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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对人生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那时都清晰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一直在变的，这我后面可能还要说到，但有些东西，现在还在你的作品中。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是事关生命的，一旦找到了，轻易丢不了，也不能丢。你在《顾氏传人》包括一些短篇中的叙事态度，在你的新长篇里还有影子啊。
范：你这样说了，我放心多了，不想丢的东西是丢不了的。想丢都丢不掉的，只有事关生命的东西。
汪：你那时的许多中短篇我们现在还有很深的印象，前几天我遇到范小天，还一起讨论过，像《桅子花开六瓣头》、《瑞云》、《光圈》、《伏针》等等。这些作品的风格与你同时期的一些长篇存在着互文的关系，是可以相互发明和解释的。这几天我把你的创作理了一下，是不是有一个三级跳的序列？以中短篇为例，《小巷静悄悄》、《银桂树下》等是一个阶段，比较集中，但有些紧；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作品，就放松了；但近几年的作品又在收了，我很喜欢你这几年的作品，我说一个人写了几十年了，作品还在长，好像空间还很大。确实如此，人文含量与技术含量都很足。
范：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的对话肯定会很投机的，你看你对我的作品，比我自己都认真负责，再加上你的理论水平和境界，弄得我都对自己有点难为情。你说的三级跳，我谦虚一点改称三步走，实在是很准确，我简直无话可说了，能再说一点的，就是第一第二步基本处于盲目半盲目、自由半自由的写作状态，第三步才开始有了一点打造意识，就是你说的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我写得比过去用心、努力。老实说，我过去认为写小说只要自由状态就行了，不需要精心打造，现在我知道写小说是要精心打造的——我不能说我过去错了，那时也没错，现在也不见得就对，也许到了明天，我又觉得今天我说的话很可笑。这三步走一走就是几十年，这也能说明我这个人的进步有多缓慢，但缓慢也有缓慢的好处，比如散步和压扛铃都是一种锻炼方式，我压不动扛铃就散步吧，更重要的，我喜欢散步，哪天不散步，人就无处着落似地难过。
二、 真的没想到你真的就写了赤脚医生
汪：下面我们集中谈谈你的新长篇吧。我知道你的长篇是从《裤裆巷风流记》开始，然后是《个体部落记事》、《老岸》、《百日阳光》、《城市表情》、《女同志》等。
范：我在这里插一句，这么多年来我写了不少长篇，但始终有人跟我说，你别写长篇吧，你的强项在中短篇，尤其是短篇，你应该专心写短篇。何况写长篇又那么苦。说句笑话，有一回在苏州见到一位北京来的男作家，闻过大名，但没见过面，吃饭时就喝酒，他惊讶地说，真想不到写长篇的女作家还这么喝酒。写长篇肯定是艰苦的，但对我来说，不写可能更艰苦。说明我命苦，用我们的家乡话说就是劳碌命。所以尽管朋友们说了我很多年，但我还是在写长篇，不停地写。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固执，更不是不服气，好像你说我长篇弱，我就非写一个强的长篇给你看看，我没有这样的心情，从来没有。我只是在写，中短篇包括长篇，一直在写，好像不写心里就不踏实，会很慌张，写出来了，不管是“强”是“弱”，心里就找到了依靠。至于朋友们苛求地说我的长篇小说体现不出我的中短篇小说的特性和韵味意味，我乐于接受，可结果是我接着往下写，写了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前天收到洪治纲编的中国小说学会的２００６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洪治纲在序言中称我是“创作极为勤奋”的作家，我也觉得我算是比较勤奋的，但勤奋得有点傻。
汪：你的各体文学创作大家都是很看重的。有的人会认为《百日阳光》及其后面的几部有些关联，甚至将其称为“干部系列”，但我一直觉得它们的差别还是明显的，不管作家怎么想，我不倾向于将它们进行捆绑式的阅读。
范：捆绑式地阅读或捆绑式的说法可能是文学之外的某种需要。这样说说我觉得也无妨，因为无论是怎么样的说法，都不应该影响到一个作家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独特的感知和对艺术的独特的追求。
汪：我承认它们在地域文化上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在叙事与语言风格上有一个作家抹不掉的印记，但在看待长篇上，在对待长篇的功能上，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这种想法可能恰恰是反系列的。
范：非常赞同你的说法，我觉得从创作上讲，“系列”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即使是同一个人的作品，从同一个人的手中出来，也不同于从同一个机器里压出来的产品。对生活的感受也好，对艺术的想法也好，在人的脑子里千变万化，千奇百怪，哪里可能你想系列就系列得起来呢。当然硬要做系列也是做得出来的，但那就是写作者跟着概念（系列）走了。
汪：这里面确实有个文体精神的问题，也就是说，文体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种文体到了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手里，就会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为他所驱使，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有人喜欢系列，喜欢用连续的长篇去表达某一种东西，也有的人执着地用长篇去锻造某一种理想中的风格，但你好像不是这样，我刚才就说了，你倒是一直在变。
