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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台在中午12点抢先播出了尼克松总统到达的简讯，随后播出了详细报道。应该说，这是新闻报道中常用的形式，但对我们却是一种破例的特殊安排，那时一般新闻报道并不在意时效，都是等核对准确后发综合消息。这次抢先播出简讯，是在特殊情况下而专发的快讯，我们总不能落在美国媒体之后。在尼克松总统到达不久，毛泽东主席立即会见，自然成为这次访问中最重要的新闻，一开始就把访问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很有兴致地谈形势谈哲学，由原来预定的20分钟延长到70分钟。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都在最显著的位置迅速作了报道。据当时拍片的北京电视台李华回忆说：“平常主席会见外宾的片子只拍3分钟，可这段片子我破例拍了7分钟，创了历史记录。还为美国三大电视网提供了图像。”毛主席的会见，世界媒体纷纷评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中央电台及时播出了欢迎宴会、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多次会谈、尼克松总统及夫人的参观、观看《红色娘子军》等活动的报道。应该说，报道量并不大，严格掌握每条消息，也没有气氛的渲染，但却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中，不仅对访问的报道，而且对整个广播宣传政策和口径的把握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按照日程安排24日去游长城和定陵，正赶上连续下大雪，为保证一路安全，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都参加了北京市民的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十万群众连夜奋战铲冰扫雪。美国媒体十分惊诧，纷纷赞扬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性。登上长城的尼克松不禁感叹，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时刻。但在尼克松游览定陵时也出现了小小插曲，冰天雪地的，一些少年儿童穿着毛衣，不合时宜地在那里游戏、打扑克，明显表现出刻意安排的痕迹，周总理对此表示歉意。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非常赞赏周总理当时的坦诚和直率。
访问初期，对新闻报道的把握是非常严格的，一直遵循“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方针行事。后来的报道随着会谈的升温而升温。2月27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中美上海公报》），我方提出要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公报》的写法很特别，谈了共同点，也公开亮明了分歧点，这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而形成的。谈判中的焦点和难点是关于台湾的表达。《公报》中我国重申了对台湾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据说“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提法是基辛格的创见。事过30年后，2002年8月，我去杭州住在西湖名园（刘庄）的八角亭附近，当地领导告诉我，当时《中美联合公报》起草班子就在八角亭，中美双方都在为如何表述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而冥思苦想，基辛格等人从八角亭望着西湖中的苏堤顿生灵感，一堤隔两水，两水是一湖，形成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妙句。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10）
冷静报道《公报》反应
涉美宣传发生微妙变化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世界舆论纷纷评论说：“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甚至说，“由此亚洲和世界的局势缓和了。”但我们的报道是冷静的清醒的。《公报》发表后，周总理一再指示，这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要看行动，真正做起来是会充满斗争的，是长期的，我们主要看行动。中央电台对《公报》的播出是平静的客观的，不炫耀是我们的胜利，报道各国的积极反应而不散布太平观念，着重强调要落实《公报》精神，中美双方都要按照《公报》的原则办事。
我们说涉美宣传的原则不变，而实质上不变中有变。《公报》的发表给过去传统的“反美”宣传带来了政策和策略上的变化，讲“美国”、“美国政府”多了，而讲“美帝”少了，点尼克松的名字更少了。《公报》的发表带来了对台湾宣传的变化，对“美帝国主义立即从台湾滚出去”等提法作了相应的变化，对台湾宣传的方针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公报》发表后就全球战略的提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的“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提法改为“苏美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公报》的发表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中国热”，许多国家进一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有些国家纷纷与台湾国民党断交，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也有的国家由此与中国的关系疏远。与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相适应，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也作了调整。
中央电台的宣传到3月1日，维持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口径；3月2日至4日，美国部分人员未走，维持与先遣人员到达时相同的宣传口径，作为过渡，开始有控制地播出有揭美批美内容的文章，并播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等；此后开始播出《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歌曲，逐步恢复正常播出。这个“正常播出”实际上已经不是尼克松访华前的简单重复。
中美建交与邓小平访美
中美关系驶入正常轨道
1978年12月16日10时（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事前，15日晚，广播局局长张香山召###议说，明天上午10点有重要广播，宣布中美建交，并由华国锋总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央电台要准时播出，内容事先要绝对保密。围绕是否事先发预告，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出于保密，15日明确不作预告。16日上午8点55分，又匆匆决定发预告，9点中央电台赶发了“今天上午10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的预告。事后得知，原先中美商定都不作预告，后来听到###已播出“有重要政策声明”，我们也决定发预告。
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中美建交公报时，中央电台作了现场转播，前后不到15分钟，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时间最短的现场转播。随后又由播音员夏青、林茹分别播出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国政府的声明，共6分50秒。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人民日报》赶发了号外。公报中明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宣布建交公报后，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中美关系问题。因属于中外记者招待会，没有什么内外区别问题，中央电台曾经提出转播招待会实况，但出于稳妥、安全，没有同意转播，中央电台于12点30分播出了录音实况，落在了外国记者报道之后。对录音实况的处理，广播局局长张香山批准了中央电台提出的四点意见：一是回答问题涉及到内容不当的要修改，说话重复、有语气词等不影响内容的保留；二是外国记者的提问（包括直接用外语）照原样播出，不必删节，也不必混播（有人提出要混播），翻译中的外翻中保留，华总理回答时的外文翻译删掉；三是招待会实况全部播出，包括开头语和结束语，保持完整性和真实性，基本上保留招待会的原貌；四是华总理的录音与播音员的录播分别使用、分别安排，连续播出两天（实际共播出12次）。当天晚上的《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公报、声明、记者招待会实况、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同时宣布建交的消息、中国各界人士的反映。中美建交是两国之间的大事，又是一件事关世界全局的大事，但中央采取了慎重态度，通知各地不搞庆祝游行，不敲锣打鼓，宣传上也不搞大的举动。中美建交是双方战略利益需要的结果，机密性很高，但为什么会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之日前公布建交信息？事后得知，一是担心泄密，当时美国舆论已有风声；二是赶在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之前，制造舆论；三是美国看准了中国的市场，急于与中国做生意。
