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或氛围，但长篇不行，它必须有硬度，必须结实，必须再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知识。黑格尔对长篇小说就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很具体，概括地说，某一个时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要能在长篇小说中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特别地不以为然，于是，知识可以放弃，生活经验可以漠视，人生阅历也不再重要，长篇小说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虚，越来越幻，实实在在的东西越来越少。
范：字数越来越少，过去说一个中篇能拉出一个长篇来，现在大概一个短篇也能拉出一个长篇来。书倒没有越来越薄，因为纸张越来越好，书就越来越厚还越来越轻，十万字的长篇，拿在手里也蛮好看，送人也送得出手了。有时候跟出版社联系出书，人家第一句话就问，多少字，他不是希望你字数多，而是怕你字数多。我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要求：要有许多干货，要有好玩的生活细节，要挤掉水分。当然，这只是自我的要求，有没有做到要听专家和读者说。
汪：为什么现在长篇写作看上去那么容易？为什么长篇写作的年龄越来越小？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或误区的存在都有很大的关系，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积累，天马行空，拿起来就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不扯远了，回到你的作品上去。《赤脚医生万泉和》的知性就镶嵌在人物和故事的叙述中。比如稍稍做一些剥离与连缀，一条脉络是很清晰的。在没有赤脚医生之前，农民有病找谁？找乡村医生，在作品中就是万人寿，这种医生并不存在于现代医学与医疗体系当中，他们通过家学传承或师徒授受的方式一代代延续下来。他们以本土哲学为基础，依赖本土出产的自然资源为药源进行诊疗。这一传统以前少有人质疑，但自从西医进来以后就不同了，双方的矛盾自两者相遇后就没有断过，去年学术界还就中医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近著名的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又对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提出了质疑。这种不同文化与科学间的较量在作品中有很形象的体现，那就是万人寿与涂医生，涂医生是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医生，学的是西医，擅长伤科。他最看不起以祖传中医起家的乡间中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那是伪科学。
范：涂医生和万人寿都是好医生，他们都在最基层为农民排忧解难，过着和农民差不多的艰苦的日子，心里甚至比农民要苦得多。但是他们又互相瞧不上，正如你所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汪：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乡村医疗就是靠这些乡村医生或者说是郎中来维系的，当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医疗质量。
范：那是另一部好看的小说，可惜我写不出来。
汪：我想到了医学下乡，与文化下乡、科学下乡等一样，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医疗也是当政者感到头疼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于什么时候？赤脚医生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里的经验推广的？这一制度曾经受到怀疑，但问题恐怕还得历史地看，对于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生命与健康期望同样不高的时代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补偿性的制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小毛小病到合作医疗站，毛病大了就往公社或县城跑，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那个人做大队或村子的领导，有无赤脚医生却相当重要。
范：在社会各个阶层里，农民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不重视的，这里有一个文明程度问题，更有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有农村生活习惯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我少年到青年的那个时期，我亲历过许多农民对自己身体的忽视的事件，小说中有好几件事，都是从真实事件改造而来的。包括我自己也像农民一样，忽视过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扭了腰，很严重，还冒雨继续开沟，结果病情加重。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农民，毫无疑问，他是为了挣工分，作为一个知青，我也要挣工分，还有一层要想表现好的意思，傻不傻，表现给队长看，有什么用，队长又不能让我上调。那时候青壮年在田里劳动，老人将饭煮好了端到田头，碗就搁在田埂上，有虫子爬过也不要紧，虫子也不脏。渴了就喝沟渠里的水，那时候少有农药，现在是不行了，泥鳅都毒死了。农民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确实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有了病急急忙忙往赤脚医生那里跑一趟，开几颗五香豆（药）吃一下，奢侈一点的挂一瓶盐水，就是最大的负责了，还得赶回队里劳动，要不然年底的工分就比别人少。如果连这一点条件都给剥夺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汪：医学下乡不容易，涂医生的下放可以说是医学下乡的一种，是强制性的，我记得当时还有所谓医疗队，是按照毛泽东的“6·26”指示来实行的，这对农村医疗是有很大作用的，后来也不了了之。涂医生不愿意呆在乡下，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与家庭的原因，也有条件、文化与价值观上有原因。马莉与涂医生不同，她是自愿的，而且有从小在乡村生活的背景与万泉和的感情基础，但是她后来也败退了，可见原因很多。
