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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吴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吴三桂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三桂之外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三桂，因为吴三桂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三桂的靠山，为他开脱，也不无作用。
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的影响力。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不足为惜。
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吴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吴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的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朝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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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话：劝降
吴三桂先自从松山，再从杏山，几乎独身一个人逃回宁远，所部的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然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之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
对吴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初，吴三桂练兵已经达一万人，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士兵，约是二万五千人之多。
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显见吴三桂这时已经成为明在关外的唯一的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地坚守着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亡之罪，也许是出于赎罪的想法，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松山刚破，便与另一个逃将白广恩等率领四千兵，试图组织一次的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经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吴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到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吴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的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过了四天，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之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包围锦州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也可以得到。”诸王准许他投降。
于是锦州经过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祖大寿的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亡之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他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与他的关系，一举夺取宁远。
但是吴三桂并不想投降，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他们曾经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道祖大寿已经投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这项取宁远计划于是终告落空。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离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到，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为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经失去了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包围锦州的战术来包围宁远。
清朝内部确实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之时，迅速攻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然攻下，宁远陷入惊骇，山海关溃乱，燕京震动，明军总兵吴三桂以松州、锦州失守的原因，既踏可杀之罪，今天祖大寿归顺，吴三桂自然不能安心，又必有脱死之术。祖大寿的妻子小孩还在宁远，已经心切来归。”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军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他在处理锦州明军官兵及家属的时候，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
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次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
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宣明松州、锦州岂有生杀之理，顺逆之端，以诛留分别。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能不摇动他的心志吗？”
他想起当年镇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提醒清太宗当乘现在宁远正在仓皇无措的时候，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到各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如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是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好友，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吴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旋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
他们警告吴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吴三桂在军事上已经遭到惨重的损失，现在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果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别无其他。
正如清太宗所明告的，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吴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说是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说是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说是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惑诱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吴三桂的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经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吴三桂的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吴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与此同时，他仍然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吴三桂发出了劝降信。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令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望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吴三桂。
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又如同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吴三桂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明军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马步兵出战，清兵将他的骑兵击败，获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由此看来，吴三桂仍无降意。
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最为上策。他认为明军已经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何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
祖大寿这一个建议的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吴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吴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在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了，总算给了祖大寿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给清太宗御览。
这就是说吴三桂已经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吴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祖大寿写信，确实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离明亡仅一年多，明朝已经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
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是多么的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经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
以吴三桂的聪明，他不会看不出这一个险恶的形势。在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回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然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关系上来答复祖大寿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
清太宗在给他的覆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吴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地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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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话：初见陈圆圆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有人认为吴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代表，他没有降清，是纯粹从个人利害考虑的，说他有庞大的家产，居于优越的地位。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
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
除此之外，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更是严格，他们重视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个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来吃；马快吃完了，杀人来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经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
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投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的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
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的投降？中国向来有轻视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
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乎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
他是清军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吴三桂忠君吗？他在明清关系上，一直到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祖大寿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的问题。
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经降清，故意装作不知道，仍然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为袁崇焕被逮，祖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回宁远，崇祯也不加罪，同样吴三桂在松山逃脱，仅是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他临阵脱逃之罪的。
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没有错误，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吴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吴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也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
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唯有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这些对吴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
在明清两大势力搏击的舞台上，有这样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