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行烧毁，并进行删节篡改，犯下了不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恶行。
那么多尔衮到底想不想当皇帝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谁不想当皇帝呢？评价多尔衮之功，最可贵之处应该是他在无奈之下顾全大局的睿智。
拥立福临登基是两黄旗与两白旗势均力敌所致，而高宗为他翻案的重要证据则是当摄政王统兵入关之时，世祖年幼尚未亲政，多尔衮如果萌生异志，兵权在握，有什么事不可为呢？
当时多尔衮确实有自立的可能，当时中原只知道有摄政王，没有人知道辽东关外还有幼帝，而且多尔衮首次入京于武英殿，即被前朝官员士绅当成皇帝而朝拜。此时多尔衮如果自立，结果与当日在大政殿会议皇位继承人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引起大清国的内讧而导致各旗间的兵戎相向。
如此这样，中国历史上还会有清朝这个朝代吗？于是足见多尔衮对于大清王朝的意义所在。因此时至今日，论及多尔衮，对他个人而言，实乃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大清王朝而言，却是飞云过尽，谁与争功？
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此后清军在各地实施剃发易服，清军采取多次屠杀以予镇压，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史称甲申国难。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弃土地，增加了更多的流民。为此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后来清廷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并且正式开科取士，追尊崇祯帝与明朝的忠臣。
清军入关杀了多少人？战争造成平民死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就是屠城，而其中又以清初的屠城事件最为著名。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生民疾苦，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谁知这时手握雄兵的守卫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投降了清军，几十万八旗铁骑尽踏中原。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净减三分之二。
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八十多万人。
豫亲王多铎指挥的清军主力，围困南明督师史可法所守卫的扬州城。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
多铎命令清军不惜代价攻取扬州城的西北角，清军在进攻的鼓声和炮声中蜂拥而上，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但是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的南明将士也开始慌乱起来。纷纷跳下城墙逃跑，这些人有的被摔死在城墙下，有的则在之后的巷战之中，死于乱军之中。
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扬州城被清军攻陷，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军俘虏，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为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的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于是英勇就义。
扬州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期望能透过这种主动的讨好，能保住性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大量地隐藏金银财宝。但是这座古老的扬州城在腥风血雨中陷落之后，再次面临更大的劫难，城陷不久，清军统帅多铎便以不听招降为名，下令屠城，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清军入城之后便在那些投降的汉人带领下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二十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是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
到了二十一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五十人或六十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的人也不能幸免。
一个清兵提刀在前引导，一个清兵横槊在后驱逐，一个清兵居中在队伍的左右看管以防止逃逸。三个清兵驱赶数十人如驱赶牛羊一样，稍有不走向前的人，即加以殴打，或立即杀掉。妇女们还被用长绳索系在脖子上，以绳索拖挂，累累如贯珠，女人们由于小脚难以行走，不断跌倒，遍身都是泥土，一步一蹶。
此时街上但见满地都是被丢弃的婴儿，或是遭到马蹄的践踏，或是被人脚所踩，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路过一沟一池，只见里面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流入水中，化为五颜六色，池塘都被尸体填平了，街中尸体横陈，互相枕藉，天色昏暗无法分辨死者是谁。在尸体堆中俯身呼叫，漠漠无人声应答，远远地看到南面有数火炬蜂拥而来，城墙脚下尸体堆积如鱼鳞般密密麻麻。
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
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拦住，乱棒打死。
到了二十五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方才结束。清军接到豫亲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了二十七日，开始赈济口粮，根据焚尸簿的记载，在这次大屠杀中死难的人共有八十多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在偏僻处自缢的人。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为扬州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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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话：汤若望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们为了传教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的文化往西方介绍，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国来介绍，起了一个交流的作用。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为他所制订的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