范：马莉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因为她的农村行医建立在一种朦胧无知的感情基础上，也不是因为她发现了万泉和其实不是个好医生，而是因为她承担不了农村医疗这付天大的重担。或者反过来说，农村医疗这个天大的重担，不应该由马莉、由任何个人来承担。马莉已经极尽全力了，但她的“全力”太微不足道了。
汪：是啊。医学与其他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不一样，文化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社会学有所谓“路径依赖原则”，它解释的是制度推广中的成本计算问题，如果某一种制度看上去很好，但是如果不与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相融合，那就很难实施，或者实施的成本很高，《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一味地向科学与向善的愿望出发，将问题简单化，所以，后窑大队的医疗是个凭借，你在拿它说文化上的事，说中国这几十年乡村变迁的事，这才是小说的真正目的所在。
范：对的。其实写的是几十年农村变迁，说的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文化无法用什么样的概念或词汇去解释。文化更多的只能让人去感受，去领悟，而不是作说明作解释。
汪：乡村的本土医疗不行，医学下乡就难以真正实现，那会出现什么情景？特别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解体，赤脚医生消失之后，中国的乡村医疗往何处去？国家医疗力量后撤，医疗资源急剧向城市堆积之后，乡村的真空又由谁来填补？
范：现在就已经出现城市大医院各方面资源过剩，而农村医疗仍然落后的情况。政府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应该加大。现在也有为数不少的私人医生在农村开诊所，但是举步维艰，苟延残喘，他的对象都是掏不出几个钱、也舍不得掏出多少钱来看病的农民。连他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都得不到保障，他怎么去保障农民？
汪：马莉的私人诊所曾经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时出现了白善花的假药与巫婆胡师娘。在现代文明的眼里，这两种力量都是反科学的、野蛮的，但是从乡土中国来说，并不是如此简单，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相同文明发展期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他们曾经是人们身体管理学的主角。在中国，巫术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治病的，它有着广泛的传统文化与原始宗教的深厚基础。至于说它是否真的能治病，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医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而且，从现代科学哲学来说，它们都是不可证伪的。况且，疾病与死亡都是必然的，在这个前提下，康复与长寿只是一种理想，因此，治疗本质上不是对确切的愈后的追求，而是寻找一种慰籍，是医学关怀与医学心理学的问题。
范：其实农民的顺应自然的思想要比城里人强得多，或者说，他们更能够正确地面对死亡。比如同样得了一个病，城里人会急得团转转，似乎哗啦啦天塌下来了，农民呢，也不是不着急，也会到处求医，但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听天由命的思想，能看则看，不能看，没钱看，或者找不到好医生，也可以找巫婆。其实他们心里也不相信巫婆，至少半信半疑，他们甚至一边说着巫婆的坏话，一边嫉妒着巫婆的钱财，一边去找巫婆，这就是你说的，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理慰藉。
汪：假药的问题也可以作如是观。在过去，谁也不能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实验室来证明中药的药理，当然同样不可能去证伪，在这个前提下，真、假药是没有区别的。人们对药的选择是基于经验与信任，所以，才有世世代代的祖传秘方之说，白善花不能不说是苦心孤诣，为了得到万人寿的所谓秘方，她不惜以婚姻为代价。
范：何况这个假柳二月真白善花自己也懂一点医，最后她还想竞争后窑合作医疗站医生的岗位呢。她深知祖传秘方在农民中的威信，所以不惜和万泉和结婚、然后以不存在的祖传秘方为幌子，生产假药。农民果然中计，不仅农民中计，城里的大医院、老专家也被“祖传秘方”蒙了。白善花的行为，不仅是钻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文明程度低的空子，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现代医学冲击不到或者冲击不力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民仍然很崇拜祖传秘方。
汪：私人诊所的成本管理是很难的，因为医疗即使作为产业也不同于其他。小说中万万金一直想把这件事做成，几起几伏，未能如愿，所以小说的最后把希望放在“三结合的试点”上，即“由镇政府贴一部分，村里贴一部分，农民自己再出一部分，组成一个新型的合作医疗诊所”。针对现在农村的医疗卫生现状，专家给出的理想方案是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健全农村卫生机构体系，推进改革、放活经营，加强监管、规范服务，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农民需求的医疗保障制度。你这部作品到是都说到了，但到底能不能解决目前的乡村医疗难题还说不明，作品对此没展开，但留了个尾巴“镇政府暂时拿不出钱来支持我们，让村里先垫上”。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