范：其实我一直在苦苦思索关于变的问题。我想我在艺术上是不是个没有定性的人。当然，变这个话题，早些年没有，至少在写《百日阳光》前谈得很少，别人也不说，自己也不想。但在写了《百日阳光》后，这个话题就开始进入到日子中来了。不光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在变。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变，有人说不应该变，有人说变得好，有人遗憾变糟了。我自己呢，则经常处于这种种议论的影响中，左右摇摆，我也想不明白是变好呢还是不变好，我更不明白是变得好了呢，还是变得糟了。好在没有因为摇摆就走不动路了，就停下来了，在摇摇摆摆中一直走着。更何况，以我的体会，摇摆只是一种临时的短暂的念头，只是说说而已，一旦到了写作的时候，就不摇摆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办，自己爱怎么写还怎么写。
汪：确实在变，多方面的变，从题材到主题，再到艺术风格，《老岸》之后的《百日阳光》、再以后的城市，一个写苏州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忽然写起了乡镇的变迁，笔头一转又写到了城市建设与文化选择，接着似乎又“本分”起来，将目光投向与自己同一性别的人们。我想，这部《赤脚医生万泉和》又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与阅读期待。
范：关于书名我想说明一下，我先前起的是《赤脚医生向阳花》，发表时改成了《赤脚医生万泉和》，万泉和是一个赤脚医生，但其实我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所以虽然小说已经在《西部华语文学》０７年第一第二期全文发表了，但在出书前我还在坚持改回原来的名字。我前面说过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如果最后的书名仍然叫《赤脚医生万泉和》我也会接受，但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向阳花”，这无法改变，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汪：很想知道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我想它一定与你对过去生活的记忆有关，甚至，与你某一时期的情结有关，比如，你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有没有当过赤脚医生？或者这一行当曾经是你的理想？
范：肯定有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肯定有情结在里边。６９年底我们全家从苏州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农村最南边离浙江很近的那里，就是茅盾的故乡乌镇那里，就是半农半桑地区。我们到了农村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万泉和家的院子，几乎一模一样。去年我们苏州五个女作家（都是从吴江出来的）搞了一次回娘家的活动，回到吴江，回到各自呆过的村里。我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楼房，但令我惊喜的是院子的模样还在，院子前边的两间小屋都还在，小屋还跟当年一样，不派什么大用场，堆放一些杂物。当年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在我们的院子里，所以万泉和画的图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实的，几乎就是零距离。我那时候还小一点，不可能当赤脚医生，但是我向往当赤脚医生。我母亲得了肺结核，天天要打针，我就勇敢地尝试给她打针，结果就像万泉和一样，手抖得像筛糠，针头还没有碰到皮肤，药水已经被我推光了，我母亲哈哈大笑。我母亲病了大半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她是个浪漫的人，小资的人，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后来稍大一点，高中的时候了，又因为全国轰动的针灸治聋哑人的事情，感觉自己也应该做那样的事情，想方设法去弄来一些针灸的书，弄了几根针，但自己被那些细长的闪亮的针吓着了，连尝试一下都没敢。但无论怎么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那时候，就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渡过的。
汪：还是想再追问一下，这些经验与情结肯定是因为当下生活的激活才为你重新体验的吧？
范：很难讲清楚是当下的什么东西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或者是许多东西，或者是某一件东西，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当下的医疗或医疗改革之类，我不否认，但我想这不是唯一的。
汪：说老实话，我在听到你在写这个东西时以为你不会真的去写赤脚医生的，它不过是一种视角。
范：如果是那样，也许也是一部好小说。
汪：真的没想到你真的就写了赤脚医生。当然，这部小说的语义远远要大于这个题材的。——我刚才说到了当下，说到了当下生活对过去经验的激活，因为我从小说的故事时间中看到了这种关系，它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了改革开放。写赤脚医生为什么要写到今天？作为为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农村的医疗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更突出。小说实际上是通过赤脚医生写中国农村的医疗的，而这一方面又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我觉得这就是《赤脚医生万泉和》的三层语义结构。
