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巡回演出中的一天，侯宝林先生突然对我说：“你这个马树槐呀，绕嘴，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仅在台上表演要响，名字叫起来也要响，这样人家容易记住你，你改个名吧，换个艺名。”
我当时想，名字也得有时代色彩呀。叫什么好呢？我想了好几天。当时北京的电影院里正在放映匈牙利影片《牧鹅少年马季》！这是部喜剧片，风靡全国。主人公牧鹅少年“马季”，机智勇敢，非常招人喜欢。于是我决定：借人家点儿仙气儿，就用“马季”当作我的“艺名”。把这个想法跟侯先生一说，侯先生一听说：“好，这个行。”他欣然同意了。就这样，在我艺术生涯的前期，“马季”就成了我的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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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学《卖布头》
六十年代初期，在相声界，对我的作品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些报纸杂志还组织专题辩论。北京市文化局曾召开过一次相声的讨论会。有人说，马季的出现，马季作品的出现，使相声界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虽然现在确立马派为时尚早，但看到了相声的希望，看到了相声新的气象；有人则认为，马季的新相声离经叛道。
那时候，北京相声界高手如林。高德明、高德亮、王世臣、赵玉贵、王长友、谭伯如、罗荣寿、李桂山、佟大方等，演出相当活跃。为了开拓眼界，更多地吸收营养，只要有机会，我就跑去观摩。
久而久之，我对这些艺人的不同风格特点，基本上了如指掌。比如王长友嗓子不太好，但功底深，“柳话”好，还喜欢在段子里穿插新词、新曲，使人耳目一新。他最拿手的段子是《哭的艺术》。我学会了，曾和赵世忠搭档演出，效果挺好。王长友对我也特别关心，我后来创作《画像》，“底”的修改他出了不少好点子。还有王世臣，那时候我觉得他几乎能和侯先生媲美。他的拿手段子是《闹公堂》，属于杂学唱的段子，一会儿学唱京剧、评剧，一会儿又摹拟要饭的、卖药糖的，角色转化特快。我学下来，也在外地演出过。不演不知道，自己上台一试，才觉得人家本事可真大，不得不佩服。
“学然后知不足”，高德明擅长传统相声，他演的《醋点灯》，构思巧妙、情节连贯。我虽然学会了，可是段子太长，加上火候不够，演起来非常吃力。由此，也愈加激发我刻苦学习的精神。
我又把眼光投向了天津。天津号称“曲艺之乡”。当时，除天津电台曲艺团外，还拥有和平区、红桥区曲艺队。马三立、王凤山、郭荣起、朱相臣、苏文茂、赵佩茹、刘文享、魏文华、常宝霆、白全福、阎笑儒、班德贵等相声名家都活跃在舞台上。
下面是闫笑儒先生给我传艺的一件趣事。
闫先生是马三立老先生的徒弟，相声界都称他“闫麻子”。他的《卖布头》，在老辈艺人中公认第一。我专程慕名而去。那天，我买了张票，准备“偷学”。谁知，进场后，就被他发现了。“爷们，来，上后台去！”他笑着向我招手。我有些尴尬，只好随他上了后台。
他问：“干嘛来的？”
我说：“听相声。”
“想听嘛（什么）？”
“人家都说您《卖布头》第一……”我实心实意地说。
“别听那个话，演的次数多一点，”他打断我的话，接着说，“今日想听？”
“想听！”
“行，今天我给你破格，一会我就开这个话！”
我非常高兴地回到坐位上。待到闫先生上场，一段《卖布头》他竟然说了四十多分钟。平时垫话只说一段就可以，这次他把几种不同的垫话全都使了出来，精彩极了。我又兴奋又感动。
“行吗，爷们？”演完，他把我叫到后台，还客气地问呢。
“行，行！侯先生都说您唱得最好！”我连忙说。
闫笑儒先生已经作古。厚道、无私，多么令人可爱又可敬的一位老前辈啊！他留给我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以后的几十年中，当我也为人之师时，之所以对徒弟们传艺不存私心，倾囊相授，这是与闫先生及像闫先生一样具有高尚艺德的前辈们的熏陶、感染分不开的。为人师表要德艺双馨才行。
在工作和事业上，向来自以为孜孜以求，奋发向上。我敢这样说，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志得意满、沾沾自喜的时候。
古怪性格的领导陶钝（1）
1958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发布了炮击金门的命令，福建前线战事紧张。中央派出以文艺界人士为主的慰问团赴福建前线慰问，田汉先生任团长，梅兰芳、马铁丁、田间任副团长，成员有电影演员陈哲、秦怡，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马玉涛，音乐家马思聪、瞿郗贤，漫画家米谷，京剧名角李和增等，曲艺界由陶钝任组长，同去的曲艺演员有李润杰、赵世忠和我。在慰问演出中我接触了许多日夜战斗在东海前线的英雄战士和民兵英雄，深受感动。有一次我分到梅先生所在的小组，刚下车就遇到敌情，炮弹轰轰地向我们打来，大家都非常紧张，迎接我们的军官和战士们更紧张，生怕我们出事。几位解放军迅速把梅先生拉到墙边，用身体围成一圈保护梅先生。我和赵世忠也赶快跑过去，一看几位全是校级军官，我非常敬佩他们。
我还遇到了一些活跃在前线、协助解放军守卫海防的勇敢伶俐的少年，他们都是何缰行男⊙У难〉氖辏蟮牟还奈逅辏浅闪⒘恕坝⑿坌“寺妨保槭舻钡孛癖斓迹５角跋呶绞糠瘢匆路⒉僚诘⑸湛裁炊几伞Ｆ渲杏幸桓錾倌晷“寺罚呛浪赂业男愿袷刮乙患拖不渡狭怂Ｓ幸淮卧谇跋哒蟮丶搅怂诼÷〉呐谏校业男钠送ā⑵送ㄖ碧飧錾倌昃挂坏愣疾缓ε隆４铀砩希椅×瞬簧倭α浚脖欧⒘舜醋鞯牧楦小Ｒ惶欤兔癖叮晁堑氖录＝樯芎螅一氐阶さ兀庑┖⒆用堑男蜗罄显谖夷宰永镒啤Ｎ胰檬乐蚁人约喝セ嵋槭亿に伎嘞肓艘灰梗焯炝潦蔽倚闯隽恕队⑿坌“寺贰烦醺濉Ｎ一氐剿奚岚咽乐医行眩罡衔〔淮恚ㄒ槲腋斩劾舷壬纯础Ｎ颐院厮艘换岫榔鹄戳骋裁幌矗腿嘧叛劬θフ姨绽舷壬Ｋ宜坌殊欤绶挂裁怀裕涣车牟桓咝恕Ｋ迅遄涌戳艘槐椋砬槊挥腥魏胃谋洌盟桥ㄖ氐慕憾谝羲担骸敖裢硌莩鍪允裕 蔽乙惶闪耍伊垢闲吹母遄樱旨ＤＤ：约憾既喜磺澹趺囱荩课伊ο蛩馐停静惶谄浅Ｉ玻骸叭媚阊菽憔脱荨！�
我一向知道老先生脾气倔，没想到这回让我碰上了。我很焦急，只好去找世忠商量。碰巧遇到梅先生，梅先生是副团长，我就向他反映了我的困难，梅先生非常理解，立即同意我们演原来的节目，并答应去做陶老先生的工作。我如释重负。谁知吃过晚饭，离演出不到两小时了，陶老先生来了，阴沉着脸，就跟我说了一句：“今晚还是演‘那个’”，说完就走了。我哭笑不得，这老头连梅先生说情都不行。我赶快找世忠对词，我们只能记住梗概，把那个段子分成几部分，世忠加上适当的连接句子就行。演出七点半开始，陶老先生刚过七点就在第一排坐着，不知是监督我们还是担心我们，幸好我和世忠有点舞台经验，临场不慌张，加上节目内容我们熟悉，观众也熟悉，容易产生共鸣，因此掌声不断，笑声不断，效果之好出人意料。刚演完，陶老先生就上了后台，得理更不饶人：“我说怎么样？这效果你们都看到了吧！”
陶老先生是曲艺组组长，又是我们那组的党小组长。慰问团虽然是临时机构，党组织的活动抓得却很紧，几乎天天开会。第二天的党小组会上，我以为这么快就写出了一个节目，演出又很成功，准会受到表扬。谁知这位老先生对我不依不饶，对我又是一顿狠苛：“你马季年岁有多大？你还没过三关（指恋爱、结婚、养孩子）呢，就懒得这样，早起不吃饭，就知睡觉！睡懒觉！让你上段子还有情绪，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你胖成什么样子啦！”简直是胡搅蛮缠，我冤不冤哪？这还不算，两个月慰问结束，慰问团到杭州总结，他在会上还在苛我。
赵世忠说：“马季，这次老头儿可逮着你了。”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送慰问团的专列回到北京，临下车他又跑过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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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性格的领导陶钝（2）
“马季，下车不许回家，上会里（曲协）去改相声！”
我心里老大不乐意，就说：“天冷，我没带衣服。”
他说：“我负责找人给你送大衣！”
得，还是拧不过他。下了火车有汽车接他，他拉我直奔曲协，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
“你就在这儿，不改完不许回家！”随即他找来一件大衣，一筒茶叶，又扔给我几盒香烟，自己往沙发上一躺：“我也不走，你改吧，我这儿看着你！改好了，大众酒家我请你吃一顿，改不好我跟你没完！”
没办法，老老实实改吧！我一遍又一遍，一连改了五天，晚上他陪我睡沙发，星期天也不回家。
当他听我念完最后一遍改稿时，盯着我说：“现在不敢说你会写相声了，应该说你听话了！走，好好吃一顿去！”
陶老先生就是这么古怪，我当时真有些恼他，过后一想，他对事业的责任感，没法不让你敬佩。
还有一次我创作了《登山英雄赞》，在长安剧院举行新节目汇报演出，请他观摩审查。散场时我找他征求意见。
问他：“陶老，我那节目还行吗？”
“你演的什么？我睡着了。”
我凉了半截，敢情他看不上眼。
谁知，没几天，他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马季，电台播了你一段新相声，写登山的那个，我听了，很好哇！”
我告诉他：“那天长安剧院我演的就是这个。”
“啊，那天我睡着了。”
老先生就是这么个人，既古怪又有些喜剧性，后来他一直关心我。“文革”后我创作的新节目，他看后都会给我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在曲艺界，人人都非常敬重他。
。。
毛主席说：“还是下去好！”
在中南海演出，毛主席或周总理的秘书事先都会跟我们交代，你们不要演平时公演的节目，你们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得到很好的休息、放松。因此，我们准备的都是传统的段子，真正幽默的作品。毛主席的秘书就曾对我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录音给他听。毛主席喜欢的段子还有《拔牙》，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和我都给主席说过。有一次我和常宝霆进中南海演出，他问演什么节目好，我建议他演《拔牙》，主席听过不同版本的《拔牙》，但仍然很喜欢。
有一年，毛主席的秘书通过广播局向我们要有关相声的资料，我将平时积累的素材、资料整理了一大包送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喜爱相声，对我们这些从事相声艺术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在给领导人演出中，一些细微的小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平易近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怀。
周总理访问亚非拉回国，广播局专门组织了一个欢迎舞会。我演出了传统段子《找堂会》，是用“怯口”来说各种豆腐菜。演完后总理见到我，笑着说：“你做的豆腐样子真不少，我可以做几样你没有见过的豆腐。”
还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出席。当时我正与说唱团的河南坠子演员谈恋爱，她上台演唱了传统段子《偷杏》，讲一个姑娘想摘树上的杏子吃，但伸手够不到，于是脱下绣花鞋扔上树，正扣在树上一只鸟的头上，鸟儿心想：这是谁给我扣的帽子！幽默风趣。领导们听后很高兴，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她跳舞。当转到我跟前时，总理对我说：“马季，你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我不知他指是什么，不知所措。