范：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文革，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
三、我现在这种写法，实际是反弹琵琶
汪：今天一个朋友问我，怎么看待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它必备的要素有哪些？我说没有什么是必备的，你以为是必备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别人恰恰要抛弃的。
范：这话说得太精彩，又经典，一位批评家能够如此“体贴”和“体会”写作者的感受，真是太难得。第一，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拖拉着，牵引着，就这么往前走，来不及考虑这部作品之外的其实许多东西，比如“必备”什么，如果考虑太多了，也许会无从下笔，会觉得面前有许多路，结果反而就无路可走。第二，正如你说，即使研究和考虑了“必备”，也是各人各异，每个人的必备都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汪：我对长篇的看法受黑格尔和卢卡契的影响，已经陈旧了，我以为长篇要有刻划成功的人物，当然不一定是现实主义意义中的所谓典型人物。
范：不一定是很典型的，但要有能够让人“会意”的人物，也就从前说的让人产生共鸣、能够和读者沟通的人物。万泉和就是一个不典型的人物，但我在写他的时候，我跟他的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我常常为了他独自面对电脑大笑不止，幸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否则家人会以为我痴了，有时候为了他我心里很难过，隐隐的久久的心痛。这种情形在我过去的创作并不太多。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万泉和给读者的印象，但是我想，哪怕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和他沟通，甚至没有人能够和他沟通，我也喜欢他。
汪：长篇要具备复杂性，这是相对于中短篇而言的，复杂是多方面的，情节、结构、知性内容、主题与蕴含，等等；对作家来说，长篇是一个不小的动作，在艺术上要有想法，要有探索，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也有意义，但不能没有作为。我觉得《赤脚医生万泉和》在这些方面都是很丰富的。
范：你说得对，长篇是要好好酝酿的，长篇应该是复杂的。有的好长篇也许它的表现形式并不复杂，甚至很简单，很朴素，但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这个赤脚医生的题材我也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可能跟我以前的几部长篇不太一样，我自己觉得艺术上探索的成份多了一些。
汪：这部小说写了不少人，万泉和当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这个人物很有趣，他在作品中是主人公兼叙事人。我想问问，你对这个人物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定位的？如何塑造这个人物肯定有许多的选择，身份、性格、气质、命运等等。我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著名的表现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你也可以将他塑造成春苗一样的人物呀，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也有不少自学成才、妙手仁心的赤脚医生。
范：一开始不是这样定位的。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应该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万泉和。如你所说，可以有许多种选择，我现在这种写法，实际是反弹琵琶。但开始并没有这样的思路，开始还是从正面去考虑的，也许差一点就去写一个正面的自学成材、妙手仁心的赤脚医生了。但最后我走了另外一条路，说不太清楚是怎么形成这样一个形象的，但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并不是一下子就确定的，而是一直延续在整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应该说，到最后一笔才最后完成了万泉和这个人物。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稿中，还有一些问题，我现在已经改出了第二稿，这个形象就更坚定不移了。
许多人一说到赤脚医生，肯定想到春苗和红雨（当年两部写赤脚医生的电影的主人公），这就是概念中的赤脚医生，但是我脑子里没有这两个人，一点都没有。我脑子里的赤脚医生，是生活中的真实的赤脚医生，因为他们是我家的邻居，是活生生的，我认得他们，我熟悉他们，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而不是概念中的春苗和红雨。但是我现在作品中的赤脚医生，和我曾经在生活中碰见过的赤脚医生，又完全不一样。
汪：万泉和不是春苗，他原先的理想是做一名木匠，但是万全林不收他，嫌他愚钝。在书中，万泉和虽然是赤脚医生，但却是最不愿意当医生也不愿意办医疗站的。这样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可能许多读者都会产生疑问的。
范：这是我的有意为之。没有人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没有人关心贫穷的农民的看病问题，只有一个“脑膜炎”在做着这件事，他一边知道自己不行，不想做，一边还是在做着，为什么？因为没有别的人来做。来过的人又都走了。我这么写是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