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 第3部分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履历失色。陈叔宝沉迷于俗脂艳粉、灯红酒绿，终致兵败亡国。《玉树后庭花》因此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刘禹锡也感慨“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杜牧夜泊秦淮，听闻歌女吟唱《玉树后庭花》，也不禁发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叹。

　　　　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败的前兆。“五子登科”原本为中国民间祝福的俗语。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趁收复失地之机大捞一把，“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结果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人心，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下场。

　　　　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提醒坚守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告诫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在习近平看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亡国之音”还有一层寓意，就是作风建设一定要从为政者抓起，“关键少数”先把自己摆进去，方能“上行之，下效之”。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到广东考察，行程中没有戒备森严的安保，也没有欢迎横幅。到河北阜平访贫问苦，他跟陪同人员一起，吃简单的饭菜。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他卷起裤腿、自己打伞，现场了解情况。这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让干部群众看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以身作则的政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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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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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尖锐批评，逆耳之言，越是有含金量的话，可能越难以被接受，能听进去需要胸襟，能讲出来需要胆量。但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也就是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正直，并非是性情有变化。如果君主不愿听自己的过错，那么正直的人也会变奸佞；如果君主愿意听真话，那么奸佞的人也可以变正直。大臣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怎么动，影子就会怎么动。

　　　　习近平举裴矩的例子，是为了强调说真话的“指挥棒”掌握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只有敢于听真话、鼓励讲真话，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胸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方能让真话诤言蔚然成风。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他强调，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听真话。除了讲裴矩的故事，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明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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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这方面的逸事较多，有两则小典故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则是《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钱俶进宝犀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惭服。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缠足》记载：李后主嫔妃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决不是小事。

　　　　——《生活情趣非小事》（2007年2月12日）摘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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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之下效之，是自古以来匡正风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古人说：“不躬不亲，庶民不信。”《论语》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里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民间俗语里，同样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的说法。宋太祖和李后主的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有力印证。

　　　　钱俶是钱镠之孙，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宋太祖平定江南，钱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出兵助宋灭南唐，而后归降宋朝。史书记载，归降后钱俶以器服珍奇进献宋太祖，宋太祖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宋人轶事汇编》中收录了钱俶向宋太祖进献贵重腰带，反遭奚落的故事，刻画出宋太祖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清正形象。钱俶虽为亡国之君，但他遵循钱镠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归降宋朝避免一场战事，吴越老百姓深感其恩，至今西湖边仍留存有钱王祠、保俶塔等纪念他的古迹。

　　　　缠足陋习起源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南村辍耕录·缠足》的记载，有人提出缠足始于五代之说。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着素袜翩翩起舞，使舞姿更加优美。世人遂皆效仿，以纤弓为美，足见上行下效的威力之惊人。

　　　　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讲述一正一反两个典故，阐释执政者所能起到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习近平多次明确要求，在作风建设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率先垂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上，他引用“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一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再次表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自青年时期起就是这个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会形成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领导同志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从带头遵守“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从开诚布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到躬身践行“三严三实”，中央政治局坚持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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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欺

　　　　《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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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不欺”，即“民服”，由于时代和认识所限，古代官吏以实现百姓服从为施政目标。《史记》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则事例三种施政策略，一个亲力亲为，一个求贤自辅，一个威化御俗，虽然施政风格和理念差异很大，但都取得了“民服”的效果。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汲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他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他“铸刑书于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

　　　　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位列“孔门七十二贤”。治理单父时，他每天弹琴取乐，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他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重视选用当地贤人高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做邺县县令时，调查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妇”骗取百姓钱财。在河伯娶妻时，西门豹借口要向河伯禀告，把巫婆神汉、地方官员扔进河里，一举破除了这一民风陋习。而后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还颁布律令，禁止巫风，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做好群众工作，态度情感是基础，方式方法是关键。方法不对头，好心可能办坏事。习近平引述“三不欺”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方式方法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欺”的启示是为政应亲力亲为、明察秋毫，让公开透明、公平正义得到最大彰显。“不忍欺”的启示在于重用贤良、广施教化，用实际成效激发人，用真心诚意打动人，用崇高价值鼓舞人。“不敢欺”则告诉我们，法治方式和凌厉作风是纠治社会顽疾的良方，重典治乱、重拳执法才能实现风清弊绝、河清海晏。

　　　　做群众工作，习近平在年轻时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跑遍所有乡和村，乘车、步行几个小时到最边远的山乡视察，不只是嘘寒问暖，而且摸棉被、揭锅盖，去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此为“不能欺”。在陕北农村插队，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修筑淤地坝、成立铁业社、建沼气池，与民为善、为民谋利的事他力求做到最好，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贫下中农的好书记”，此为“不忍欺”。在正定工作期间，严肃清理农村财务，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福州，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主政浙江，突出污染防治这一重点，确保环境安全，此为“不敢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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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所向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呢？”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诚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难得他看到了民心所向问题，这也确实道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的血肉联系。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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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人称“头号中国通”。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国”。费正清曾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执教清华，并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的代表作之一，展现的是从1800年到1985年历时185年中国的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

　　　　国民党何以从大陆溃败，共产党何以赢得胜利，这是一个国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早在1946年，《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就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费正清撰写书评称，《中国的惊雷》“真正揭开了盖子”，他对国共内战进行了大胆预测，认为群众路线使中共能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最后的胜利会属于中国共产党。

　　　　与美国政界高层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中国问题不同，熟悉中国历史的费正清以其深邃而清晰的观察指出，只有民心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他将这些观察和判断，写入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中同样指出，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援”，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所以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从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虽然篇幅只有12万字，却能看出他对廉政建设、群众路线、共同富裕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看出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