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如果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在科技的多方面先进地位实际上只是晚近才出现的事，那么我们那种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自高自大就会受到教训。李约瑟断定，到17 世纪中叶，欧洲和中国在数学、天文、物理方面的知识已溶为一体，虽然直到19 世纪末，中国的植物学知识还没有赶上。他论证说，在医药方面，中西两大传统尚未合流，西方医药尽管在19 世纪取得很大进步，但在1900年以前，实际的医疗成就没有超过中医。（不管怎么说，直到19 世纪80 年代，伦敦的医生还在用蚂蝗给病人放血。）即使承认西方在现代化学、外科和其他许多方面的优越地位，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落后了呢？但更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欧洲能这样生气勃勃地一往直前呢？这后一个问题也许是真正的奥秘所在，但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这里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些什么因素似乎已经阻碍了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
在思想领域里，从13 到19 世纪理学盛行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的教导主张诚意在于“格物”（考察事物）； 之后就可以进而了解自身。但“格物”这个词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
在清朝（1644…1911 年）统治下的17 世纪末，一些儒家学者开始对古文经籍和其中的教条持一种较为实用和批判的观点。这叫做“汉学”与“宋学”（即理学或新儒家思想）相对立。这是以批判方法治学的总的运动的一部分，而这种治学方法则体现在史地和经学训话的研究上。然而，尽管这些后起学者有显的智力，他们仍未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不甚关心物质技术。他们那些卷峡浩繁剖析人微的巨著（最大的有3。3 万章）； 今天成为纪念儒家学者在继承和发扬其伟大文化传统所花精力的丰碑，但并未表现出他们在应付新的问题上有什么独创之见。
科学发展的另一阻碍在于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使人们能够据此以概念来检验概念，并系统地将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进行对比。中国哲学家以为，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他们不像希腊学者那样注重文法与修辞的区别，因而不甚注重抽象与具体之间或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中国作家更多地依靠比例匀称这一总的思想，依靠对偶句的平衡，依靠行文的自然流畅。他们那种著名的连锁推理法，曾被21 世纪中国学者奉为不刊之论，而在希腊学者的眼里，这不过是一连串的如意算盘而已。在这逻辑弱点的背后，还有中国文字作祟。用象形文字把文化遗产一代代传下来的结果，使文字本身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它们似乎成为一种经久不变的实体，而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例如，孔子和朱熹以及他们无数的门生弟子所想所写的各种美德，在文字表达上各具有特定的含意，而这些含意却已被人牵强附会，给它们加上广泛的哲学解释。按中国语文的本质，不允许用其他可以互相换用的或同义的词来表达这些概念。儒家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大概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仁爱、正义、礼仪、明智和忠信），是难以用别的字或说法来表达的。对措辞要求严谨，在中文里，比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厉害。中国人比西方思想家更难于摆脱其文字的侄桔。要是你对儒家的五德发生疑问，那就等于是不承认有那些表示五德的含意的文字。
文字对人的这种束缚，还因中国对学生的教学方法而得到加强。中国学生历来是先背熟经文，然后才去理解它们的。文字只有在通过眼睛和耳朵，通过运用手上肌肉的协作来书写，牢牢掌握记住之后，它们的意义才会得到学习和讨论。熟习分量很多的经文，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而记忆力已在学习汉字时挑起了很不寻常的担子。中国的语言体系是权力主义的天然基架。随着文字的束缚及其强调记忆这一点而来的，是使人在智力工作中不使用双手。当然，文人是力求练好他的书法，使之成为一种美术的。但一旦他身着长衫进人统治阶级，他就放弃体力劳动，因为那是属于另一社会阶层的标志。中国人的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糊口问题，而学问则显然是取得经济保障的康庄大道，因此文人便非常重视那些表示其学者身份的标记：穿长衫和注意文士生活上的种种礼节，以致没有时间或机会去从事体力运动。靠双手工作的是平民百姓，不是文人学士。所以文人学士并不同匠人在车间里一起工作，也不同那需要新技术的工人在一起干活。这种手脑分离，同达？ 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科学界的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工艺的家庭，即使他们成了学者，仍建立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不受社会上习俗的阻拦。在近世欧洲的初期，一个有才智的人可能既有传统的学问而又精于手工技艺。这种事例在中国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少见的。