元朝时，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都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为数不多，如马可．波罗。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规模也不大。他们这些人用劝说和教义来教诲人们，扩散影响力，在众多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这个人加入耶稣会后曾接受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和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尽量地中国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
他精通汉语，一面教学，一面传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汉文化修养结交权贵，像万历皇帝，宰相叶向高、徐光启，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人死后葬在了北京。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中国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的富裕，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汤若望这个人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之家，他的性格比较活跃，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了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同年到达北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编修历书，制造天文系，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这个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传教事业，都在中国活动。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蚀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为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的信任。
在明末战事频繁，后来明军越来越处于劣势，所以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汤若望就帮助明朝用西方的办法督造战炮，他口述了有关制造大炮的相关技术。崇祯九年时候，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造了大炮二十多门，这个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满族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进入到清朝初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数据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法的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随后汤若望数次奉诏入宫，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明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蚀。
顺治七年的时候，清政府给传教士赐了一块地，汤若望在宣武门天主教堂旁重建一个新的教堂，并对原由利玛窦所建的天主教堂进行扩建，如此把宣武门这个教堂变成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教堂，后称南堂。这个南堂也是汤若望等神父的居住地，他们平常就住在这里。
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建国门有一个天文台，叫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大概有五十多个人，汤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负责人，他担任钦天监的监正。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是可亲可敬的长者，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
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他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二十四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他的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里来。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亲近，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他的影响，汤若望对他的影响。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传播的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学问表示出明显的好感。
顺治帝亲赐汤若望通玄教师这么一个荣誉称号，并颁发诏令褒奖汤若望，又亲赐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南堂，他们天主教堂搞了一个碑文，由顺治帝给他做的碑文，并赐教堂匾额为通玄佳境。
顺治帝在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诏令中，只字未提宗教的事，而是肯定汤若望的历法之功。因为摄政王和朝中大臣一致认为靠洋教来统治中国是不行的，还得靠儒教文化。
就在汤若望受宠之时，厄运正向他一步步地走来。所谓的历狱就是因为历法之争而造成一场冤案，中公历法之争由来已久，早在顺治十六年，朝中有一个大臣叫吴明烜，这个人就上疏说汤若望的历法不行，不管用，错误很多。
吴明烜为什么上疏呢？他和汤若望结下了怨恨，因为在这之前，吴明烜原来这个人，他就在钦天监任职，力推回回历。这个人他是力推他们的回回历，但弄得不准。汤若望上疏指出他的错误，所以这个人比较恼火，当时是被革职回家了。
到了顺治十六年的时候，他上疏弹劾汤若望，他说：“你汤若望这个历法也不行。”
结果顺治让手下大臣到观象台去验证，结果吴明烜的推算有误，按照清朝的律法，本应该杀头，但是顺治赦免他，并没有治罪。到了顺治十七年，钦天监的官员，也是个回回人，叫杨光先，又上疏对汤若望进行非难，说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三大罪状，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杨光先还说：“汤若望这个人在澳门屯兵不少，汤若望就是这些屯兵的头目，不可不防。在澳门屯兵这么多，不可不防。”
这三条罪状都是很狠的，哪一条都可以置汤若望于死地。但是顺治皇帝看了这个奏书以后，他觉得杨光先这个奏书有点太勉强，所以对他这些无稽之谈置之不理，于是杨光先这次也没有得逞。
顺治死了，八岁的康熙登基，朝政掌握在辅政四大臣手中。这四人比较保守，没一个开明的，对西方这一套都不感兴趣，甚至反对西洋学说，这样朝中有关历法之争的双方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康熙三年的时候，杨光先就又上疏了，因为觉得把握大些，控告汤若望等为职官谋造反，造传妖书惑众，如不现在扫除他，后患无穷。
在这个上疏中，除大力贬斥天主教教义和新的历法之外，杨光先还抓住荣亲王葬期择日一事。当时荣亲王死了，看看哪一天下葬比较好，有关人员找汤若望去讨教，结果汤若望没弄准，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被指责选择的葬期很不吉利，以致连累了荣亲王的母亲和顺治皇帝先后去世。
这可不得了，这就形成涉及重大问题的大案要案了，皇帝、荣亲王及他的母亲是因为汤若望没弄准而死的。苏克萨哈和鳌拜也对顺治生前的政策早有不满，但是他们也没办法，这次就利用杨光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