自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向中国示好，大大加速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历史表明，每次国际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国际关系新的分化与组合，都会给我们的宣传政策和策略带来急剧的复杂的相应变化。中美建交又一次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新闻界提出：对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国际反美活动如何报道？是继续反对两霸还是反对一霸？中美建交使过去许多与我疏远的国家接近了，也使有的与我亲密的国家疏远了，宣传上如何把握？中美建交的同时是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对台湾当局是个沉重打击，对台宣传的政策、策略如何变化更有利于统一？等等，都作了及时的研究，采取了相应对策。例如，中央电台在对台湾广播中不再使用“蒋匪帮”，把“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后来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央电台及时作了报道，对中美关系的宣传又一次掀起高潮。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1）
无论发生什么战争，中央电台的声音都不能中断。当时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把“备战”摆在了首位，足见毛主席的重视和心理情结。毛主席不仅提出，而且切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备战”措施，真的在“准备打仗”，如加快三线建设，实行全民皆兵和“深挖洞、广积粮”等，广播电台自然毫不例外，而且是重点部门。
毛主席非常重视广播的安全
毛主席把发生战争的形势看得非常严峻，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大陆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中苏关系破裂，摩擦和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更加严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中苏边境摩擦不断升级，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立即在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上连续报道，备战气氛急剧升温，箭在弦上，中苏之战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抓得更紧、更实，随时“准备大仗”。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通知（“八二八命令”），从此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各机关开始人员疏散、精简、下放。9月15日中央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充分提高对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革命警惕性，“牢固树立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革命的纪律性。城乡各单位都要认真检查落实战备，特别是国防工业及水、电、运输、通讯、广播等要害部门”。
中国各新闻媒体一方面把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必须认真搞好自身的战备建设，确保在战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报道。广播是战时宣传和战时全国动员最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毛主席一向重视广播电台的宣传和安全问题，每逢国内外斗争尖锐的时刻，直接过问广播的事。1962年，毛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从内外两个方面研究落实如何加强中央广播局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电台安全，随后周总理接连到发射台去视察。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谈到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广播局代局长邓岗后来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办好广播，有关战备工程是一件大事。’”邓岗说：“毛主席对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很关心，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就问到这个问题。广播局要安定，不能乱，不同于报纸。要在两三年内建设一支坚强的广播队伍，真正做到中央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类似的话，姚文元也多次传达过。他在一次批阅在天津召开的“广播规划会议”的报告时，也提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1974年11月14日，姚文元在谈到广播电视宣传时又说：“战备工作是件大事。毛主席在十大一次会议上就问我，广播局的战备搞得怎么样？主席最近同外宾谈话，一再谈战争的危险性，广播局要把战备搞好，要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
战备宣传与中央电台的备战措施
战备宣传与备战工作一直是中央电台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当时，中央不断下发有关战备的文件，各地都作为头等大事去抓，全国的备战气氛异常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媒体的宣传报道起着造势、推波助澜作用。这期间，在公开宣传报道上媒体出现过过热和过激的提法。过热，是宣传的量过多，气氛过浓；过激，是提法上把握分寸不当，调子越来越高，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报道全民军事教育、开展军事拉练等活动，它不符合现实局势，也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使本来对中国“文革”的惧怕又上升为认为中国“好战”；甚至内外不分，把内部文件对局势的分析和提法公开。中央多次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宣传报道中存在的偏差，提出“战备宣传，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方针，及时得到了纠正。 。 想看书来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2）
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中央、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央电台的声音一刻也不能中断。那么，如何在战争中确保电台的安全和播音不中断，是考虑最多、顾虑最大的问题。据历史经验，电台一直是敌方袭击的重点目标。可是，未来战争什么时候打、如何打法、多大规模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无法完全预料的，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立足于可能发生的各种和最坏的情况，做好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