范：在最早的作品构思里，可能是没有“今天”的，但写着想着，就觉得不能没有“今天”，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村的医疗状况。想起一句话，谁说的忘记了：我们，全人类，你们，永存的势力。几十年来，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体制、制度变来变去，苦的却还是农民。幸好有个万泉和，他那么笨，但是他心底里很爱农民，他不会看病，但农民生了病，他就得替他们看病，他不能逃脱，他逃脱不了自己内心的慈悲，他是有大慈悲的人。所以写到后来就觉得该问一问，社会变了又变，但到底是为谁变的，是为了谁的利益——这几句话可能太“政治”了一点，作品中没有写这样的“政治”，只是写了万泉和这个人和其他的一些农民。可爱的农民。可以说，这里边的人，我个个喜欢他们。和万泉和一样，我嘴上有时候也批评他们，但是我心里特别喜欢他们。他们的笨拙的狡猾，他们的善良的自私，他们的聪明的无知，不知为什么会让我如此着迷——扯远了。你说到现代中国农村医疗的问题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突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别说是一个万泉和，即使有千千万万个万泉和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万泉和最后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倾家荡产，他是悲剧，他的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大家都清楚。裘幸福的三结合出路无论是不是一条出路，但至少他在寻找出路，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希望。
汪：我想你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一定做了不少文案以及其他形式的准备工作吧。
范：是的。我本来对医学这方面的了解很少，几乎是个医盲，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书籍的内容，有报纸的消息等等，但最重要的我想还是我少年时代的积累，不是医学知识方面的积累，是农村生活的积累。那几个年头不算长，而且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它始终在我心里，很清晰，一点也没有淡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浓，越来浓重。关于农村的医疗方面的事情，我的知识还来源于我家的保姆老太太，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她的家和我们下放的地方属同一个县，地域环境基本上是一样的，农村风俗也是一样的。她到我家二十多年了，几乎每天我都可以主动或被动地从她那里得到有关农村的从前的故事和现在的信息，这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生动形象的素材，当然也包括农村人生病看病之类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丰富的矿藏。
汪：医学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生命与疾病，如何医治疾病，如何建立自己的药物体系、诊断体系、治疗体系、防疫体系，以及相关的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一切都与其他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水平、科学水平、自然背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医学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作为社会进步和尺度，同时也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中国当前的医疗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焦点，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似乎已成痼疾，让人无可奈何，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它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它对社会文明的潜在作用都难以预料。正因为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疾病、连同医学从古到今文学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话语传统。
范：你的总结和提升让我觉得你差不多具备了卫生部长和国务院分管副总理的水平，你说出了一些我写作时没有想透的问题的关键，我现在正在修改这部小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把你的提升融会贯通。
汪：我们当然不会在医学层面上讨论这部作品，但我对小说这方面的知性因素非常有兴趣，虽然这些内容都是以文学化的方式来呈现的。
范：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一个难题，知性的内容要融化在生活或者故事中，不能让人觉得一个作家在写医学知识的书，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我是非常看重长篇小说的知性的，所谓知性就是小说的认识性的方面，它是作品中比较显在的，具有客观的、历史的、物质的与知识的品质。长篇不同于中短篇，特别不同于短篇。短篇可以只是一些细节、意念、情绪、意象或氛围，但长篇不行，它必须有硬度，必须结实，必须再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知识。黑格尔对长篇小说就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