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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穆尔登曾是郭文的思想导师。
他们之间曾有思想上的父子般的亲情。
但是西穆尔登作为共和国的一位最高执法者，必须依照共和国的军事法律判处郭文死刑。
西穆尔登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共和国的思想之父。他确信，在社会的结构里，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巩固政权。仅就此点而言，他与郎德纳克要巩固的政权和他所要的巩固的政权是不一样的政权。
西穆尔登确信必须而且只能用同一种方法巩固不一样的政权。
他为共和国而实行恐怖。
“他享有冷酷无情的人的权威。他是一个自认为不会犯错误无懈可击的人。他是社会法则的化身。是不能近的，冰冷的。是一个可怕的正直的人。”
他是共和国阵营中的郎德纳克。
他的思想“像箭一样直射目标。”
而雨果的结论是——在社会发展中，“直线是可怕的”。
而郭文在思想上背叛了西穆尔登。
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在哲学上否定自己的老师柏拉图。
郭文的头被斩下了。
西穆尔登在那同时开枪自杀了。
因为经由与郭文的一番思想辩论，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学生，他的思想的儿子，“走到他前边去了。”甚至简直也可以说，他的思想的儿子，反过来变成为他的思想之父了。
但导致他自杀的绝不是嫉妒，而是悲哀。
他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悲哀。
一个思想者，他的眼一旦看清了将来必是怎样的，他的理智就难以面对现实了。将来引导他成为仁者，现关要求他继续杀人。他、郭文和雨果一样，被夹在巨钳的齿口了。他或者成为一对钳柄中的一柄，或者在巨钳的齿口被夹碎。
郭文选择了被杀。
西穆尔登选择了自杀。
雨果是幸运的——因为他既不是共和国的联军总司令官，也不是共和国的最高法官。
所以实际上被夹住的只不过是他的思想……
革命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事。
所以它既是某些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所预言、所同情、甚至声援的事，也往往是令他们双手遮眼的事。
知识分子要成为彻底的革命家，仅仅自己不怕死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习惯于看到别人身首异处的人。
许多知识分子过不了这一关。
革命家便讥嘲他们天生怯懦。
其实，大多数的他们，只不过是心软。
所以，后来的列宁教诲高尔基：“把怜悯丢掉吧，高尔基同志！……”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如果由我指出哪一部的对话和议论是最棒的，那么当然是《九三年》。
在这一部长篇小说中，连普通士兵们、水手和流浪汉的话语，都是值得人咀嚼再三的。
至于那些议论，许多早已成为格言。
《九三年》——它既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文学化了的世界近代史。其后在俄国，在中国，在许多国家爆发的革命，都上演过法国的《九三年》的那一种血雨腥风，都产生过西穆尔登或郎德纳克式的人物……
偶尔，也产生郭文式的悲剧……
即使到了今天，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某些国家，仍有他们的幽灵在呼风唤雨。
在中国还有没有，我就委实说不准了……
阅读一颗心
在为到大学去讲课做些必要的案头工作的日子里，又一次思索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相结合等。毫无疑问，对于我将要面对的大学生们，这些基本的概念似乎早已陈旧，甚而被认为早已过时。但，万一有某个学生认真地提问呢？
于是想到了雨果，于是重新阅读雨果，于是一行行真挚的、热烈得近乎滚烫的、充满了诗化和圣化意味的句子，又一次使我像少年时一样被深深地感动。坦率地说，生活在仿佛每一口空气中都分布着物欲元素和本能意识的今天，我已经根本不能像少年时的自己一样信任雨果了。但我却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依我想来，雨果当年所处的巴黎，其人欲横流的现状比之世界的今天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性真善美所必然承受的扭曲力，也肯定比今天强大得多，这是我不信任他笔下那些接近着道德完美的人物之真实性的原因。但他内心里怎么就能够激发起塑造那样一些人物的炽烈热情呢？倘不相信自己笔下的人物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有，依据存在着的，起码是可能存在着的，作家笔下又怎会流淌出那么纯净的赞美诗般的文字呢？这显然是理想主义高度上升作用于作家大脑之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感动于一颗作家的心灵，在他所处的那样一个四处潜伏着阶级对立情绪、虚伪比诚实在人世间获得更容易的自由，狡诈、贪婪、出卖、鹰犬类人也许就在身旁的时代，居然仍对美好人性抱着那么确信无疑的虔诚理念。