孔孟之道75
而且，似乎有点悖理的是，中国使用印刷书籍的实行书面考试制比欧洲早得多，这一点可能有碍于创造性思想和发展。中世纪的欧洲人缺乏书写材料而长于口头辩论，并且到19 世纪开始后过了若干年，还宁愿采用口试而不大愿意采用笔试。也许这就使他们把机智和推理能力看得比记忆更为重要了。
一般说来，中国人之所以落后似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并非由于其天生才智。总之，科学不发达是工业经济和军事经济不发达的一个方面。而这又归因于儒家思想支配下国家基本上属于农业性质和官僚政治性质，以及统治阶级传统的力量强大。
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相反，中国有不断的变化和各千差万别的情况，但总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这个总的格局顽强地持续存在，是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各种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曾在它的国土范围内促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局面。总之，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并非不动的惰性。
200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了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不仅没有催毁反而竟加强了这一思想格局；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思想格局如何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
第04章 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
今后几十年开展的中俄关系，必然会使人联想到中国过去与北方人侵者的关系。但我们不应把过去的历史记载作为未来的预兆，而应当把它作为洞察内情和瞻望前景的参考材料。
在过去1000年间，华北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为异族人侵者所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征服华北，并通过中国傀儡来进行统治，他们所借鉴于历史的许多事实中，上述的历史事实就是其中之一。田中义一和土肥原贤二之流说来可悲，他们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太到家了，但没有研究到最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历史上的一股新兴力量，蒙古人和满州人过去辉煌的征略的得意场面，再也不能在今天重演了。
但历史记载不能忘怀，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可能想到今后俄国能够做出日本以前所没有做到的事，而是为了要理解中俄关系各种复杂问题。因为20 世纪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定要在中俄之间划定边界，并在地理的和文化的前沿阵地上有所表现。在那个边界地区，几百年来已产生了特异的制度和不寻常的格局。
游牧民族的征略
东亚生活中一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草原和农耕地区间的差别，是亚洲腹地高原游牧民族和中国以精耕细作制为基础的定居农村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在几乎每一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
草原上人口稀疏，今天在面积大于10 亿左右汉人所居地区的干早高原地区，大约有200 万蒙古人和不超过那个数目的西藏人。亚洲腹地人口稀少这件事本身，使草原牧民的生活与中原的拥挤生活大异其趣。“游牧”当然并不意味着在草原上无目的地遨游，而只是按季节把帐篷和牛羊群从一已知地区迁移到另一处，即按照气候和降雨降情况，为了寻找草地，必须在夏天移到山地，冬天移到低地。正如精耕细作制已经形成了中国的生活一样，亚洲腹地靠羊群为生的经济也决定了那里的游牧生活。牧民从他的羊群获得食品，以羊皮制成衣服，以毛毡制成的圆顶帐篷作为住所，以羊粪为燃料。由于耕种土地不很可靠，他便依靠饲养牲畜为主，依靠他的马提供流动能力，以对付草原的干旱。所以他必须经常随机应变，随时准备进行新的冒险。生活习惯并没有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但他仍免不了要依靠同定居地区进行最低限度的贸易。他往往比中国农民自由些，同时又比中国地主来得穷，因为他不可能世世代代积累不动产。他又是训练有素的猎手和骑手，因此他是个潜在的战士。
在中国定居历史的早期，夷狄骑射手的强大军事进攻力量成为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的各族人民的一个经常性问题。华北夷狄人侵者十分强大，以致中国有一连好几个朝代建自夷狄：汉以后政权空白期间的北魏（386…534 年）和契丹蒙古族建立的辽（907…1127 年），它们几乎同蒙古人的元朝（1279…1368 年）和满洲人的清朝（ 1644…1911 年）一样出名。
中国人在公元前3 世纪为遏制游牧民族人侵的防御措施，是秦始皇连接各地已有城墙而修筑的原万里长城。之后，中国不断设法谋取安全，或是通过防御性的出击，或是通过行贿纳币，或是通过外交活动和谈判。在有些年代，如汉、唐、明这些年代，中国本土人建立的朝代曾深人草原进行重大的战役。在这几百年期间的侵略和反侵略过程中，人口有过大规模的混合。在中国社会里，也曾产生了大批的民间传说，其中讲到夷狄的情况，以及应付他们的办法，事实上，在近代西方人到来之前，草原游牧民族已给中国提供了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
