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深刻把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究竟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来。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习近平这个重要判断，至今看来依然分量千钧。
人心向背，是习近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党群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以费正清的研究成果为旁证，阐明中国革命胜利取决于民心向背的历史启示，以此告诫党员干部勿忘为民初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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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之问
黄炎培先生曾对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黄炎培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脱离群众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并把它作为我党的唯一宗旨写进党章之中。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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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交往佳话。
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立志于“教育救国”，在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上不懈探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竭力维护民主团结、促进抗日斗争。1945年7月，为巩固民主团结、促成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虽然只有5天时间，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在造访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干脆果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写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对人民福祉的追求。
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他在座谈中强调，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重提“历史周期率”的警示，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警示“霸王别姬”可能因作风问题而出现，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心里装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是我们党90多年风雨历程中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宣示的，不论走多远，中国共产党都不会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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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民之患
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明顾炎武有诗云“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意谓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博得了人民的信任，百姓肯为之捐躯。封建君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然而当他来到人民中间，肯于多少代表一点人民的意愿，肯于多少与人民同一点甘苦，人民便可为其“致死”。我们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只要我们密切联系人民，真正与民同苦、与民同忧，我们必定会重铸我们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必定会赢得全体人民的同心同德。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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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两句古训，可谓是民本思想的一个缩影。
明万历十年，为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向明神宗上疏，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带征钱粮，对于百姓积欠的税款不再追究。他提出的理由是：“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意思是说，实现国家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体察他们的疾苦。这一“安民”举措，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苏辙是苏洵之子、苏轼之弟，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慕“亚圣”孟子。苏辙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看法，因此上书神宗皇帝，力陈对新法的看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辙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便是其中之一。苏辙以此劝谏宋神宗，应把百姓疾苦当作自己的“腹心之疾”来对待，设身处地为百姓消除忧患。
“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秋山》一诗。1645年清军南渡击灭南明弘光政权，顾炎武的几个亲人在嘉定屠杀中蒙难。作者悲愤赋诗，抒发对南明覆亡的痛楚和复国的决心。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栖居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越国百姓情愿以死相随，为国捐躯。作者借用勾践复国的典故鼓励南明君臣，只要有抗敌复国的决心，人民就会群起响应，重整河山。
习近平讲述察民疾苦、去民疾患的道理，以之提醒广大干部做好群众工作。要真正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位置上，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把工作做到百姓的心坎上。要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多了解群众的期盼，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以百姓之心为心”，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曾深情感慨，扶贫是他花精力最多的事情。他曾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深入冰天雪地的边疆，走进贫瘠困苦的老区，察民情、听民意、问冷暖。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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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不言贫，勤不道苦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我们各级干部一定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努力做到“廉不言贫，勤不道苦”。这样，我们就能永远植根于群众之中。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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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上联意思是：真正廉洁的人，不会讲自己如何清贫；真正勤政的人，不会抱怨自己如何辛苦。下联意思是：要重视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努力践行自己所认知的理念。“廉不言贫，勤不道苦”是对上联的化用。这个既讲廉政也讲勤政的为政箴言，在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中，仍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蜀国丞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生节俭，从27岁出山到53岁病逝于五丈原，勤勤恳恳辅佐刘备和刘禅26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据载，诸葛亮在临终前给刘禅写下了《自表后主》一文，文章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北宋司马光，幼年时“砸缸救友”，成就一段机智果敢的佳话。他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励，做事刻苦勤奋，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入仕40余载，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高官要职，一如既往地清正廉洁，“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晚年的司马光曾写下《训俭示康》一文教导儿子司马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颇具警示意义。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堪称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有这样一个细节：1936年，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发现，毛泽东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一件缀补过的大衣，压根儿没有个人财产；红军官兵待遇平等，且薪饷微不足道，没有人为了个人发财而贪污、徇私……斯诺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从诸葛亮到司马光，习近平以人解联、以事说理，提出了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的问题。清廉乃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廉又勤，官德才算圆满，善治才能成真。
习近平曾填词一首感佩焦裕禄执政为民的情怀，也曾亲自撰文称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言近旨远地说：“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可见，勤政廉洁的优秀品质，是习近平心中分量最重的政治素养。廉政建设和勤政建设既是一场清廉和效能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观念深处的革命。在思想深处建构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自觉意识，“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干部才是好干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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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篇 二、品格故事：“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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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棉被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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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记录着红军战士与老百姓之间的亲密感情，象征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各个军团陆续抵达湖南汝城县文明圩，红军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并在此休整了一周。正是在此期间，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住在了沙洲村村边的一间破旧茅屋里，茅屋的主人就是徐解秀和她的丈夫。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一张用楠竹钉成的床架，床上垫着稻草、铺着破席，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在急行军中丢弃了行装，只带着一条棉被，女主人就和三位女红军合盖这一条被子、挤在这一张床上，而男主人则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她们。
三位女红军与徐解秀同吃同睡同劳动，还帮着徐解秀烧火煮饭，闲时给徐解秀夫妇讲革命道理。几天后的大清早，女红军们要上路了，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夫妇，但夫妇俩说什么也不肯接受。直到送到村口，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夫妇还争执不下，这时一位女红军从背包中摸出一把剪刀，把这条被子剪成了两半，她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以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徐解秀接过这半条被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流了下来……
无论是将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的苏区老农，湍流中用生命摆渡红军的大渡河船工，还是扎起三道“天花”（用松柏和鲜花做的牌坊）迎接红军的硗碛藏民，长征路上处处都有红军的亲人，这正是长征的胜利密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是为了说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为了告诫全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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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不取灵芝
在实干实政方面，历代统治者都予以注意。有一次，广西巡抚陈元龙给康熙奏报，“桂林山中产有灵芝，时有祥云覆其上”，采到一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的灵芝，并引用《神农经》中“王者慈仁则芝生”的话。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他还批过：“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古代统治者也明白，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其封建统治是要垮台的。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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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祥瑞象征人间政治清明。封建帝王因而盼望出现所谓“祥瑞”，这就让那些阿谀奉承者得以用虚假祥瑞邀宠献媚。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1713年，广西布政使黄国材向上级广西巡抚陈元龙报告：当年二月，