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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好两座山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以上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
——《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2006年3月23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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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个司空见惯的词语，两种寓意深刻的意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这“两座山”寓意的发展理念，不仅引领着浙江的发展，更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南。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浙江安吉的竹海是美丽乡村的标志，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即在此，这让浙江安吉一举成名，慕名前来万里竹海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习近平来到安吉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余村村委会主任潘文革记忆犹新，在简陋的村委会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告诫干部群众“不要迷恋过去的发展模式”，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余村的旅游年收入已达到1500万元，是十多年前矿区卖石头的5倍之多。余村的绿色发展之变，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最生动的佐证。
十多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着浙江发展，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八八战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打造“绿色浙江”。绿水青山，不仅仅是展示浙江的“金名片”，而且成为浙江可持续发展的“摇钱树”“聚宝盆”。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他在多个场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使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比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阐释得入木三分。习近平认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浑然一体、和谐统一。跨过拿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错误阶段，跨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难以取舍的彷徨与矛盾阶段，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融合境界，习近平提出的这三个阶段，是每个地方发展都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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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马理论
现代民主政治的成果主要是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著名的“驴马理论”，说的是：马比驴跑得快，一比较，发现马蹄比驴蹄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蹄换作马的蹄，结果驴跑得反而更慢；接着再比较，又发现马腿比驴腿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腿也换作马的腿，结果驴反而不能跑了；接下来，依此类推，换了身体、换了内脏，最后整个的驴换成了整个的马，才达到了跑得快的目的。这个“驴马理论”说明，“民主选举”仅仅是一个“马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光是换个“马蹄”，倒还不如不换。“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同“民主选举”一样重要，一样关键。“半拉子”的民主，造成“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反而把原有的秩序都搞乱了。
——《在金华市调研时的讲话》（2005年6月17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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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换上马蹄，驴还是驴，但跑得更慢了。换了腿、身体、内脏……整个都换掉，跑得快了，可驴也就变成马了。习近平通过讲述“驴马理论”，在精妙的比喻、生动的细节、有趣的情节让人捧腹之时，将理论问题阐释得清晰透彻、入木三分，可谓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有四两拨千斤的传播效果。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举了发端于武义、当时正在金华推广的“后陈经验”作例子。后陈村处于武义县城郊结合部，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村集体资金短时期内急剧增多，出现村干部违纪问题频发、干群冲突严重、群众不断上访等问题。2004年6月，后陈村以充满“泥土味”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以独立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监督村务管理制度的实施和村务管理的运作，开启了村务民主管理实践探索的序幕。从此，后陈村走上了以监督促进制度完善、以监督推动民主建设、以监督保障社会和谐、以监督实现村庄繁荣的创新之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身”。
之后，村务监督委员会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当初应急的“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成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功典范。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金华调研时讲述“驴马理论”，是要借此说明，村级民主政治建设要积极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要全面地加以理解”。习近平认为，民主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主选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光是换个“马蹄”，那就是“半拉子”的民主，还不如不换，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四个方面都配套完善起来，才有真正的民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也是习近平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语。他强调的是，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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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守国门
何其为领导干部？说得直白一点，组织上让我们当领导干部，就是派我们在这里站岗放哨，这叫守土有责。古时候，刘邦的《大风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意思就是说要有一批人来守土，负责站岗放哨。当年，明成祖迁都到北京，虽然有其他因素，但对外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天子守国门”。“天子守国门”，意思就是皇帝不能坐在中间享福，要守国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清代守钱塘大堤的塘官，当时是四品官，与知府享受一样的待遇，待遇很高；但是有一条，就是不能决堤，如果决了堤，不等皇帝来找他算账，他就跳塘自尽了。当年的封建官吏尚且如此，现在我们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明白责任，敢于负责，保一方平安，强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守土有责”》（2005年2月16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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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本来是沛县泗水亭长，因为释放刑徒而逃亡到芒砀山中，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也举兵响应。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军灞上，秦王子婴遂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取得最终胜利，统一中国，建立汉朝。
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后凯旋，并顺路回到自己的故乡沛县，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晚辈都召来，共同欢饮。席间，他以这首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表达着招揽人才、人尽其才的渴望。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在明朝肇建时被封为燕王，进驻封地北平（今北京）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后来明建文帝即位，采取削藩政策，朱棣遂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于1402年在南京称帝。朱棣在1421年迁都北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仍有蒙元残部，对明朝安全构成威胁，朱棣出于国防考虑，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用行政手段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
在清代，塘官身系沿江人民身家性命，职责不可谓不重。据浙江《海昌志》《海宁市志》载：从吴越至晚清，赴任浙江海宁塘官之职的有数百名官员。乾隆年间，曾有一次钱塘江大潮冲毁石塘，督阵修塘、护塘的赵姓塘官面对破塘痛呼：“吾身为塘官护不了塘，无颜面对皇上，无脸见于百姓，惟有以死铭心。”言罢，纵身跃入滔滔江水之中，随同的技工、衙役和百姓无不为之动容。塘官投江体现着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
刘邦的《大风歌》、明成祖的守国门、塘官的防决堤，这些故事虽然分布在时间轴的不同坐标点，却都承载着关于责任与担当的思考，都强调要“明白责任，敢于负责”。习近平以古喻今：连封建官吏都能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意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又有什么理由逃避责任、拒绝担当？
“担当”，可以说是习近平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在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就斩钉截铁地宣示，“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可以说，担当，体现着他鲜明的执政风格。习近平对“担当”的大力强调，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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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理论
必须看到，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也就是说，我省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这既需要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更需要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2004年12月10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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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理论”讲的是，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只木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人们往往用“木桶理论”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好，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好，各个部分往往是良莠不齐的，而决定总体发展水平的不仅是优势部分，更取决于劣势部分。因此，推进发展不仅要看到优势和长项，更要看到劣势和短板，并尽量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2002年，浙江为了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开始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加强沿海发达地区与浙西南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开发、新农村建设、劳务培训就业、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合作，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同步实现现代化。此举目的在于，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全方位的合作，有的放矢地加大工作力度，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使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把补足短板、协调发展融入到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在他提出的“八八战略”中，“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赫然在列。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习近平更是从全国范围内思考协调发展的蓝图。2012年12月，习近平履新不久就顶风踏雪来到太行山深处，这里道路狭窄崎岖，属全国连片特困区，人均年收入900多元，他对干部们说：如能看到真贫，从北京到此3个半小时的路程就值了！可见他对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的关心。
2014年2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以“十个指头弹钢琴”为比喻形象阐述了协调发展的内涵。他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贯穿其中的思想，正是协调发展。
习近平通过“木桶理论”，深刻阐释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全面小康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小康，而且是欠发达地区的同步小康；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更应是精神文明的饱满。
注重协调、强调平衡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是重要内容。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强调，“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正是要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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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理论
有人提出一种“地瓜理论”，非常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现象。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省外、国外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
——《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2004年8月10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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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块茎长得更加粗壮硕大。没有藤蔓的延伸，块茎就会缺少营养；没有块茎的坚守，藤蔓就会失去方向。藤蔓隐喻着扩大开放的方法论，而块茎则代表着一种站稳脚跟的目的论。可以说，“地瓜理论”揭示出的，正是“站稳脚跟”与“扩大开放”之间的辩证法。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跳出浙江”就像地瓜向四面八方延伸的藤蔓一样，最终是为了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企业走出去也能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发展转型升级，最终是为了“发展浙江”。习近平认为“跳出浙江”不是“外流”，而是“外扩”。他举例说，无数的温州人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