是的，我今天又深深地感动于此，又一次明白了我一向为什么喜欢雨果远超过左拉或大仲马们的理由，我个人的一种理由；并且，又一次因为我在同一点上的越来越经常的动摇，而自我审视，而不无羞惭。
那么，让我们来重温一部雨果的书吧。让我们来再次阅读一颗雨果那样的作家的心吧。比如，让我们来翻开他的《悲惨世界》——前不久电视里还介绍过由这部名著改编的电影。
一名苦役犯逃离犯人营以后，可以“变成”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变成”一位市长。但是“变成”一位好市长，必定有特殊的原因。
米里哀先生便是那原因。
米里哀先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曾是一位地方议员，一位“着袍的文人贵族”的儿子。青年时期，还曾是一名优雅、洒脱、头脑机灵、绯闻不断的纨绔子弟。今天，我们的社会里，米里哀式的纨绔子弟也多着呢。“大革命”初期这名纨绔子弟逃亡国外，妻子病死异乡。当这名纨绔子弟从国外回到法国，却已经是一位教士了。接着做了一个小镇的神父。斯时他已上了岁数，“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他曾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拿破仑。
皇帝问：“这个老头儿老看着我，他是什么人？”
米里哀神父说：“你看一个好人，我看一位伟人，彼此都得益吧。”
由于拿破仑的暗助，不久他由神父而主教大人。
他的主教府与一所医院相邻，是一座宽敞美丽的石砌公馆。医院的房子既小又矮。于是“第二天，26个穷人（也是病人）住进了主教府，主教大人则搬进了原来的医院”。国家发给他的年薪是15000法郎。而他和他的妹妹及女仆，每月的生活开支仅1000法郎，其余全部用于慈善事业。那一份由雨果为之详列的开支，他至死没变更过。省里每年都补给主教大人一笔车马费，3000法郎。在深感每月1000法郎的生活开支太少的妹妹和女仆的提醒之下，米里哀主教去将那一笔车马费讨来了。因而遭到了一位小议院议员的诋毁，向宗教事务部长针对米里哀主教的车马费问题打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秘密报告，大行文字攻击之能事。但米里哀主教将那每月3000法郎的车马费，又一分不少地用于慈善之事了。他这个教区，有32个本堂区，41个副本堂区，285个小区。他去巡视，近处步行，远处骑驴。他待人亲切，和教民促膝谈心，很少说教。这后一点，在我看来，尤其可敬。他是那么关心庄稼的收获和孩子们的教育情况。“他笑起来，像一个小学生。”他嫌恶虚荣。“他对上层社会的人和平民百姓一视同仁。”“他从不下车伊始，不顾实际情形胡乱指挥。他总是说：‘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他为了便于与教民交心而学会了各种南方语言。
一名杀人犯被判死刑，前夜请求祈祷。而本教区的一位神父不屑于为一名杀人犯的灵魂服务。我们的主教大人得知后，没有只是批评，没有下达什么指示，而是亲自去往监狱，陪了犯人一整夜，安抚他战栗的心。第二天，陪着上囚车，陪着上断头台……
他反对利用“离间计”诱使犯人招供。当他听到了一桩这样的案件，当即发表庄严的质问：“那么，在哪里审判国王的检查官先生呢？”
他尤其坚决地反对市侩哲学。逢人打着唯物主义的幌子贩卖市侩哲学，立刻冷嘲热讽，而不顾对方的身份是一名尊贵的议员……
雨果干脆在书的目录中称米里哀主教为“义人”，正如泰戈尔称甘地为“圣雄甘地”；还干脆将书的一章的标题定为“言行一致”，而另一章的标题定为“主教大人的袍子穿得太久了”，正如我们共产党人的好干部，从前总是有一件穿得太久了补了又补的衣服……
雨果详而又详地细写主教大人的卧室，它简单得几乎除了一张床另无家具。冬天他还会睡到牛栏里去，为的是节省木柴（价格昂贵），也为了享受牛的体温。而他养的两头奶牛产的奶，一半要送给医院的穷病人。而他夜不闭户，为的是使找他寻求帮助的人免了敲门等待的时间……
他远离某些时髦话题，嫌恶空谈，更不介入无谓的争辩。在他那个时代诸如王权和教权谁应该更大的问题一直纠缠着辩论家们，正如在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曾一直争辩不休。
而米里哀主教最使我们中国人钦服的，也许是这么一点——虽是一位德高望众的主教，却谦卑地认为“我是地上的一条虫”。米里哀主教大人作为一个人，其德行已经接近完美了。雨果塑造他的创作原则，也与我们中国人塑造“样板戏”人物的原则如出一辙而又先于我们，简直该被我们尊称为老师了。
我将告诉我的学生们，那就是经典的理想主义文本了，那就是经典的理想主义文学人物了。
于是，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收留一夜；陪吃了饱饱的一顿晚餐；半夜醒来却偷走了银器，天一亮即被捉住，押解了来让米里哀主教指认，主教却当其面说是自己送给他的，则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主教非但那么说，而且头脑里也这么认为——银器不是我们的，是穷人的，“他”显然是个穷人，所以他只不过拿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于是，冉·阿让“变成”马德兰先生、马德兰市长以后，德行上那么像另一位米里哀，在雨果笔下也就顺里成章了。其生活俭朴像之；其乐善好施像之；其悲悯心肠像之；其对待沙威警长的人性胸怀像之，总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有另一位米里哀的影子伴随着他。一个米里哀死了，另一个米里哀在《悲惨世界》中继续前者未尽的人道事业。
