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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是向穷人所需的消费品征税，来付利息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而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国内的生产投资和国外资本借款，都被这些反发展生产的财经政策所阻挠。在南京政府的这10 年里，农村经济也许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产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再加上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栽国力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现为官吏和政治集团控制工业和财政，他们操纵政府专卖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和机构，以营私自肥。
这些有悠久传统的“升官发财”的目标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财政体制，更谈不上冲破难关，实现一个真正能够自行维持再投资和工业化的过程了。他们并不利用政府银行的联合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向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把购人公债时你所享受的折扣算进去，利息高达20 ％至40 ％ ）和支付极其浩大的军费。这样，储蓄金额就流人政府经常开支和私人投机的途径，而国家的资金来源，即使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没有调动起来。
地方政府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行政从县向下分布，当时全国已增加到大约2 以犯个县。正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
在帝制时代，县官的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田赋、征粮、盐税、关税以及包括货物过境税在内的种种杂税。官吏从村民征来的这种税款，只有一小部分送到北京。每年上缴到京师的税款有固定的分配数额，有时可能要按北京的指示转交他省。但是在呈报的税收中，北京仅收纳一部分，可能不超过1 / 4 。总之，官吏要从中捞取一把，借以为生。知县这个负责收税的官员必须从他经手的公款中取出一部分，来养活他自己、他的税务工作人员和私人幕僚以及接济他的亲戚。
由于19 世纪的生活日益艰难，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易，少纳一些税款；于是小户农家就往往求他们保护，结果大士绅本身就成为非正式的税吏，他们收集老百姓的税款上缴官署，同时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还可能设有帐户去收纳佃户的田租，并得到当地县官下属的帮助，去胁迫欠租的佃户。这样，当地士绅和当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赋税，这种做法对国库并无好处，只会日益损坏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19 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期间，地方士绅在维持秩序方面也同样扩大了他们的作用：当时地方士绅主动动员团练，先是作为官方批准的地方自卫部队，接着在达到较高水平的军事化之后成为职业雇佣军或“乡勇”组织起来的流动部队，由士大夫将领个人招募、训练和指挥。曾国藩不过是这批儒将中最出名的一个而已。
士绅阶级在20 世纪起了分化。1905 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后，就不再出现有功名的士人了，同时新式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都聚集到城市里去生活。身居外地的地主势必多起来，乡下有文化的士绅起了变化，他们的数目很可能比以前少了。在军阀统治下，地方行政同农民生活情况一齐恶化。地主统治阶级不再是全国最上层的士绅，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训诲，他们变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狭隘自私。秘密会社如山东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上有产家族的工具，以保持他们免受地方民众的骚扰和官吏的敲诈勒索。这些会社组成支会遍布各地，每个支会各有其办事机构、金库和首领集团，能够动员手下的秘密会友，协助各姓大族控制如成都平原那样沃地的乡村。秘密会社执行其计划的力量是那些职业恶棍，而它们的收入则来自保护非法活动：赌窟、妓院、大烟馆或逃避政府捐税的非法市场。与这一阴暗面相结合的，是对正派的普通会员提供保持，使他们能安心进行日常工作，以及让最有钱的地主和官吏当他们的秘密头子。国民党掌权后，有电话、电报、公路和汽车把各地区与城市联系起来，使南京政府和其后的重庆政府能把它们的命令立刻传达到最偏僻的小村。这个政权继续保持着使农村官僚化的趋势。南京派出的新行政官员力图扩大他们的改革范围，并让警察组成反共保安网，来代替帝制时代的县官和士绅。那些改革和反共保安网深入当地的程序，比帝制时代还要历害。以前皇帝任命县官后，让他归省里管辖，现时的中央政府却和县长有直接接触。到首都蒋介石中央训导团受训的人员中，主要成分就是各地县长。同时，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负责军事、税务、运输和其他事务的行政机构，独立于常规的县政府机构之外。国民党又在各地设立了在中央党部直接控制下的地方党部，与正式行政系统平行。县以下新设立了乡、区和分区，由一些城镇和乡村组成，一直到下面恢复了保甲制之后的基层单位即各户：每10 户组成一甲，互相保证，每户每甲对其他各户各甲的所作所为负连坐责任。这是一种监视制，使邻居窥探邻居，亲属窥伺亲属。
国民党实行这一套办法的理论是：通过这样层层设立的单位，政府可以在训政时期训练人民，使他们作好地方自治的的准备。1939 年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新法令来改组地方政府。各户可按社团性质比较灵活地组成甲和保。村镇要变成加人社团组织的法人，能够施行其自身的地方行政工作。每保应集会选出二名代表，这两名代表又参加村镇的集会，协助从其中选出的村镇政府首脑进行工作。在名义上，1939 年法令在自由中国几乎所有的县都实行了。但在这一时期，主宰地方事务的是军事和警察当局。没有听说举行过什么选举手续。
农村问题。回顾南京政府的10 年，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理想，新政府本来应该有一项改进农业技术的计划，以解决农业生产这个关键问题。南京很早就想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要求国际聪盟提供技术援助。30 年代和40年代，先后提出过许多谋求中国经济复兴的详细的计划草案。土地开垦、造林、水利、水力发电、作物和牲畜育种、工具改良、改进土地利用率、控制病虫害、仓储设备、土地再分配、减租、轻重工业化、农村工业和合作社、低息农业信贷、普及教育、公共卫生、运输、法制和秩序——这一切都有人提倡，都显然有其理论根据。所有这些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政府掌握不了。它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综合性规划，更谈不上予以实施了。南京政府的10 年是西方帮助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但美国忙于应付经济大萧条和实行新政。国民党中国那些年在许多方面踌躇不前，茫无头绪，没有具体的目标。
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把旧农业状况和做法所表现出来的困境称作“过穷日子的经济”。这种由来已久的靠体力劳动的低水平经济，由于中国人强调知足和克己的美德，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由于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人们几千年都接受了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农民生活。这样每个人才能在他的亲属圈子里找到适当的地位，安身立命，并且确实感到自己的紧密“结合在社会中”的一分子。中国农民眼光短浅，效率低，饮食简陋，常患疾病，曾使从事现代农村调查的人触目惊心。那些情况确实是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它们曾是近世以前欧洲社会的一部分那样。
