤的创作的“禁区”——这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艰难过程，本身就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而且体现着悲剧精神……对以上的时代背景避而不谈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资格解读“文革”后十年的文学了。因为某些作品之所以是当时的那样，而非现在流行的写法，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那——只要允许一位作家表达他三分的诚实思想，那么他可以“戴着镣铐在钢丝上跳舞”——当年的一种半公开的比喻……
总而言之，郭郎的《从苦难到欲望》，给我相当不良的阅读印象。但是近日当我重读它，一思再思，又形成了新的看法：
第一，他在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这难能可贵。
第二，从苦难到欲望，确是从古至今全人类文学现象演变的一条线索。不但是文学的，而且是文艺的，文化的。
第三，西方人指出过这一演变；中国人也开始面对并频频谈论。但本校学子中，还没有谁肯动这份脑子试图加以分析。
第四，他做了这种尝试，只不过知识准备太不充分而已。当加鼓励，而不是全盘否定。
我的建议乃是——郭鹏应该将此篇当成毕业论文来进一步思考，并理清如下基本思路：
一、人类走到今天的文明，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过程。苦难分为人为的和天定的（不可抗力）。
二、造成大多数人类苦难的原因，倘是人为的，它永远是文学，文艺，文化必然屡加叩问的本能。文学、文艺、文化丧失这一种本能，人类无复再有什么“人文关怀”可言。
三、纯粹“个人的苦难”——如果它不是由社会的不平、不公或人类的贪欲所导致的，那么，它其实更是不幸。比如残疾首先是一种不幸；战胜残疾需要确立精神上的信念。但这不是所谓的“悲剧精神”，更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四、真正的“悲剧精神”是以崇高为基础的一种精神。无此基础，任何悲剧，只不过是悲剧，断无什么“悲剧精神”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奥赛罗》是悲剧，但只有《普罗米修斯》、《辛德勒名单》和《九三年》、《双城记》、《钢琴家》、《美丽人生》等才有“悲剧精神”。
五、作家余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我，写一个人的欲望远比写他或她的性格更重要，也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关于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的特别经验性的见解。以此见解来重新诠释《巴黎圣母院》和《红与黑》，将无疑更加深我们对富娄洛和于连的认识。对全人类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作一番扫描，我们当会发现——余华的见解其实具有普遍性，乃是早在实践着的一种创作的方法。在中国作家中，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确乎在此点上达到了一种自觉。
六、但须切记——对于文学，文艺，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仅就创作的方法论而言，没有唯一。使《基督山伯爵》的人物立体的，不是别的，正是欲望。而使《悲惨世界》的人物成功的，则不完全是欲望——起初是欲望，后来是信仰。基督山伯爵是欲望的化身；冉·阿让是信仰的化身，是米里哀主教的传人……
七、最主要的是，要理清一条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的线索，一旦陷入方法论的孰高孰低，不但是作茧自缚，而且是自以为是——等于糟蹋了一篇较有价值的论文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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