连沙威也是极端理想主义的——因为绝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沙威们，其被异化了的“良心”是很不容易省悟的。即使偶一转变，也只不过是一时一事的。过后在别时别事，仍是沙威们。人性的感召力对于沙威们，从来不可能强大到使他们投河的程度。他们的理念一般是由对人性的反射屏装点着的……
米里哀主教大人死时已八十余岁，且已双目失明。他的妹妹一直与他相依为命。雨果在写到他们那种老兄妹关系时，极尽浪漫的、诗化的、圣化的赞美笔触：“有爱就不会失去光明。而且这是何等的爱啊！这是完全用美德铸成的爱！心明就会眼亮。心灵摸索着寻找心灵，并且找到了。这个被找到被证实的灵魂是个女人。有一只手在支持你，这是她的手；有一张嘴在轻吻你的额头，这是她的嘴；你听见身边呼吸的声音，这是她，一切都得自于她，从她的崇拜到她的怜悯，从不离开你，一种柔弱的甜蜜的力量始终在援助你，一根不屈不挠的芦苇在支持你，伸手可以触及天意，双手可以将它拥抱，有血有肉的上帝，这是多么美妙啊！……她走开时像个梦，回来却是那么的真实。你感到温暖扑面而来，那是她来了……女性的最难以形容的声音安慰你，为你填补一个消失的世界……”
有这样一个女人在身旁，雨果写道：“主教大人从这一个天堂去了另一个天堂。”
如果忘记一下《悲惨世界》，那么读者肯定会作如是之想：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炽烈的初恋渴望吧？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心上人对心上人的痴爱的倾诉吧？
但雨果写的却是80余岁的主教与他70余岁的妹妹之间的感情关系。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学史上仅有的一对老年兄妹之间的感情关系的绝唱。使我们在被雨果的文字感染的同时，难免会觉得怪怪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对老年兄妹或一对老年夫妇，无论他们的感情何等的深长，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也每趋于俗态。甚至会变得只不过像两个在一起玩惯了的儿童……
那么我将告诉我的学生们，那就是浪漫主义的经典文本了。
雨果完成《悲惨世界》时，已然60岁。他与某伯爵夫人的柏拉图式的婚外恋情，也已持续了20余年。他旅居国外时，她亦追随而至，住在仅与雨果的住地隔一条街的一幢楼里，为了是他可以很方便地见到她。故我简直不能不怀疑，雨果所写，也许更是他自己和她之间的那一种。雨果死时，和他笔下的米里哀主教同寿，都活到了83岁。这一偶然性似乎具有神秘性。
《悲惨世界》的创作使命，倘仅仅为塑造两个德行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已，那么雨果就不是雨果了。这是一部几乎包罗社会万象的书。随后铺展开的，是全景式的法国时代图卷。尤其将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大事件纳入书中，无可争议地证明了雨果毕竟是雨果。
那么，我将告诉我的学生们，那便是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了。
我还将告诉我的学生们，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相结合方面，与雨果同时代的全世界的作家中，几乎无人比雨果做得更杰出。
而雨果的理想主义，始终是对美好人性和人道原则的文学立场的理想主义。这是绝不同于一切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的一种文本，故是文学的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品质。
在雨果的理念之中，人道原则是高于一切的。
我极其尊敬这一种理念。无论它体现于文学，还是体现于现实。
我深深地感动于一颗作家的心，对人道原则终生不变地恪守。我的感动，使我不因雨果在这一点上有时过分不遗余力的理想主义激情而臧否于他。
如果我未来的学生们中竟有将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地奉献给文学者，我祈祝他们做得比我这一代作家好……
晚秋读诗
潇潇秋雨后，渐渐天愈凉。
我知道，那也许是今年最后的一场秋雨。傍晚时分，急骤的雨点儿如一群群黄蜂，齐心协力扑向我刚擦过的家窗。那么仓惶，似乎有万千鸟儿蔽天追啄，于是错将我家当成安全的所在，欲破窗而入躲躲藏藏。又似乎集体地怀着种愠怒，仿佛我曾做过什么对不起它们的事，要进行报复。起码，弄湿我的写字桌，以及桌上的书和纸……
春雨斯文又缠绵，疏而纡且渺漫迷潆。故唐诗宋词中，每用“细”字形容，每借花草的嫩状衬托。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句；如“东风吹雨细如尘”句；如“天街小雨润如酥”句……而我格外喜欢的，是唐朝诗人李山甫“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句，将春雨的斯文缠绵写到了近乎羞涩的地步，将初蕾悄绽为新花的情景，也描摹得那么春趣盎然，于不经意间用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文字醇出了一派春醉。
夏雨最多情。如同曾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