“她是谁？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通知我一声！”
随即周总理拉着她来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主席，刚才‘扣帽子’的是马季的女朋友。”
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六十年代初，我参加中央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东农村下乡长达数月，期间我们走乡串村，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并根据这些生活创作了几段相声。从山东回到北京不久，我和于世猷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啦？”我回答：“主席，我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
“有什么收获吗？”主席问道。
“写了几个节目。”
“啊，都演演，我听听。”
我们演出了在山东创作的《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三个段子，说了四五十分钟。说完我走到主席跟前和他握手，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还是下去好！”当时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人们从电影里看到都会热泪盈眶的，而毛主席就在我的眼前，并亲切的握着我的手，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说话。我们当时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对我创作的充分肯定，并激励着我为相声的创作不断努力。
周总理的教诲（1）
1961年，我们进中南海演出，看到周总理正在大发雷霆。什么事呢？原来，头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足球比赛，是朝鲜队和八一队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中国队1比2输了。现场的五百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有关部门当时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这五百多人不解气，一块儿跑到朝鲜大使馆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事报告给总理，总理非常恼火。适值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总理指着我说：
“马季，你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场上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我们要批评这些球迷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是大国，输球不能输人！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我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
回去后我就动手创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节目写好，不能辜负总理的嘱托。足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爱踢球，也爱看球，尤其是国际比赛，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力争到现场一饱眼福。所以，我熟悉球场规则，也熟悉球迷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球场上的情绪反应。落笔时我的灵感如潮，“垫话”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开始，写一个球迷种种的丑陋行为。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我和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此事却记忆犹新。到第二个星期，一看到我就问：
“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我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疑惑他是不是还记着这档事，听到总理问我，我十分感动，赶忙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你演我听听。”
总理听完后说：“要录音，反复的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相声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即时性，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