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因此，如片冈铁也所指出的，中共党史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工具”。幸存下来的毛，已经给我们写下了他如何进行斗争的经历。
玻安和战时的扩张。长征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不断遭受阻击的情况下，为时整整一年之久，行程达6000英里的一次撤退。詹姆斯？ 哈里森说，“毛领导下的那一群人共行军235 天和18 个夜晚，那一年平均每天大约走17 英里（如果不计休息期间，平均每天走26 英里）。”据毛后来说，“我们靠着两腿不断地走”，他们终于穿过了11 个省份，越过18 条山脉和24 条大河。经历了现已成为传奇式史话的千辛万苦之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和不到二万人的军队终于在1935 年后期抵达陕北，并于1936 年底把他们的总部迁到延安。这块干早、烈日暴晒、多尘的黄土地带由侵蚀而成的沟壑割裂开来，车辆难以通行，因此它就成为远离城市灾祸的自然环境，便于人们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平均主义生活。在延安10 年期间，毛给中共领导人树立了风气。在这离苏维埃外蒙古边界不远的西北地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新篇章展开了，这一次是为了抵抗日本。
由于全面抗日运动将有助于达到双重目标，那就是使日本不致进攻俄国，使南京不致进攻中共，所以难怪中共和共产国际在1935 年8 月初要呼吁在新的统一战线内进行全国抗日了。这时中共提出要和它的大敌蒋介石合作；但蒋对这项建议置之不理，直到1936 年12 月，那些迫切要求攻打日本侵略者而不愿打本国反叛者的东北军，以惊人的方式在西安把他绑架之后才有所改变。周恩来奉俄国之命出面调停，使蒋委员长获释，当时蒋成为全国抗战运动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同其后国民党政府力求镇压共产党叛乱一样，在战略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输问题。在这两方面，现代化军队的较高攻击力量只有通过交通网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日军在华的头一年半是铁路线上的战役。日本人先通过平沈线运进部队，然后从天津南下，并从北平沿铁路干线分别向南向西挺进。他们窜犯了山东和山西二省。他们从上海沿铁路推进到南京，并溯长江进犯武汉。
日本的战争机器攻城略地，虐杀掳掠，焚毁村庄，轰炸自由中国。这些行径激起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约有1400万人应征人伍，家庭被拆散，既得利益被摧毁——大片大片土地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了。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蒙受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因而对于接受革命的行动纲领有了思想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北平附近战事的爆发，导致国共双方第二次适合形势需要的合作，这是一次在爱国热情气氛中开始的不稳定的武装休战，但不久就恶化了。当时共产党人满足南京方面的要求，答应拥护孙的三民主义，不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放弃用苏维埃的运动方式斗争地主，使它的地方政权民主化，并把他们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借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乘机扩张中共的势力。
这一扩张过程首先是军事方面的。1937 年，红军名义上归中央政府领导，改称八路军。它的部队推进到四周环山的山西省，并由该处挺进到华北平原。抗战第二年，共产党人将其原留长江下游地区的余部组成新四军，并将他们的组织扩展到沿海省份山东。他们所组织的作战根据地，集中在省与省之间较难进入的边界地区，首先是在1938 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该区后来约有2000万人口。到了1941 年，原先捻军于1853 一1868 年在那里造反的晋冀鲁豫边界地区被合并为另一个这样的边区，人口可能有3000万。到战争结束时，据说已有19 个根据地，大都称为解放区，总人口有7000万至9000万，受大约200万民兵以及号称有91 万的共产党正规军的保护。
国民党政府从未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地方上占支配地位，因此无力阻止这种扩张。它的现代化部队忙于阻挡日本在湖南稻米之乡这类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其所受训练是进行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蒋介石的军队还受到中国军事传统的限制，严重脱离人民。
综观中国历史，凡是武装起来的民众总要危及原有的秩序，而士兵则总是受人鄙视，始终愚昧无知，由长官滥施调遣，当作雇佣军被收买或出售。军队一向蹂厢农村，残害人民。受政治理论灌输的军队是近世中国的新事物。国民党使它的军事机器现代化的典型做法是：使它新的爱国军官在社会上享有威望，给予农民出身的士兵以新式武器和训练；但尚未达到向普通步兵进行思想教育，要他们与农民友好相处并为农民而战的程度，因为这样做就成为革命的了。毛和朱恰恰为了这个原因从一开始就训练部队成为人民大众的保卫者。这意味着部队要为取自人民的物资支付代价，要帮助住地的农户，要使八路军成为人民的朋友。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依靠民众的支持。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00一公元前235 年）的话：“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人由于深人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余地。
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友爱无间的感情，意味着他们能够大部分省掉中央后勤机构的种种现代设备。利用当地的民工和情报网，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分散他们的军事组织。这就使八路军能够作为一支分散的机构部队进行作战，出没在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后面人口稠密的乡村。
查默斯？ 约翰逊论证说，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国领导阶层的真空。随着日军的推进，当地的政客首先闻风而逃，有时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权方面。于是当地就出现了新的领导人，有时地方上的教师变成了游击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识分子，即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卷起铺盖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效法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于为拯救被压迫者的正义事业同忠实的战友担当一切风险。华南华北都有爱国志士迁居他乡，但在西南大后方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学生们成为国家未来技术发展的象征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学里勤奋攻读。在华北的边区和解放区里没有大学，他们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干部。在统一战线初期，共产党地区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渴望采取行动的理想家。
组织起群众的支持。在土地政策方面，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并重分土地的方案，改为赞成减租。这不过是实现了国民党在1930 年颁布的将田租限于收获的37。5 ％的法令罢了。在很普遍的情况下，仍让地主保有土地，保证给他们减低了的田租，并允许他们参加当地选举，因而并没有大批有产阶级从共产党地区外逃。共产党人不再实行他们以前的苏维埃制度，宣布举行所谓三三制的直接选举，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1 乃，而力求把其余2 乃的职位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这是根据这种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的，即认为在一个联合抗日的团体里，共产党人不去垄断政府职位，反而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在实践上，共产主义运动和八路军只能按照人民大众实际支持的程度昌盛起来，因为战争时期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时期，除了共产党政权之外，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国民党，还可选择日本及其傀儡政权。
