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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是明初蔚州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王振个性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其实这也是一切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先决条件。大臣立身于朝，受明主赏识，靠的是才能和机遇，而无耻小人就只能靠狡黠二字了。
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大抵昏君与奸佞之间都有一种很难言说的缘分，并不单纯是手段的问题。
英主和贤臣有时也会这样，比如唐太宗善于纳谏，却也只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他一样要发火，还得魏征出来解围。王振也是一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他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
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的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
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佑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
王佑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
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也是因为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
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瓦刺是蒙古中的一个部落，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的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分。
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朝献马朝贡。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刺部日益强大，瓦刺逐步控制了鞑靼，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统一了蒙古以后，进而想恢复大元天下，统一全国，因而对明朝不断的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
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的箭支，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他的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刺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它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
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的贡使一定的赏赐。因此瓦刺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的规定，瓦刺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后来瓦刺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求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
瓦刺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二千多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刺的胃口越来越大。瓦刺首领也先竟然派出二千五百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三千人。
瓦刺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刺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
瓦刺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军队，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刺铁骑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刺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
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轻率地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英宗亲征的诏旨刚一颁布，满朝文武大吃一惊。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五十万的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坤、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粮，不断有人死亡，尸体铺满了道路。
再加上连日的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坤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刺军队北撤，以为瓦刺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坤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兵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的埋伏，王振仍然不听。
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四十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方向行进。
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向王振建议说：“从这里前往紫荆关，只有四十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该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到。”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的重重包围，虽然英勇奋战，但是寡不敌众，三万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的地势较高，旁边无泉水，南面十五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
士兵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的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
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不加以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越过战壕，奔向河边，军队顿时大乱。
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时，只听一声炮响，瓦刺伏兵四起，喊声震天，瓦刺兵像潮水般涌了过来。乱作一团的明军，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冲击，顷刻之间，全线瓦解。随着瓦刺骑兵刀剑飞舞，一排排明军倒了下去，再加上溃退的明军自相践踏，不一会儿，死尸就铺满了大地。有一些侥幸未死的士兵，很快就成了也先的俘虏，其中包含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被俘虏，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的愤怒，他一手抓住了王振，一手举起了铁锤，大喊一声：“今天，我要为天下人诛杀此贼！”
说完，他把满腔仇恨都凝聚在铁锤之上，对准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连哼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脑浆四溅，像一滩泥似的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五十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灭，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张惶失措，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也擦干眼泪，面奏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
之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的家产，朝野内外听到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闷气。同党也相继被处死，籍没他的家产时，仅金银就有六十多余库，玉盘一百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有二十多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他贪污受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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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话：夺门之变
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盛常侵犯明朝的边界，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征伐明朝，王振怂使明英宗集结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大军离京之后，兵士缺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到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恐惧不敢对战，又命令大军返回。
回师来到了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一百多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虏，王振被将军樊忠所怒杀，史称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
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在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的多次侵犯。
也先释放英宗，然而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遣使迎驾，后又把英宗困于重华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朱见济病死，代宗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意，英宗、代宗因而严重的对立。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联盟，想要拥戴英宗复辟，趁着明代宗重病之时发动政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贬明代宗为成王，并且逮处死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任命李贤等贤臣治国。
明代宗朱祁钰，史称为景泰帝，是宣宗皇帝的次子。朱祁钰的生母，本来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子朱高煦。宣德朝，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驾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
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之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结，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为朱祁钰，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宣德八年，宣德皇帝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帝王朱瞻基驾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孙皇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
本来成王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成王奉命在御驾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深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张太后的授意下成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
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
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
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大臣门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供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