因此，中国人同中亚游牧民族的关系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在我们西方人也很重要，因为现代的西方已经代替了夷狄的威胁。西方世界对现代中国的人侵，从儒家生活方式的观点看来，不过是异族外来文化的一长串入侵中最近的一次人侵而已。当然，游牧民族和西方对中国生活的冲击毫无共同之处。但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却受了他们对付游牧民族时所得经验的影响。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不能推广到草原上去，而牧民也不能永远主宰中国的生活。这一事实导致长城以外边疆地区的华夷关系出现拉锯状态。这些这区曾被欧文？ 拉铁摩尔贴切地称之为“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在那里，广种薄收的农业和畜牧业组成的混合经济形成了混合政治关系的背景。有时游牧民族的领袖成了定居区域的领袖，有时中国官员对边境部族实行管辖。拉铁摩尔指出，边区上中国人的进退和夷狄的降服与占有支配权，是两个循环交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循环是中国内部朝代的兴衰，另一个循环是草原诸部落之间的团结和分裂。当一个游牧领袖被边区的贸易所吸引，把他的权力扩张到该地时，他就不得不采取定居的方式。这一行动可能导致夷狄进一步人主长城以南的中国，但定居生活到头来也会导致夷狄精力的削弱，并使其对农耕地区的短暂新政权归于衰亡。
人侵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只能按中国方式才能统治中国。通常他们取得政权，是由于听取了边区一些合作分子的意见，那些人既懂得儒家的一套东西，又能维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只要继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则办事，不管谁来都行。
头几个中外帝国
契丹蒙古人使华北得“Cathay”（中国之古称，来源于契丹一词。——译者）之称，他们在长城两侧，包括华北、满洲、蒙古部分地区，维持一个帝国达200 多年（907…1127年）。据维特福格尔研究所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仅是半游牧式的，因为除了靠羊、马、猪外，他们似乎也赖农作物特别是小米为生。的确，他们的崛起正是由于他们地跨草原和农耕地带之间，从而兼有游牧骑兵的武力和农垦区的经济力量。建立帝国的部族联盟由耶律家族领导，他们采用中国世袭君主制以及儒家的许多治国方式，从而延长了帝国寿命。结果出现一个两重性的国家，南部是中国式的，北部是夷狄式的，南半部由袭自唐代的文官制统治，北半部由骑射武士统治。这样，契丹皇帝在一个地区的文官系通过传统的考试制度网罗而来，而北方的骑射武士则于征集训练后，进人其精选的卫队“斡鲁朵”（ordo），由此产生出英文里的〃 horde 〃 （原意为游牧民族的“骑兵劲旅”，可作“貌琳之士”或“劲旅”解。——译者）。最后在各个地区建立了12 个“斡鲁朵”，共约60万骑兵，作为一支机动的后备突击力量。
除了这有趣的双重性政府外，契丹的辽政府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贡献。它的人口约仅4 印万，是其南方宋帝国人口的1 / 10 乃至1 / 20 ，但辽国骑兵攻击力甚强，终于迫使宋朝向其交纳岁币，以保边境安宁。当辽国为北满女真族所灭，建立金国（1127…1234 年）后，那里仍然是同样的格局：华夷结合的金帝国兼有草原的骑兵和华北的谷物，得以实施军事袭击，迫使宋室南迁。（北宋，907…1127 年，首都在黄河流域的开封；南宋，1127…1279 年，首都在长江以南的杭州。）然而这些夷夏帝国的成就只限于军力而不在于文化，其历史意义主要是作为未来灾祸的前奏。
蒙古的征略及其在中国建立的元朝（1279…1368 年），曾被后世中国学者视为中国人受异族专横统治的一段不幸插曲。事实上，元朝寿命不到百年。成吉思汗（约1167…1227 年）所创立而由大忽必烈（1215 …1294 年）扩展到中国的蒙古政权，在蒙古人变成中国统治者之后，很快就衰败瓦解了。蒙古人未能在中国立足这一惨败事迹，与其后满洲人获得成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值得我们好好加以分析。
蒙古人经两代的战斗逐鹿之后，终于能在1279 年以武力强占整个中国，而到1368 年就被逐出。满洲人于19644 年比较容易地称帝中原，并且保住了政权，使19 世纪的中国文人甘愿以身家性命加以保卫。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蒙古人未能而满洲人却能巩固并利用儒家的思想体系，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妨碍蒙古人按中国方式统治中国的诸因素中，最直接的因素可能是他们未能吸收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是纯游牧民族，不习惯于农耕和定居生活。他们过去是文盲，语言不同，日常饮食和衣着都是番式的，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法制都异于中国传统。这种困难又因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加剧：中国的蒙古人不过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大成吉思汗（成吉思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海内之君”，这是他在1206年采用的称号）及其儿孙们的组织天才的产物。
令人惊奇的是，成吉思汗在其中年初期尚是蒙古一个小部落头领的附庸，并且当时他和其他部落人一样，还没有认识到其后为“蒙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