人民大众是否给予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这包括军民大生产运动，力求在每个地区做到粮食自给，以及达到棉花生产自给这一较难完成的目标。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在凝思。
产党人在改良籽种和农业技术方面是感到不足的，但他们重视互助垦荒，提倡在农民之间组织变工队、运输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工业合作社，来弥补其不足之处。由于旧秩序素来反对农户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合伙往来，以免损害当局的权力，所以村一级农民合作的巨大潜力是现成摆在那里，可供共产党人去开发的。
同1927 年后在荒野里奋斗和遭受灾难的年月比起来，1936 年以后延安统一战线的10 年期间充满了活力、生气和创新精神。这时的中共并未放弃他们正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他们强调“土地改革”，尽管他们决不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偷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来自浓雾弥漫和充满着失望情绪的陪都重庆的外国客人，都对延安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期的共产党宣传工作不受严格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是提出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其含义与孙的三民主义相同），而不再强调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级斗争、专政甚或那个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了。然而，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外表并没有透礴出党的内心目标和方法，也没有透露出它的战时壮大期间组织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
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当时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这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
为了这一目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 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词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与敌人区别开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争取他们的友谊，几乎像选区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照顾他们的具体需求，然而关于中共最终的独立地位、权力和目标则决不让步。延安的统战工作部在国民党地区派有“统战干部”，以非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从事公开的、建设性的自由职业，自行交结朋友，决不希望中共给予帮助或承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自由中国的文化界和政界里，渗进了一些能干、富于献身精神、埋头苦干的爱国者，他们私底下把将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但他们只与中共的高级人士偶有接触。同样，“友军”政策也深入推行到国民党部队里去，所派去的人员是一些因个人的功绩崭露头角并有一定影响，但尚需等待机会方能大显身手的军人。然而，统战工作远远不只是秘密渗透并在无党派人士中吸收同情者。它也是在抗日爱国的共同事业中表示友好合作和模范献身精神的一种战时态度。
武装斗争首先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时就已对日本宣战。他们在华北进行运动战的高潮是1940 年8 月以40 万军队在五省同时出击日军的“百团大战”，使日军受到重创，并招致日军在1941 年实行全面的野蛮报复。与此同时，中共部队有时也同国民党军作战，例如在苏北，即靠近上海的长江以北，因为中共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1941 年1 月，当国民党军队在皖南消灭了中共新四军的一部分时，他们把遇难官兵奉为烈士，因为中共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显得比政府更有抗日的忠心和行动，尽管他们轻视政府的命令。这样，抗战使中共内在的战斗精神获得了公开的巨大支持力量。武装斗争可以同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对付日本侵略者或曾经十分孤立的国民党死硬派。在统战策略方面，如同在游击战方面一样，他们在发起攻击以前总是设法孤立敌人，并使自己的兵力占据优势。
中共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共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分散现象。它的党员人数从4 万（据毛在1937 年宣称）增至8 万（据周在1943 年宣称），后又增至120 万（据毛在1945 年宣称）。要使中共始终是一个纪律严明、集中控制的列宁主义的党，那就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它的党员大部是新加人的。它比以前更不像无产阶级政党了，尽管那时已把农民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同时，它的活动遍及25 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在那些地区，旅行主要靠徒步或牲口，迅速的通讯只有靠无线电。只有那些在党、政、军、群（妇、青、工等）各层平行机构搞意识形态协调工作的共产党员才能控制党、政、军、群的组织，这各层机构的首脑通常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彭德怀、林彪等指挥军队，刘少奇管工会。但要保持集中指导，那就必须以列宁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来教育新干部（党的工作者）。
为此，延安的几所党校培训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并在1942 年由毛发动了一次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作风和文风上的“整风运动”。他和他的同僚大量借用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印发一大批文件供深人学习和讨论之用，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反对自由主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论党内斗争》 。在小组会上进行长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群众大会上承认错误和作检讨，成为标准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受攻击的三大弊端）这专门术语后面，可以看出当时正在花极大力气，来重新教育和训练那些仍旧沾染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道德的新党员。特别是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要求艺术家和作家使他们个人的创造力服从中共政治目标的要求。“为艺术而艺术”是不行的了。同时，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这批人在莫斯科受训的时间多于在农村工作的时间。他们的部分错误思想无疑是在于他们没有同毛站在一起。换言之，在思想改造中对人员的筛除同时也意味着物色一批忠于毛的人才，因为这位领袖正在建立起他的各级班子，并提出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应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并在行动上加以检验。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正如l945 年中共新党章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当时就被列人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原则。虽然并不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要求有一种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但在那战时民族主义高涨和俄国影响低到最低限度的期间，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发展，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纲领了。它的主要成就是在农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证明（这违背它自己的理论）共产党队伍事实上是可以不受无产阶级支配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颠倒，意味着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