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守候》完本全集阅读-第1部分-人文书库

内容简介
《一生守候》一书是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以自传形式撰写的。此书在马季先生逝世之前不到一个月才得以定稿。
　　书中叙述了解放初期的相声发展，马季先生和同行在中南海里的演出，相声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等等　；还着重讲述了与老师和徒弟之间的情谊以及艺友之间、搭档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
　　书中揭示了马季先生从事相声艺术50多年来经历的酸甜苦辣；其中，还穿插了马季先生在###十年代，当他的事业到达巅峰期时，对相声发展的一些困惑和感想。
　　

一场意外的业余演出（1）
好在学徒时间不长，后来上海解放，我被送回北京，结束了三年的学徒生涯。我回到培德中学（后来的北京三中）上初中三年级。1951年初，宣传抗美援朝热火朝天，学校成立了宣传队，我终于找到相声实践的机会。我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合说了老舍新发表的相声《新维生素》。我还自己编了相声，把我听到的相声包袱串起来，用了京剧《四郎探母》里杨延辉的那几句西皮慢板改编成“杜鲁门坐白宫，自思自量”，“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这是我学徒时跟我的一个师兄学的，这里派上用场了，算是我的创作。没想到演出效果很好，听众的反响十分热烈。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相声的热忱更加高涨。几个月的街头演出宣传，成就了我要当演员的机会。
　　1951年4月份，新华书店招工，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我当时上初三，加上在上海学徒间隔了三年，对学习不感兴趣。但是新华书店考试，我的成绩很好，因为出的试题都是初三课本的例题，我顺利地成为新华书店的一名营业员。
　　那是一段平和的时光，书店里不仅卖书，还卖期刊，一些曲艺期刊我期期不落地看。当时的一些相声名段《买猴儿》等，都刊登在期刊上，我如饥似渴地抄写、背诵。当时我只挣27块钱，自己留8块钱，其余都交给母亲。尽管这样，周末我仍然省出钱来听相声。常常是去前门外鲜鱼口的迎秋茶社听相声。在那里演出的演员后来都成了北京曲艺团的演员。我听相声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几达“夜以继日”的状态——即听完下午两点钟的日场，出来吃饭，再接着听晚上七点钟的夜场。在那段日子里，让我大饱“耳福”的有高德明的《醋点灯》、《不离婚》，王世臣、赵玉贵的《一贯道》，赵春田的《公费医疗》，赵振铎的《八扇屏》，于世德的《八不咧》，汤金成的《口技》，高凤山的《棺材铺》。尤其难得的一次是在长安戏院欣赏了侯宝林、郭启儒大师表演的《狗腿子》，当时觉得那是最高级的艺术享受。这些相声包含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让我在笑语中学到了知识，受到了教育，得到了美的享受，更增加了我对相声的热爱。
　　新华书店青年员工比较多，每逢周末，工会都举办舞会或联欢活动。我是联欢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经常上台表演节目，或者唱京剧，或者模拟丑角表演，当然，最拿手的还是相声。有时，把相声和京剧穿插在一起，又逗又唱，戏之为“杂凑”。这个时期频繁的实践活动，使我不仅有机会逐渐掌握了一些表演技巧，还使我得到了一些舞台表演的锻炼。我的相声渐渐小有名气，成为新华书店联欢会的常设节目，有时，我还代表新华书店，参加更大规模的业余汇演。
　　1954年年初，北京市举行工人业余曲艺观摩汇演。我代表出版印刷系统参赛，曲目是相声《找对象》，讥讽一个以貌取人的青年工人，一味追求脸蛋漂亮，恋爱变成“乱爱”。我表演的这段相声，获得了好评，因此被选拔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
　　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我选择的相声节目《都不怨我》参赛。《都不怨我》是北京邮局的董凤桐写的，质量很高。讽刺某些邮政工人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屡屡出错，却总是说：“都不怨我！”北京市总工会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演出，请来刘宝瑞、郭全宝两位相声大师给我们辅导了半个月。他们虽然没有理论功底，但是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对相声这门艺术了然于胸，每个包袱应该怎样设置，一招一式应该怎样表演，经过他们的指拨，我们的段子焕然一新，效果突出。我既兴奋又紧张，刘宝瑞老师不断给我打气。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内，我逐渐对相声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白了相声是什么，相声不是信口开河、逗人一乐的玩意儿，而是有着其本身发展规律、奥妙无穷的艺术，要想真正地了解它、掌握它，非下苦功不可。
　　