旧农业经济不仅生产剩余的农产品不多。就是有剩余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也是分配不当的——很少甚至根本不把它投资到改进生产上去。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租佃制、分成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债务关系交织一起。地主土地一般是小规模的，叶陌连绵的大庄园为数不多。大多数农民很可能是独立的自耕农，根本不是佃农。可是他们苦于土地过少或资金缺乏，因此在紧迫时容易受那些略有微额余资的小规模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据一位谨慎的美国学者估计，中国地租占农作物收成的45 ％到60 ％ ，还不算其他开销。农民普遍欠债，而农债的一半或更多可能是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的，如买粮食，清旧债，或遇婚丧大事，囿于社会习俗，不得不花钱张罗招待。
南京统治10 年间，政府对农村缺乏大规模援助的情况，因私人方面日益普遍关心“农村建设”而突出地表现出来。当时制订了许多计划，选定一些地区来研究那里的农民生活，另外还拟定了推广识字教育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如詹姆斯？ 汤姆森所指出的，基督教教会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上带了头。西方人最熟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部分资助的在华北定县的实验，由生气勃勃的基督徒晏阳初博士领导这项工作。政府在南京附近小心翼翼地展出了一个模范县。这方面最有意义的先驱工作也许是学者梁漱溟在山东搞出来的。梁曾被盖伊？ 阿利托确切地称为“最后的一位儒家”。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些改良工作，目的在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提供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改进栽培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科学技术。
从事农村改造运动的人不久发现，经济生活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要实现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必须首先提高生活水平。但提高生活水平又有赖于社会变革。例如，在定县试行的科学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大于农民所能提供的数额，而成立农民组织以支援当地改进工作，又须经官方批准。改良农作物会引起地租和土地租佃期的问题，增加识字人数则可能使人民大众更多地发出不平之鸣。
总之，对中国农村旧秩序的任何一方面进行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制度的根本改革。中国农村问题影响深远，要求改革的压力又很大，因此一些改良的行动似乎很可能会触发一种导致革命的连锁反应。
第11章 共产党的兴起
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 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事实上，毛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业中达到顶点的几股潮流：第一，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人侵，所作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输人了它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策略。孙中山只是在他事业的晚期、即他死前二年的1923 年，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毛和他的同僚们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他们事业的。他们开创工作时还得到国民党的帮助。
头10年的起伏多变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国民党作为同盟会的后继者成立于1912 年并接着受到袁世凯的排斥，在其后的10 年大部分时间气势暗淡，只是在它成立了16 年才开始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21 年成立并于初期力图取得对国民革命的控制权后，1927 年的分裂把它逐出城市，赶进华南的丛山峻岭。它的最终胜利是在22 年之后取得的。它在野时进行了长期的夺权准备。
初期的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社会出身上不如在籍贯上有那么显著的差别。孙博士的追随者是城里人，他们往往出身于商人家庭，因而出身于沿海大通商口岸、特别是广州。共产党里有较多的人来自农业地区，特别是来自长江流域中部。后来，共产党补充了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而国民党却没有。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年代上的。国民党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时代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则属于战时和战后完全不同时代的几代人，对新的压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参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注定只能完成一半事业，而把现代中国可能做到的变革留给较年轻的一代更彻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为奇的。
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国过去有若干方面便于共产主义的进人。儒家的传统使现代学生感到他是优秀学子的一员，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原则，因此有权而且义不容辞地应该起来领导公众事务。官僚阶层垄断了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这种独裁主义的传统自然迫使反对派只能暗中组织运动。过去的叛乱通常都曾从空想的或救世的学说（通常来源于佛教，但在太平天国方面则带有伪基督教的性质）中汲取鼓舞力量。一般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有旧家庭制度给每个人撑腰，而造反者则从结义弟兄的身上找到了代替家族的支持。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里常常讲一些为救援被压迫者而仗义行劫的传说。
中国现代生活的经验加深了这种传统趋向。由于农民的经济困难日益显著（即使事实上没有不断恶化）； 人们自然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来进行补救。这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艰巨，必须首先由当权者负起责任——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 … ism ）。孙逸仙已经模模糊糊地指出了这个方向。然而，正如唐？ 普赖斯所指出的，1911 年以前俄国的榜样曾经鼓励中国人民对革命发生兴趣，而不是具体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在中国，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一开头就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在共产党之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着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精神传播社会主义信条。对于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除非参加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任何一个爱国志士的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大事，是无孔不入的外国势力即“帝国主义”，而列宁主义最后也给帝国主义作了一番解释。当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认定地主和军阀这一对十恶不赦的孪生兄弟是“封建主义”时，许多人就觉得这种历史观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他们相信和信仰。它宣称是“科学的”和绝对“现代”的。它可使中国洗雪近代所受的耻辱，越过普遍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党将为忠实的信徒作好准备。一个新中国将由此诞生。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们同时代的日本同志那样，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着重挑选那些最适合他们国情的内容。北京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