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楼”，有力驳斥了“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是权力斗争”等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的坚定决心。
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以“纸牌屋”为喻。在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有记者提问“中国反腐有没有权力斗争意味”，习近平表示，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善于讲故事的习近平，借用美国文化符号巧妙回答敏感问题，赢得了现场听众和美国媒体的广泛赞誉。“没有什么‘纸牌屋’”的暗喻，诠释出中国共产党正风反腐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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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脂膏
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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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清朝的廉吏，除了尽人皆知的于成龙，还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河南兰考人张伯行。张伯行生于1652年，卒于1725年。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康熙评价“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特地撰写了这篇《却赠檄文》，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檄文言简意赅地说，一根丝、一粒米，都关系我的名节；一厘钱、一毫钱，都属于百姓的血汗。宽待一分，百姓所受的恩惠就不止一分；索取一文，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谁说这是交际的常道？其实有损道德。如果不是不义之财，这些东西从何而来？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不敢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去。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人们誉为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
不过，在灾荒之年，张伯行却能“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还开仓放粮赈灾，别人因此指责他独断专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质问：“谷仓更重要，还是人命更重要？”这样的清官、好官，备受百姓爱戴。张伯行卸任江苏巡抚时，扬州百姓以水果蔬菜相送。他婉言谢绝，百姓们哭着说道：“您在任上，只喝了我们江南一杯水；您今天走了，千万不要推辞百姓的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棵青菜、两块豆腐，“一青二白”。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联系河南兰考县。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他讲述了张伯行的故事，以张伯行的行止事迹说明，小事小节是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良好作风是在小事小节中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全文引用《却赠檄文》，警醒全党谨记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哲理，因为“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到腐化堕落境地的”。
习近平指出，张伯行的《却赠檄文》，“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此文照见严以用权、廉以为官的严格自律，也说明古代廉政文化、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是廉政教育的一座富矿。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古代廉吏故事、援引廉政格言。2013年时，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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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
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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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项羽同叔父项梁举兵反秦，一路所向披靡，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秦朝灭亡后，项羽仗势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在世人眼中，项羽武勇出众、气魄盖世，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英雄豪杰，巨鹿一战项羽更是威震海内，号称“西楚霸王”。
鸿门宴本是项羽杀死刘邦的绝好时机。然而宴会上，项羽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为刘邦的忍辱屈从所迷惑，为樊哙的义正词严所折服，背弃了同范增的约定。范增“数目项王”，一再提醒项羽杀刘邦，项羽却假装没看见。刘邦脱身离去，项羽竟还欣然收受刘邦的礼品；范增怒斥“竖子不足与谋”，项羽依旧无动于衷。最终，项羽在与刘邦争夺天下中兵败失势，自刎身亡，年仅31岁。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兵败溃退之际和虞姬诀别，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悲情场面令众人潸然泪下。
司马迁评价，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尚不觉寤而不自责”，大势已去时竟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自己开脱，失败实属必然。
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惕厉全军不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引用“霸王别姬”的典故，以之勉励领导干部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如果像项羽一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难免有一天要“别姬”。
习近平从党的执政基础和生死存亡高度看待作风问题，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警示党员干部，不解决好作风问题，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情时刻。他还说过，“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这些铿锵话语，既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承载着对全党同志改进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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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命而俯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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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应当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努力向有道德的人学习。而孔子的远祖正考父，早已诠释过严以律己这个命题。
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正考父深受宋国三代国君倚重，官拜上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之态，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为了惕厉自儆、教育儿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于是就有了“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佳话。铭文中一个“偻”字，一个“伛”字，一个“俯”字，伛恭于偻，俯更恭于伛，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正考父地位越高越恭敬的情状。“三命”相连，层层递进，可谓谦意涟涟，恭风泱泱。接下来，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就是说，即便沿着墙根走，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你，这正是人格的力量、品德的力量。
正考父的美名和故事，《史记·孔子世家》《左传》等典籍均有记载。《孔子世家》中写道：“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彰显出他严以修身、清廉从政的品德。他教育子女家人守德持正、谦虚恭俭，同样传为佳话。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说：“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僖子根据“正考父粥以糊口”，预见正考父家族必会出现贤达之人。如今，由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考父》，将正考父的事迹搬上舞台。正考父廉洁为官、谦恭用权、忠义传家的优秀品质，还会影响更多的人。
正考父的谦虚低调、清正谨慎，犹如一道对权力诱惑的思想防线，确保了个人不逾矩、权力不越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位置放低一点。
正确看待权力、规范使用权力，可以说是考验领导干部的第一道门槛。习近平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为官避事平生耻”，党的干部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他提出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正权力观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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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而亡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是，唐王朝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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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在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中这样写道。欧阳修分析后唐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秦朝二世而亡，唐朝安史之乱，都可以从中探得逸豫亡身的历史教益。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有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功劳。但如《史记》所言，“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嬴政即位之初便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共征集了72万人力。有人测算过，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数，几乎是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汉书》中记载：“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也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因此可以说，亡秦者，骄奢淫逸、仁义不施也。
唐朝的由盛及衰，统治阶层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同样是主因。“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选取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一事，形象揭露了唐朝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根据《旧唐书》记载，玄宗“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如此人员众多，足见日用生活的奢侈靡费。唐玄宗沉迷享乐，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祸乱朝政，结果安禄山兴兵谋反，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的铁律。习近平讲述秦二世而亡和唐王朝衰落的例子，正是要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提醒全党同志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正像他所指出的：“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对于反腐败问题，习近平一直都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多次表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早在主政宁德时，他就说过：“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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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音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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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文情才气为标准给各个朝代皇帝排个名次，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赵佶，绝对都会名列前茅。
陈叔宝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每有宴会便与大臣吟诗作对，对促使诗歌的格律规范、奠定隋唐诗歌盛世起到了重要作用。《玉树后庭花》等诗作，显示了他较高的文学造诣。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千古传诵，让李煜有了“词中之帝”的美誉。赵佶自创一种书法字体“瘦金体”，花鸟画自成一格，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履历失色。陈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