一场意外的业余演出（2）
汇演开始，天津代表队第一场演出。天津的相声演员虽说是业余的，其实已经达到专业水平。他们表演的《死里逃生》效果很好，观众热烈鼓掌要求再来一段，他们返场说了一段传统相声，结果，这个段子表现出的精神内涵不为观众认可，表演完，掌声稀稀拉拉。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毛，如果观众要求我们返场，我们只会这个段子怎么办？
　　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和刘宝瑞老师商量，刘老师叮嘱我们如果遇到返场，就把最后一段落重说一遍，只是最后两句逗哏的说“都怨我”，改为捧哏的说：“都怨你。”逗哏的说：“你怎么知道？”捧哏的说：“你刚才说过了呀。”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我们正式表演完成后观众要求返场，我们重复了最后一段，由于结尾出人意料，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论演技，我们比天津队差很多，但我们的剧场效果好，因此得了一等奖。到场指导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极为赞赏，侯先生当时高兴地问我说：“搞专业你愿不愿意啊？”我心里十分乐意，但是嘴上不敢说。
　　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我的心里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天遂人愿，1956年7月1日，我正式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我的梦想实现了！那一年我22岁。我和相声艺术终于结合了，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令我着迷、让我孜孜以求的相声艺术终于成为了我的终身伴侣。
　　五十年来我对人生有过很多困惑，也学会了放弃，但唯独对相声的痴心从未动摇过，始终保持着热恋和追求，一直到今天仍然未改，而且，以后也不会动摇，因为我的生命已与相声融合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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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说唱团
50年前，北京仿佛没有今天这样喧闹，更没有今天这样豪华。记忆中到处都是绿，都是草，都是树，阳光也格外的好。22岁的我，就像一匹生长在草原上的野马，激动又好奇，活跃又胆怯，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美丽。
　　1956年7月1日，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的心情非常好，就像阳光一样灿烂，充满了激情。因为前一天，即1956年6月29日，北京海淀区组织部党委正式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那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纪念日，而我带着介绍信，走在去中央广播说唱团的路上，说唱团向我敞开了大门。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关键；路标一样的转折点。
　　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人才济济，说唱团里有侯宝林、刘宝瑞、孙书筠、马增芬，号称“四大金刚”。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前辈居于至尊地位。
　　我进入说唱团以前，刘宝瑞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授课时，曾经当面说过要教我说相声，此次有幸而在他们的身边，兴奋异常。他曾对我说：“爷儿们！以后就干这个吧。你挺有才能，我负责教你，非把你教出了名不可。咱们这地方是果子行，不是卖酸枣的。听我的没错！”
　　作为亲手发掘我的伯乐，侯宝林先生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的启蒙教育更富理性：“让你干专业，愿意不愿意呀？专业和业余可两个味。像你这样的，就像一块刚出土的玉石，看怎么雕了。遇上名师，算你走运；碰上那不怎么样的，三雕两雕，也就废了。你考虑考虑，跟我学相声吧。不出三年，保险培养出来。”
　　两位相声大师都向我伸出热情之手，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可是，我不知如何选择。最后还是团领导作出决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都是我的老师，侯宝林为责任老师。我真是受宠若惊，心里既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
　　前辈老师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望，演出极受欢迎，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经常在传达室看到几位老师的版税单，动辄400、500元甚至上千元，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数字，说明他们的唱片发行量之大。对于我这初入团的年轻人来说，极具诱惑和挑战性。
　　

老师侯宝林（1）
侯先生是大家公认的相声历史的里程碑，他净化了相声的语言，纯洁了表演，提高了格调，将相声从一门比较低档的艺术搬上了舞台。他热爱这种俗的形式，又赋予它“雅”的生命——他是相声俗中见雅，化俗为雅的带头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
　　侯先生是将相声作为一门艺术来追求的。他在解放前就不满意随波逐流，丑化自己的表现方法，而是追求新颖的艺术形式，比如穿衣服，他40年代上台穿西服，留分头，这在当时是头一个。他的精神面貌和别的演员不一样，张嘴就是那时社会最时髦的语言，每段相声前都有一段垫话（演员随机应变的话），侯先生学唱流行歌曲，还专门请家庭教师，学了英语放在段子里，这在相声都是很新鲜的表现，使演员和观众一开始感情就交融在一起，所以他的相声很受欢迎。据老艺人说，侯先生一上台，一亮相，台下观众就能鼓掌两分多钟。
　　解放以后，侯先生的艺术思想更加成熟。他认为相声要跟着时代走，如果跟不上时代，技巧再高也会被淘汰。这从他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改行》，原来是个杂学唱的段子，主要表现演员的技巧，经侯先生修改后，艺术结构上比较完整，加了一条对封建统治者控诉的主线，他的一切笑料、故事和情节都是为揭露封建统治设计的，思想性得到加强，这是侯先生艺术思想的一种体现。再比如《戏剧杂谈》，过去也是段杂学唱，老艺人们都会，但侯先生加了一条“戏剧博士”的线索，“我们研究戏剧的，研究戏剧和话剧有哪些不同，戏剧的布景不一样，戏剧的道具不一样，戏剧的语言不一样，戏剧的哭相不一样……”几个不一样，加上这么一个戏剧博士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艺术结构非常完整，诙谐生动的戏剧小论文。
　　我跟侯先生学习了很多年，早年主要是模仿地学习，后些年更多的是学他对相声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侯先生教学没有专门的教材，主要是口传心授。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入说唱团不久，我对《卖布头》很感兴趣，这个段子也是侯先生最拿手的段子之一。当时他没让我学。我就听着录音学。
　　有一次演出，团长让我出个传统的段子，我就报了《卖布头》。第二天，星期六，侯先生看了报纸上的演出广告，问我说：
　　“你这《卖布头》跟谁学的？”
　　我说：“跟您学的，您的录音。”
　　“听听我的录音你就敢上啊，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这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怎么弄？明天早上上我家去！”
　　星期天晚上就要演出了，早上我去找侯先生。
　　侯先生让我“说说”。
　　我说完了之后。侯先生满脸愁云地说：“你说我怎么说你？我给你现下挂吧（下挂就是一点一点细说），这样也不行，这样你晚上演出不就更紧张了吗？算了，你就先这么演吧，以后别这么大胆子了！”给我下了一句结论：“你不会走，先学跑，早晚栽跟头”。这天晚上演出他来的很早，站在边幕上听，侥幸的是那天我没出错，效果极好，特别是对我加进去的包袱和情节给与了肯定。
　　还有他的《戏剧杂谈》是侯先生段子中经典之经典，不论风格、趣味、效果都是代表作品。我特别喜欢，对我来说能演好这个段子，标志着我更上一层楼。我的这个顾虑有一天终于向侯先生吐露了，他的回答是：先把京剧的基本功练会。为此，我每星期到北京戏校找京剧老师学动作，半年后我又提出了排《戏剧杂谈》的申请，侯先生当时只是应付地说，哪天我把本子给你找来。第二天我就把自己平时默写的册子送给他瞧。他看过后发现连每个标点都没错，他惊讶地问，这本子哪来的？我说，我是听您演出时记录下来的。侯先生看出了我的愿望和决心，同意了我的请求，同意我抽时间与郭启儒、郭全宝二老排练。尽管如此，那还是侯先生的看家节目，正式演出还是不允许我说这个段子。
　　

老师侯宝林（2）
侯先生虽然对徒弟要求很严，但也鼓励我们超过他，从我一进团，他就鼓励我业余时间写相声，不能一招一式全照他们学，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更支持我们创新，对社会生活更加敏感。老师鼓励我们把见到想到的事物马上写出来。那时都是我们写成坯子，念给侯先生听，他告诉我们这儿怎么改，那儿怎么抖包袱，改完就排练，然后就上电台录音，及时得很。
　　侯先生不光教我们学艺，还教我们艺德和人品。艺德讲的是要给别人留饭，旧社会的艺人门户之见比较厉害，前面的演员把后面演员节目的笑料给刨了，让你后面没法说。建国后，侯先生在徒弟当中强调要特别讲究艺德，不能光顾自己。关于做人，侯先生有一句名言：“相声演员绝不是生活中的小丑。”他在自己创作的段子里刻画了很多反面人物的形象，如《夜行记》中的小市民，《离婚前奏曲》中玩世不恭的主人公，《戏剧杂谈》中的戏剧博士，《三棒鼓》中的江湖艺人等，都十分可笑和逼真，但这绝不是侯先生生活中的形象。
　　侯先生非常端庄、严肃。他把相声分为四大块：卖、帅、怪、坏，他把自己归在“帅”这一类。上台对观众要非常热情，有礼貌，使观众看你一眼就有服气的感觉。而小丑则会令人厌烦。侯先生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做生活中的小丑，稀稀拉拉的东西全不能带到台上去。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对于那种台上台下形象不分的相声演员是十分厌恶的。
　　还有一次，侯先生训斥我的师兄杨子阳，他是西南铁路文工团派到说唱团学习的，与我作临时搭档，我们排练侯先生拿手段子《空城计》，还有新创作的《跟谁结婚》。
　　老师把我们叫去看看情况。杨子阳那年29岁，学习很刻苦，但灵性不够。
　　我们刚说了几句，侯先生就喊“停！”对杨子阳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呀？”
　　“团长说有急事会给我写信，现在让我继续学习。”
　　“你给你们团长写封信，就说是我说的，你别吃这碗饭了，你吃不饱！连话都不会说！”
　　我们回到屋里，杨子阳“哇哇”大哭。我只好劝他，“老师这是严格要求……”
　　虽然当时团里规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都是我的老师，每位老师都给过我指导，但是，我受侯先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1957年，巡回演出中的一天，侯宝林先生突然对我说：“你这个马树�

《一生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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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守候- 第1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